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十辑 二零二四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10 Autumn 2024
内容摘要：约翰·布鲁克和彼得·哈里森超越了伊安·巴伯对科学与宗教关系模式的研究，指出任何一种抽象模型都无法完全概括真实历史中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但即便是在历史复杂论的引导之下，科学与宗教的研究仍没有彻底回归到复杂的历史状况之中。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可以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提供的思路，进入具体情境，跟随科学家与信仰者，让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叙事回归到文明本身的复杂性之中。
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传统思路和出发点是试图明确区分科学和宗教各自的领域，将它们视为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两大特征。伊安·巴伯（Ian Graeme Barbour）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冲突（Conflict）、独立（Independence）、对话（Dialogue）与整合（Integration）[1] 四种模式，着力描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变化。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叙事指将两者理解为势同水火的对立关系，认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历史就是科学不断对宗教发起挑战并且战而胜之的历史。[2] 对话叙事以关注科学与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对彼此产生的影响回应冲突叙事，但仍预设科学与宗教两个范畴在长期对话中各自保有独立性与内涵的稳定性。整合论则认为科学与宗教彼此交织，科学探求结构，宗教追问意义[3] 。有观点认为实现科学与宗教的整合存在无法克服的根本问题，如利用过程哲学来整合科学与宗教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如怀特海所言“提出一种宇宙论，也就提出了一种宗教”[4] 。甚至有人指出巴伯对整合论的极力推崇昭示着他本人旗帜鲜明地站在神学的立场上，毫不掩饰地为宗教辩护[5] 。无论是冲突论、对话论还是整合论，都侧重于关注科学与宗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独立论则着眼于两者的不同，以强调差异性为前提来处理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约翰·布鲁克（John Hedley Brooke）与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提出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无法通过简单的模型进行表达，需要回到历史事实中做详细分析。然而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又往往难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因此，历史复杂论作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主张应运而生。
一、超越作为学科的科学和宗教
彼得·哈里森曾反复追问“将科学与宗教视为西方文化的特殊划分方式是否有益”[6] ，并指出科学与宗教两者之间不存在自然的、自明的界限。他通过概念溯源展示了二者的含义逐渐演变为“现代科学”和“世俗宗教”的历史过程。哈里森强调，当科学与宗教都趋向教条化和具体化，其“进步”含义便截然不同[7] 。布鲁克也反对对两者进行严格定义，他将宗教具体理解为基督教及其分支，并从科学知识史、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多维角度，分析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中的复杂互动，并将部分历史个案置于历史语境之下来揭示参与科学与宗教互动的各种思想文化介质和政治、宗教载体[8] 。复杂叙事促使我们反思：将科学与宗教截然分开，是否只是一种基于现代立场的事后建构，甚至是一种“知晓结局”的傲慢？
首先，将科学与宗教区分为两个学科的方法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分科本是科学思维的产物，属于现代科学的典型方法，并不具备普适性，尤其不适用于理解宗教。科学通过分科实现精细化研究，现代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其基础的理论可以交叉运用、相互借鉴，但是不同的宗教体系之间不存在互补性，无法与科学做对称分析。分科的基础是不同学科之间研究方法的差异，但科学在实践中也曾借助非实证手段维护自身权威，宗教在历史上亦有依靠经验观察论证其主张的实例。
其次，科学和宗教的分科无法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者个体。无论是科学内容还是宗教内容，其主体都是从事研究的人类个体，个体的思想和行动是复杂的，历史上众多对自然科学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本身也是信仰者，如在牛顿、达尔文的著作和手稿中能够看到明显的神学思想的倾向，爱因斯坦认为上帝是和谐的自然秩序，科学旨在探索经验规律并提供行动方法，但不涉及价值判断与目标设定[9] 。且科学与宗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现职业化，很难进行平行、对应的比较。“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age），希腊科学被称为‘科学’……此时‘科学家’这一职业还不存在。” [10] 而基督教神职人员在公元2至3世纪就已存在，还曾是社会统治的重要力量。
要根本摆脱科学主义思维，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研究需要新的方式。我们需要摒除以往对科学和宗教的刻板印象，避免从二者之间的任何一方出发，既不能预设诸如“上帝存在”的神学观点，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分析科学与宗教的相关问题，而应该尽可能消除思维的抽象性带来的弊端，具体到对特定问题的解答，分析思维起点、研究方法、论证逻辑和结论，还原历史过程，从而从思想史的视角探究人类文明史的演进。
科学与宗教的研究还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研究者也处于文明生成和塑造的过程之中。随着现代科学的普及，其背后的方法作为今天人们普遍接受和使用的基本方法渗透在社会生活和人类思想的各个角落。这使得现代科学犹如眼镜之于近视眼患者，它本身成为观察行为的一部分，戴着这副“眼镜”观察科学与宗教发展历程很难实现客观中立的研究。
哈里森已经对科学与宗教的绝对划分提出质疑，当前该领域研究尚未完全实现ANT所倡导的“广义对称性”，仍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主导，对科学采取逻辑证明、因果解释的研究方法，对宗教的分析则侧重于教理研究。实际上，跟随和描述的方法也可用于研究科学与宗教活动。广义对称性旨在取消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特权地位，要求在社会学分析中平等对待自然与社会、客体与主体、宏观与微观等二元范畴。因此，对科学与宗教的研究也应明确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与宗教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取消科学方法这一“默认配置”，真正将它们置于复杂的现实关系网络中予以还原和理解。
复杂叙事需要摆脱“寻找一般性”的思维定式。将科学与宗教两者进行对比，一方面不能将宗教抽象成为一般宗教，从不同的宗教体系中抽象出一种普遍的原则，将特殊的、地域性的文化背景从中剥离，另一方面应该将科学具体化为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和解答，或某个科学家的现实行动。科学本身也是多元、复杂和动态的，不同的科学家、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时期都可能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案。维特根斯坦及之后的分析哲学家指出，科学语言与宗教语言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存在不可通约性[11] ，事实上，不仅是两种体系之间不可通约，正如库恩所说，科学内部也存在共同体之间语言的不可通约性[12] 。真实的科学活动并不是在实施基础上建构理论，而是先有理论预设，然后以实现这个预设为目的筛选相关事实。
在科学与宗教的研究中应当超越抽象，关注个别。这个个别不是能够支持观点、对论述有利的个别，而是能被把握的全部个别。不断累积的个别构成着人类文明中的科学与宗教内容，而科学与宗教的研究需要以生成论的视角展开，认识到现在被人们归于“科学”或“宗教”的信念、活动等其实早在概念出现之前就存在于文明史之中，且这些生动鲜活的个别还会不断推动科学与宗教内涵的变化。科学与宗教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地塑造“科学”和“宗教”的概念，以往的研究总是以科学为中心，因而世俗宗教的概念已经受到现代科学的浸染。
二、作为情境的科学与宗教
哈里森的概念考察表明科学与宗教最初都是人性的表达，后来才逐渐外在化为某种权威力量。在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中世纪，宗教不仅作为学科存在，更构成整个社会的认知情境，科学和哲学都曾长期服务于教义阐释。“西方基督教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欧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欧洲的整个历史上，基督教一直是其文明的中心。它赋予文明以生命……一个欧洲人，即使他是无神论者，也仍是深深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一种道德伦理和心理行为的俘虏。”[13] 。而在科学与宗教相互博弈的近代，两者均以传统观点、旧理论的形态作为情境影响着新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在写作《物种起源》时，达尔文意识到没有现成的理论能够给出关于南美洲动植物分布特点的解释，原有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万物，生物形态与其特定需求相适应是上帝精心设计的结果。为避免遭受传统观点的排斥和阻碍，达尔文特地大量收集观察证据，包括：1.世界各地的生命形态在地理分布上是不均衡的；2.许多生物的萎缩结构看起来是冗余的，上帝精心设计不能自圆其说。[14] 对物种起源问题的思考并非从达尔文才开始。科学史在撰写过程中总是容易将复杂过程简单化、符号化，进化论所面临的主要抵抗来源于18世纪林奈提出的“物种固定不变”理论[15] ，虽然林奈的个人信仰影响了他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但他对动植物形态的观察依然可以作为经验事实佐证其主张，只不过对物种的静态观察在19世纪才逐渐显示出局限性。可以明确的是这种抵抗往往源于理论惯性，而非纯粹的宗教动机。
进入现代，科学虽作为合理方法取得了主导权并构成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但宗教并未因此消失。科学的强盛加速了政教分离的进程，在科学“占领高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义的“宗教”并非谢幕退场，而是从公共政治领域转向私人生活。冲突论所描绘的“你进我退”、彼此博弈，实质上并非科学与宗教本身的对抗，而是两者背后两种权力体系的博弈。
要去理解作为情境的科学与宗教，就需放弃实证与逻辑方法，采取叙事方式跟随和记录包含两类因素的人类活动。叙事方式能捕捉复杂系统的独特性、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此外，应认识到科学与宗教不仅作为外在对象相互影响，更作为构成性要素深刻渗透并塑造着文化生成的整体情境。
三、跟随科学研究者与宗教信仰者
采用具体化的方法能更准确地揭示科学与宗教的互动，比如通过分析具体科学问题中宗教观念对科学家思路与方法的塑造，或从科学家的行动反观其信仰动机。这种方式既可避免对宗教的过度简化和抽象，又能清晰展现个体事件中科学与宗教因素的实际交织。复杂叙事需超越关系描述，深入概念与思维行动的复杂性。研究者应关注科学和宗教概念本身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人类认知、道德与社会行为的深层影响，例如科学范式的转变如何重构自然理解，宗教观念的演进如何引导伦理与实践。
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已经历了“外在化”的过程——从内在的品质、个人修养逐步变为方法或教理，以此寻求向外的统治，并试图增强这种统治的力量。如今，在科学特别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境中，宗教的含义又出现了“内在化”的倾向，即向道德品质和个人信仰的回归。对回归个人信仰的宗教进行具体地研究，不仅需要对教条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也要像跟随科学研究者那样跟随宗教信仰者，构建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新的对称性。对宗教的叙事考察需要先回答两个问题：宗教是否等同于宗教体验？宗教体验在宗教中处于什么地位？要用个人具体的科学活动和个性化的宗教体验做直接的对称研究，在对称的宗教的研究之中跟随信仰者、关注个人宗教体验。
进入复杂叙事要求研究者脱离抽象的思维方式，从复杂事实出发而非概念出发，认识到科学与宗教都是时代的产物。去抽象化不是要倒向唯名论或否定一切概念，而是在长期深陷概念窠臼时提醒我们短暂地放下抽象的方法，触及真实的状况。在不断否定概念的过程中理解具体的历史情境，是从概念向内容的回归。
长久以来，科学与宗教研究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将两者视为固定不变的概念进行比较，然而科学与宗教的内涵都经历了持续的演变。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它们的互动关系，要采用动态研究的方法，关注在具体事件中和特殊个体身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还原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哈里森虽已解构二者的固化概念，但尚未完全建立关系性思维。对科学与宗教的研究不能完全看作是对已经逝去的过去的研究，而应该是对前进着、生成着的当下的参与。
传统科学与宗教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视角，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存在局限性，而叙述本身的多样性可以为科学与宗教的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和见解。采用跨学科整合的方法，融合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科学与宗教的互动关系。研究者以参与者之一的身份介入行动与观察，成为文明发展中的一部分，将研究者的视角彻底从传统的叙事模式中解放出来，不预先介入科学与宗教的活动过程，将关系本体作为分析具体事件的新思路。跟随科学家的行动有助于打破科学本身所带来的思维定式，着眼于科学研究者具体的行动，真正进入实验室场景之中。而跟随信仰者则可以通过信仰者的具体行为获知其对宗教的个人理解和亲身体验，这一过程中甚至可以通过交流、漫谈的方式主动构建情境，从而得到直观的感悟。
实现复杂叙事需取消科学与宗教的先验分类，将其视为文明进程中的动态组成部分。既不追求用科学的权威取消宗教的合法性，也不试图将科学纳入神学，而是肯定具体事件、观点与思想的独立价值。现代科学为确立话语权、实现蓬勃发展，总在不断强化自身与其他领域的区别，努力摆脱主观性、特殊性的纠缠，持续追求“提纯”，试图从文明中剥离出一个不含任何杂质的纯粹学科，而复杂叙事恰恰要求放弃纯粹性，回归文明本然的整体性。
置于情境中的事件与主张总是彼此关联。考察具体内容并非截取历史片段或抽离时代与传统，将某一思想从时代、学科传统和对话争鸣中连根拔起，而是回归其生成土壤。无数“具体”本就处于一张无穷交织的网中，事件、观点与行动始终相互缠结。研究者须先见全局之网，再析局部之点。科学与宗教本质是人类思想与行动的产物，两者的关系实为这部分思想与行动的总和，历史复杂论终须回归人的复杂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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