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的宗教经文中体现的自然观有多重文化层级，这种文化把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看作是由上帝创造并为上帝所控制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家罗斯玛丽•雷德福•卢瑟在《生态女性主义：压迫女性与统治自然的符号和社会的联结》（Ecofeminism:Symbolic and Social Connections of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and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中对希伯来文化中的上帝、自然、男性和女性的形象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她这样写道，“在希伯来文化中，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罪恶，同时也是为了使人类重新恢复对上帝的信仰，通过控制自然界的干旱和暴雨，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而人类面对上帝的惩罚时，手足无措，只能顺从并选择继续对上帝的信仰。当人类顺从并信仰上帝之后，自然界同样予以回报，土地肥沃，粮食高产。”通过卢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自然界最主要是被上帝所控制，其次才被人类（作为顺从上帝的仆人）所控制。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也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寻找着人与自然、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蛛丝马迹。这其中较为引入注目的是以卢瑟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流派。他们主张对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进行批判式重读，力争还原被误读的基督教文化，并努力发掘其积极的生态因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生态女性主义神学是生态女性主义和神学研究相结合的一种新的神学思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流派对基督教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了解构基础上的重构。如卢瑟对《圣经》的生态女性主义阐释体现在她对圣经盟约传统的重审基础之上，在《人类希望之悖论：教会与社会的弥赛亚视域》(Paradoxes of Human Hope: The MessianicHorizon of Church and Society)一文中，卢瑟明确表示:“上帝与人所立盟约不仅涉及人与上帝的关系，还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式：早期的希伯来文化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形式都统一在盟约关系之中。故此人和人之间不存在尖锐矛盾，人和自然共同经历着欢乐与悲伤。如果人类能够遵守盟约，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实现人与人、人与动植物及所有生命形式间的公正与和平。”除了这种盟约之中的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是彼此相连的关系，而不是孤立漠视、相互剥削的对立关系之外，《圣经》中被还原的土地观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所推崇的生态思想渊源，“在《圣经》中，‘土地’的观念极为重要。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约’往往就是以‘应许之地’为标记建立起来。从伊甸园之约到亚当之约，从彩虹之约到摩西五经，甚至到后来的巴勒斯坦之约和新约，无不强调“土地”之重要性。“土地”是连接上帝与人的纽带，是体现二者关系的重要媒介。”
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卢瑟也对传统基督教的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还原。我们知道在基督教文化中夏娃的形象被用于对女性气质进行限定的、严密的构建，而且这种形象被认为和自然形象相关联。在人类堕落前，土地是未被染指的，这和堕落前的夏娃相对应，两者都有“被开发的可能”。夏娃偷食禁果，人类开始堕落，自然也开始被黑暗笼罩。卢瑟认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故事描述中，女性和男性同为上帝在地球的代表，女性和男性在这里是平等而非等级的，她不认为创世纪第二章中夏娃被表述为从属于亚当，她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对基督教及《圣经》的批判是建立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她们在看到盟约传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基督教本身所存在的历史局限，即基督教是男权父权体制下的产物，所以她们提倡辩证地对待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取其有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精华，去其父权体制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糟粕，还原其本源特色。但是卢瑟生态女性主义神学的弊端在于片面强调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结和同质性，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对父权制文化的彻底反抗。
在生态女性主义内部，也有一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流派，致力于研究并推广“大地女神”的形象。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有两位重要代表人物，提倡女神传统的斯塔霍克（Starhawk），和提倡生态女性主义基督教神学的卢瑟。斯塔霍克根据“女神传统、自然神学、印第安土著灵性（indigenous spirituality）和内在性（immanence）”定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支，她提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原则是“内在性、互联性(interconnection)和怜爱（compassion）”，同时她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挑战所有的统治关系，它的目的不只是改变谁行使权力，而且要改变权力本身的结构”。正因为如此，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她号召生态女性主义者应该认识到互联性的重要：“如果离开女性、贫苦大众以及美国以外的来自全球其他地方的民众，包括所有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的共同努力，自然和女性的解放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对斯塔霍克和其他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来说，生态女性主义不只是建立在对父权制社会压迫女性和破坏自然的联结的认识上，而且建立在这两种统治形式是和阶级剥削、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除了主张“挑战所有的统治关系，它的目的不只是改变谁行使权力，而且要改变权力本身的结构”，还致力于恢复“史前的女神崇拜和母系社会”以颠覆父权文化根基；它高度赞扬母性信仰传统中的“艺术和仪式”，因为这种艺术和仪式把自然作为中心，人只是未知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它致力于建立新的宗教伦理秩序，把自然“神圣”（nature as sacred）地奉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宗旨。
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绕不开的中心话题之一，生态女性主义者赞同对自然的践踏与对女性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造成生态与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父权制的等级思维导致的后果，对父权制等级思维方式下的女性等同于自然的文化建构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力图进行批判的对象。
我们应该看到不能片面地对西方宗教的思想予以全盘否定，应该在合理论证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地评价。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分支对女性等同于自然过分推崇的片面性。因为过度地宣示和渲染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结会导致新的二元论的产生。硬性的将已经存在的对女性和自然的各种压迫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对于解放二者有多大程度上的意义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应该进一步思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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