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十辑 二零二四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10 Autumn 2024
内容摘要：神学和科学的关系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此主题，已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即互相对立、互不相干和互相重叠。本文从科学常用的概念“可证伪性”出发，试图对神学是一种科学的观点做一个考察。通过对证伪标准和检验方法的探讨，以及对两个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神学可证伪性就体现在其可探讨性、可挑战性和可改进性上。事实上，神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可证伪性是神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重要驱动力。神学的可证伪性是其可称之为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引言
神学是一种科学吗？或者说神学和科学是一种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很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些学者认为神学和科学互相对立、互相冲突，比如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认为神学与科学在方法上、研究对象上有冲突。[1] 有些学者认为神学和科学是两个独立的学科，互不相干，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认为科学是经验领域的学问，而神学是关乎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学问，两者互不相干，那些试图以科学理性为神学建立基础的企图，将会把神学推向极危险的地步。[2] 有些学者认为神学和科学有重叠的部分，互相可以对话、交流，比如英国科学家兼神学家约翰·波金霍尔（John C. Polkinghorne）认为神学不断照亮科学的发现之旅，而科学也需要多听听神学在价值和道德领域的劝告。[3] 学者们在阐述神学与科学关系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对神学和科学概念的不同界定，因此在他们之间单纯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科学和神学的更为确切关系，似乎可能性不大。但从这些论述中分明能够看到学者们的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将神学和科学放入了两个不同的领域。
本文认为神学本身即是一种科学，如同科学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神学也是科学范畴内的一种学问。美国神学家托伦斯在其著作《科学的神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托伦斯的论证主要是从神学研究的客体性和逻辑性两个方面展开的。正如本文副标题所揭示的，本文的论述主要基于对“可证伪性”的考察，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具体化为“神学具有可证伪性吗？”而本文的观点可具体化为神学不但具有可证伪性，而且神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本文从概念考察展开，确立神学的证伪标准和检验方法后，以案例的形式考察神学的证伪过程。
概念考察
1. 神学和科学
关于神学的概念，不同神学家的定义会有些许不同。比如美国福音派神学家艾利克森认为“教义研究便称为神学”，[4] 英国神学家麦奎利认为“神学与信仰是一致的”，[5] 美国神学教授奥尔森认为“神学乃是教会对救恩和福音的省思”，[6] 托伦斯认为“基督教神学本质上是实证的知识，有着清晰表达的内容。”[7] 本文综合学者们的定义，将“神学”界定为以上帝和与上帝相关的事为研究对象，由神学家们建构的知识体系。因为是知识体系，所以神学和信仰、宗教等概念有所不同，其狭义的定义可以指向系统神学，而本文探讨的神学更侧重于此。
探讨“科学”的概念往往需从其基本特征出发，而科学基本特征一般包含客观性、逻辑性和可证伪性等。[8] 二十世纪初，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定“科学的标志是客观性”。[9] 托伦斯认为“上帝在所有近似的客观性当中保持了他自己的终极客观性，使对他的真正客观的认识成为可能。” [10] 关于逻辑性，托伦斯认为“神学思考是由结果追溯原因的思考”，[11] 因而其逻辑具有一致性，并符合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托伦斯并不主张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简单复制到神学研究上，因为神学有其特殊性。这和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以后的情形一样，即一方面主张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主张二者在方法论上基本逻辑一致。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Walter Wallace)还专门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环”来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背书。[12]
2. 可证伪性
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被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定为是判定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13] 科学具有实证性, 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一定是可以被检验的。要接受检验就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证实，一种是证伪，二者在逻辑上都是可能的。因为有限案例的证实很难穷尽所有情况，所以证伪便具有了判定是否科学的更容易更本质的特征。 [14] 举例来说，在自然科学中, 伽利略所做的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 证伪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落体的下落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在《自杀论》一书中通过数据分析和比较, 证伪了生理主义、心理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自杀原因的观点, 提出了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等社会性因素才是导致自杀率急剧变化的原因。
证伪需要有一定的证伪标准，依据对证伪标准的反映程度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证伪，即证伪度。换句话说，一个理论被证伪，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就要被弃绝，依据证伪程度的不同，可以出现弃绝、有问题、有适用范围等不同的证伪结果。
神学的证伪标准与检验方法
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都蕴含着上帝创造的真理，这些真理主要体现为真实的、全面的知识，这构成了科学的证伪标准，而一切研究都是向这个标准的靠近。学者们构建假说或理论体系，然后用一定的检验方法来检验，以确定其和证伪标准之间的差异，并以此来确定其证伪程度。自然科学的证伪标准是蕴含在自然界的真实而全面的知识，而其检验方法主要是实验和观察；社会科学的证伪标准是蕴含在人类社会的真实而全面的知识，而其检验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访谈和数据分析等。神学的证伪标准是关于上帝及与上帝相关的真实而全面的知识，神学家们构建神学知识体系是对这个真实而全面的知识的一种反映。至于神学的检验方法，依据圣经教导和教会实践，本文将其确定为与圣经和信条相比较的第一检验方法和教会教导和实践的第二检验方法。
第一检验方法是与圣经和信条的比较。如果一种神学理论违背了圣经和信条，则这种理论重则可认定为异端，轻则需要调整修改。圣经中有多处经文表明了自身的准确性和标准性，比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申命记三2）“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二十四35） 所以对圣经加以增删、曲解、以偏概全的神学理论基本就是有问题的。奥尔森将基督教信念划分为信条、教义、神学意见和个人诠释，这四者中只有信条可以判断异端和神学中的重大差错，因此信条也可以作为证伪的第一标准。教义的重要性居信条之后，是不同宗派区分的标志，如洗礼中的浸水礼和洒水礼；神学意见和个人诠释的重要性偏低，比如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详节。[15] 信条中居第一位的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的出现甚至早于圣经正典的成形，其权威性勿容置疑。此外，随着神学的发展，《尼西亚信经》和《迦克墩信经》分别把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和基督的神人二性确定下来，因此《尼西亚信经》之后的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和《迦克墩信经》之后的基督神人二性也具有了信条的权威，但这个权威也是在不断的证伪中才逐渐确立起来的。
第二检验方法主要包含教会教导和实践。如果教会出现了普遍的偶像崇拜、道德败坏和宗教狂热，则可以认定教会背后的神学理论有待于调整修改。严格意义上讲，第二检验方法可以被第一检验方法所吸收，但因为一些神学观念打了圣经和信条的“擦边球”，从第一方法进行判断难度较大，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定性，而从可以观察到的教会教导和实践来判断相对比较容易。举例来说，韩国汝矣島纯福音教会是不是异端，这是韩国神学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但从教会教导和实践来看，该教会教导“有病的祷告一定会好，不必看医生”“穷困潦倒的祷告便一定会发财”，受此教导影响，信徒的信仰生活表现出明显的反智狂热倾向，因此这个教会即使不是异端，也是有问题的教会，其神学理论需要调整修改。主张这种神学有问题的学者认为其具有明显的成功神学的特征，而主张没有问题的学者则认为纯福音教会开始于1950年代，那时候物资匮乏，信徒普遍贫困，而通过祷告寻求医病和致富正是一种处境化的表现。[16] 再比如，韩国爱一教会的牧师全光勋在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枉顾国家的防疫政策，号召信徒在广场集会，并喊出了“基督徒不怕死”的口号，爱一教会的做法在韩国社会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此后韩国基督教总会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金光勋在讲道中多次提到“我就是上帝的本体”“上帝也需要听我的”“我就是弥赛亚”，甚至将上帝独生子的名字改成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2022年12月7日韩国基督教总会将其认定为异端。[17]
在神学的两个检验方法中，第一方法大于第二方法，一般违背第一方法的在第二方法上也一定会出问题，违背了第二方法的有可能在第一方法上也有问题。第一方法是积极的方法，需要神学符合该此方法。第二方法是消极方法，需要教会的教导和实践不能出现相关的问题。
案例考察
在使徒时代和教父时代,圣经正典还未完全成形，而《使徒信经》又缺乏具体深入的解释，因此早期基督徒在道成肉身、基督的神人二性、三位一体等现在已经熟知的神学信念上普遍持模糊的态度。为了说明神学可证伪性的作用过程，本文以“基督的神人二性”和“三位一体”两个重要的神学信念为例加以考察。
1. 基督的神人二性
圣经中有明确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记载，比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前三16）“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约贰三7）但一方面因为新约正典尚未确立，另一方面因为不明白“基督成了肉身”的真实含义，因此产生很多主张不同观点的派别。其中诺斯替主义神学认为基督是非物质的灵性使者，并不是道成肉身而成为耶稣，只不过在外表上像人而已，基督的肉体只是一个人形工具。阿利乌主义主张耶稣基督是一位低于上帝、高过人类的被造物，他不可能与上帝同等而拥有神圣性。[18]
对诺斯替主义构成致命反击，并在教义上有全新发展的是早期教父爱任纽。爱任纽主张上帝是物质与灵性存在的创造与救赎者，祂透过道和灵创造万物。 爱任纽把诺斯替主义者对于圣经的诠释，贬为天方夜谭与不可信的胡说八道。[19] 针对阿利乌主义的缪误，教父亚塔那修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亚塔那修坚持上帝若要把人变为圣洁，让人与神圣的生命有份，上帝也必须首先与人性有份或与人性结合。但对于上帝如何与人结合成为肉体的人，以及耶稣的人性又完全不影响他的神性等问题，亚塔那修没有给出更好的回答。[20]
安提阿学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基督的神人二性保持它们个别而独特的身份与特征，不相混合也不相影响，但却紧密联系在一起。安提阿学派的观点虽然保留了神性与人性各自的独特本性，但因过分强调二者的相对独立性，神人二性在本性上的联合显得比较薄弱。[21] 安提阿学派的神人二性论经过后人的修正后，最终于451年在《迦克顿信经》被确立信条。成为信条之后，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探讨并未终止，比如19世纪出现了“倒空”基督论、20世纪出现了“历史耶稣”“信心耶稣”等理论。
2.三位一体
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常以复数形式出现，新约则有明确的圣父、圣子、圣灵合在一起使用的例子，但圣经中却没有“三位一体”这一词汇。第一位对上帝的“三一性”展开论述的是教父爱任纽，他描述圣子与圣灵是上帝创造人类的双手，圣子是上帝之言，圣灵是上帝之智。爱任纽关注上帝在创造和救赎过程中三个位格的角色，至于创造之前上帝是否也是三位一体，则鲜有论及。[22] 此后，撒伯流提出了“形态论”，认为上帝拥有三个不同的外貌，在不同的状况下会以其中一个外貌显现。对形态论进行有力批评的是教父德尔图良。德尔图良提出了“一个本质，三个位格”的信式，认为上帝在本质上是三个位格，而其自身的合一性不会受到三个位格的影响。[23] 德尔图良之后又出现了上帝的三个位格是否“同质”的争论，在争论中出现了阿利乌主义的“从属论”。该理论认为圣子从属于圣父。对阿利乌主义进行有力反击的是教父亚塔那修。亚塔那修认为圣子“是圣父所生，是独生的，生自圣父的本质，与父同质”，而圣灵源自圣父，与圣父、圣子同质。[24]
公元325年和381年，《尼西亚信经》最终将三位一体确立为信条后，关于三位一体的神学探讨并没有结束。教父奥古斯丁在亚塔那修神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只是关系性的名词而不是本质性的名词，圣父、圣子、圣灵的区别仅是关系上的区别，就他们的本质而言是没有区别的。[25] 东方的卡柏多西亚教父们认为在逻辑上圣子和圣灵都出自圣父，圣父是元首，在三者中更有优先次序。卡柏多西亚教父们更强调三个位格的区别性，因此他们的三位一体理论有时又被称为是一体三位。[26]
通过对“基督的神人二性”和“三位一体”两个神学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神学理论的发展是在圣经启示之下的持续变动过程。神学作为神学家们建构的知识体系，其对与上帝相关的真实而全面的知识的反映可能会有偏差，以致于未能真正表达真理的实际，因此需要神学家们建构、证伪、再建构、再证伪。这正符合波普尔的科学真理观，即“猜测、证伪、再猜测、再证伪……这就是科学逼近真理的道路”。[27]
结语
关于神学与科学关系的讨论，因着科学主义的盛行和对神学认知的缺陷而变得扑朔迷离。科学主义视科学为真理本身，因此不可辩驳，而这正违背了科学精神的本意。近代以来的科学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真理的不断靠近，而科学精神主要体现为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近代以来科学的不断发展，也正是得益于科学家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不断挑战和改进。神学也非真理本身，而是探索上帝真理的一种学问，神学的发展史正是神学家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不断挑战和改进的历史。
神学研究具有客观实在性，并非主管营造，神学研究具备一定的逻辑性，各部分需要逻辑一致。本文基于可证伪性的探讨可以看到神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定的判定是非的标准，这标准正是真理本身的标准。以此标准为前提，通过一定的检验方法，神学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便可能凸显出来，这正是神学可证伪性的体现。事实上，神学思想的发展历史也正是这样一个历程，可以说可证伪性是神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重要驱动力。神学的可证伪性所蕴含的是其可探讨性、可挑战性和可改进性，而这正是一种学问可以被称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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