1．理性的追思

二十岁时，我立志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于是，我决定报考当时最为盛行的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并且成为四川大学建外语系以来第一个直接从本科考上的同学，书记亲自将档案送到四川师范大学。但是，四年苦读后发现：美学作为一门学问究竟该研究什么，我却变得糊里糊涂了，虽然曾经洋洋洒洒写过几万言的“美学的诞生”之类文章。

名声的美魅，吸引我继续前行。我满怀崇高的理想，在1993年写成了学术专著《日本历史的逻辑》，得到研究日本思想的专家卞崇道先生的首肯作序。两年后公开出版，寄给日本、德国、美国等等凡是有汉学研究的图书馆以及国内一些自己敬重的学者，但是，应者寥寥。原来以为会引起巨大轰动、很快应当被翻译成日语的著作，石沉大海。由朋友赞助加上部分自费出版的这本书，十六年过去至今还有一百本左右放在我的床底下。那时，我的确认为我已经发现了日本为什么在战后60年代迅速腾飞的秘密，发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什么走向军国主义的答案，甚至对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失败也恍然大悟；那时，我二十八岁。

对于学术界，我感到由衷的失望。不过，不知不觉中，学术研究本身却带给我一种盼望。在研究日本历史的逻辑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为什么在明治维新前尊重中国人、在二战前尊重欧洲人、在战败后尊重美国人、但到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后就以自己为大，因为他们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后裔、自己是天皇护佑的子民。既然神不会犯错误，那么，在神的命令下所做的一切都不为义，都是为了把大东亚人民从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下拯救出来。日本人在二战中自认为属于“救世主”。原来，他们通过把天皇神化、使天皇成为现在活着的神（日语为“现人神”）而赋予了自己优越于其他民族以神学依据，进而塑造出使大和民族神化的逻辑。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个群体绝对骄傲的根源。相反，人要绝对谦卑，基督教关于复活的耶稣基督成为人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的教义就尤为重要，因为基督耶稣现在还活着，人就不能越过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成为神、坐在他的右边，甚至代替神行道，无论你是旷世天才还是万代枭雄。况且，这位耶稣基督，教导人要爱上帝、爱邻人如自己。人只能谦卑地匍匐于大地上，在仰望中敬畏、在敬畏中存留。因耶稣基督，人成为人、上帝成为上帝，这就是人类生活的正义基础。人所生存的世界之正义由此得以建立，其中的世界因子——语言、时间、自我、自然、社会、历史——因人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关联而各就各位：世界中的语言是人所栖居而非工具化的对象，时间是人所安息而非忙碌的依据，自然是人所管理而非征服的对象，社会中的他人是人所共在而非革命的对象，历史中的传统是人所传承而非抛弃的对象，自我中的个人是人所生成而非消费的对象。所有这些的根据，由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信仰给出了承诺。我从理性上扫除了成为基督徒的障碍，决志谦卑地生活。

为了能够提高英文口语，经过研究生期间的学妹（其实际年龄比我大得多）介绍，我来到一对加拿大夫妇Bill 和Shirley的家，同一群年轻人开始学习《新约》的《加拉太书》。每周四的查经过程中，我都会向男主人Bill提出多多的疑难问题。如，“既然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上帝怎样在历史中把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既然基督徒有上帝来的智慧，那么，你为什么无能回答我提出的这样的问题呢？”他或者翻阅《圣经》似是而非地回答但非常耐心，或者借阅如《圣经中一百个难题》之类的书让我独自探索，或者为我祷告求上帝让我谦卑地追求来自上面的智慧。一段时间过后，我感到他根本回答不了我的问题。我选择沉默，继续去学习。原因有二：那里的姊妹一个比一个青春、容光焕发，喜乐盈盈，仿佛每周用什么特殊的保养护肤品洗过脸；每次查经结束后，弟兄姊妹们把一个长得很矮的女孩从楼上抱下来，Bill夫妇也温情地从四楼下来目送每位，其眼中流露出的平等、博爱的目光，使我深问如此美德究竟来自何方神仙？我从感性上体会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信仰的力量。

2．救恩的临在

1994年底，他们决定回国了。我被他们作为基督徒的大爱吸引，并得到一位来自非洲马里的黑人弟兄与来自德国的白人姊妹在圣经学习方面的引导与帮助。由于受到法国神学家西蒙·薇依《重负与神恩》一书的影响，既然上帝没有感动我跪下来聆听到他亲自对我说“要接受洗礼”，我只要在心里信就行了。次年10月国庆节前洗礼当天，作为皇室后裔的马里弟兄引用《马太福音》28：19－20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既然相信，那就应当顺服耶稣基督本人的命令。我一头栽入水中，起来后天也没有开，也没有听到任何来自高处的声音。我蒙恩得救，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依然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作多卷本的《人类历史的逻辑》，清晰地要探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逻辑原因，以便为人类的未来发展给出一点启迪。为了能够阅读第一手文献，我同时着手学习法语、继续修德语，计划在四十岁前掌握今日世界上通用的几种语言；1995年3月，我从停薪留职两年后返回单位，同时开始写作具有导论性质的、作为阐明人类历史的逻辑的奠基性的著作《历史与逻辑》一书。经过两年日夜笔耕，1997年我完成了该书上卷约四十万字，从人的时间意识开始进入到历史怎样生成，从人的价值言说开始分析逻辑如何形成，最后从历史与逻辑的关联发现了世界的图景。它背靠语言而在，拟定写作下卷，名为《语言与世界》。不过，后者也许将成为一份提纲、成为我永恒的梦。那时，我三十一岁。

我筹划用一年时间出版该书，相信它对于人类如何看清今天的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北京三联书店因为北大的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的意见最早拒绝出版此书，编辑在电话中质问我为什么自己找人写推荐信；然后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无市场而退稿，再后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听了我老实讲述书稿在三联的遭遇当场退还，其间一份打印稿还被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在搬迁办公室中丢失过、一份还被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室主任当面遗失在学术会议的座位上，最后经过十年库存于巴蜀书社以《历史与逻辑》、《人文学的文化逻辑》问世。

巴蜀书社以整理出版古典文献著称。换言之，两书在还没有同读者见面时因其同该社的结缘就已经沦为“古籍”。这是我早已预料中的事，我早已不再以学术为人生的根基。十多年前《日本历史的逻辑》在读者中的厄运，使我清晰地意识到人文科学在中国这个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中永远衰落了，使我看好在图像传播时代艺术批评的价值。这就是我从1997年10月开始参与艺术批评、1998年着手主编《人文艺术》的原因之一。《人文艺术》目前共计出版了17辑。同时，经过近二十五年的努力，我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批评观：以感性文化批评为方法论、以世界关系美学为基础论、以人文批评为存在论。它们体现在《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 第一卷 世界关系美学》《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 第二卷 混现代》中的字里行间。另一个原因，是名声的殷殷诱惑。

3．圣道的指引

洗礼后，我阅读英文版的《荒漠甘泉》，感觉书中每一天的话语都是为我而写，口里哼着圣歌去上班，宽恕了让我延期一年转正的人事处长，以服务的心态来完成手中一切的工，在单位心甘情愿地为一群年老的知识分子泡茶倒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同时，由于缺乏工人，开始参与带领牧养教会。一天祷告后，阅读到《约翰福音》中耶稣三问彼得又是问我是否爱他的21章15－19节。这即是最初得到呼召、验证参与事奉的经文。至于为什么接受按立成为执事，也是源于圣经更为明确的默示：“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徒20：28）。

和所有初信的人一样，我把在人间的全部失望完全寄托于教会，每周渴望见到弟兄姊妹一起查经、一起交通、一起有对于主耶稣无尽的感恩与崇拜，每天遇到人时都利用一切机会传讲福音、分享耶稣基督、讨论神学问题、赠送《圣经》。随着教会人数的增长以及同工包括我本人都没有经过牧养方面的正式训练，除了把神学理解为“跟神学”外，除了凭着在爱心中接纳、在恒心中祷告、在信心中传讲来带领之外，当然也常常凭着自己的一方血气，每月同工会不时发生激励争论，然后道歉，然后宽恕，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又泄气，甚至想自家人一起在家庭敬拜而不去教会被伤害、被麻烦。

1997年底，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和妻子要到西门的白果林小区弟兄家带领查经。我灰心不想去、跑进厕所躲藏起来，妻子在门口弹起夏威夷吉他；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妻说：“我们一起祷告！”

几分钟后，我毫不情愿地做了默祷，完后听到有声音说：“信靠他的人，起来！”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怎么会有男子的声音？我当即意识到是耶稣在向我说话，确知他真是复活的主。于是，“起来”去查经。靠着这句话我继续带领教会，还因为读到彼得所写的经文：“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前5：2－4）

这些年来，我才逐渐明白耶稣之道的深意：“信靠他的人，就能够靠着他站立起来！”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令人绝望的事情，都满存盼望，相信耶稣基督作为圣子必在我个人、社会与历史中掌权。耶和华乃是人生存其中的世界之主，是“万主之主”，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之上的“上主”。

4．圣灵的保守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个正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而言，我依然确信中国社会最需要人文启蒙。1999年的12月24日，我同好友罗坚合作，决定每周星期六在成都清代少城边的栅子街开办“三一书店”、主持学术讲座。到2001年初，书店名声大振，成为西部一张文化名片，几乎每周都有媒体报道，家中电话变为热线，甚至远播于“美国之音”。我鼓励同事将来把它开办到北京、上海去，开办到纽约去。不过，是年三月，从中国人民大学考博回来，我发现所有媒体人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深深体会到徒有虚名的虚名徒有。

其间，每次主持讲座都有圣灵的引领。一些过度关心书店前途的老人在讲座期间以织毛衣为名，或者派来身着超短裙的美女呼呼大睡，完后故意提出让讲者难堪的难题，如“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自由？”“我们能否揭竿而起啊？”等等。作为书店的学术主持，我竭力警醒，不落圈套。很多时候，讲座开始前圣灵便在心中提醒我不要同哪些人说话，或者说话途中被打住，以便授人以柄。2001年6月，在我最后一次担任学术主持的讲座上，有人甚至设计陷阱、呼吁我作为他们的“革命导师”出场。我当时想到两千年前耶稣对于彼拉多所说的话：“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断然辞去学术主持的职位，也预感到书店不久将落下帷幕。

5．圣父的护理

即便如此，我还是相信学问的价值，相信人类历史的逻辑根基在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在于其经典《圣经》的启示。借着国家进行机构改革的机会，我继续默默前行，到人大攻读基督教思想的博士学位，修古典希腊文、拉丁文。由于妻子下岗在家，还有从未上岗的农民父亲，我把全部带薪读书的工资留给家人，自己在北京通过写作或翻译自给自养。2003年的一天夜里，皮包里只有两元钱的饭票了。我向天父呼求，祈求他的护理临在。第二天中午，当我从食堂打饭返回寝室途中，刚要进入电梯便得到深圳一位女士来电话，希望为她翻译《南山雕塑》的画册。回到宿舍，知道是上帝通过她把祝福的手伸向我，心里充满无限感恩。她第二天就把一半的翻译费电汇过来，还以高酬邀请为其写作一篇评论文章。这位张爱民女士，直到今年我们在四川省博物院才第一次见面。

那时，除了继续编辑出版《人文艺术》外，我主要的精力都转向了新约研究。我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归纳为五业：以信仰为基业、以学问为志业、以批评为事业、以教师为职业、以翻译为副业。到2004年，终于完成了《新约的历史逻辑》的博士论文，从语言观、时间观、正义观、信仰观四个方面探问《新约》的意涵。这就是已经付梓出版的《新约的世界图景逻辑》第一卷（2011），虽然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虽然我已经把“新约的历史逻辑”发展为现在的标题的所指。

回想自己所经历的三一上帝的拣选与恩典、经历的天父的护理、圣灵的保守、圣子的指引，实在是对约翰·牛顿的“奇异恩典”的见证：“初信之时即蒙恩惠”。

即便如此，我现在偶尔还是感到“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迫切需要进入“成为我异象”的呼召：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异象，万事无所慕，惟主是希望！
愿你居首位，日夜导思想，醒来或睡着，慈容作我光。
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箴言，我愿常跟随，你作我良伴。
你是圣天父，我为你後嗣，你住我心殿，我与你接连。
财富非我求，虚荣非我慕，主是我基业，一直到永恒。
惟有主基督，居我心首位，他是天上王，胜珍宝权能。
天上大君王，辉煌的太阳，我赢得胜仗，天乐可分享。
境遇虽无常，但求心中王，掌管万有王，永作我异象。

换言之，一切学问包括圣经研究若不以生命更新为目标、生命更新若不以荣耀耶稣基督的上帝为异象，那么，人又怎能摆脱虚空的困扰？“除了回到创造主的怀中，我们找不到安息！”

这首由无名的爱尔兰信徒写作于六世纪至八世纪期间的诗歌，为人生的虚空给出了终极的答案。“有异象而无使命，只是一个梦想；有使命而无异象，成了苦差事；有异象而又有使命，就是世界的希望。”一位作家如此写道。“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箴言》29∶18）愿我们在同耶稣基督的连接中更多地同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上帝连接，愿我们在这个思想贫瘠的时代能够追求从上面而来的智慧。 因为，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愿我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我们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耶稣，真知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歌罗西书》1∶17-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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