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问题日益作为重大的现实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而受到关注。现在，生态问题已然成为一个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甚至被提升为一个根本性的新文明形态的构建问题。那么，生态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其根本的途径又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世界各国思想家和有识之士从生态学、伦理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以及存在论哲学等诸多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方案和解决策略。这些方案和策略虽然有不可否认、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但由于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不能从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性视角加以透视而陷入抽象、苍白的理论境地。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一种对生态问题的历史实践论的分析范式和反思维度。

这种历史实践论范式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实践哲学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实践为根基的历史理论和发展理论，历史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活动。历史是通过具体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生成和展开的，因而历史具有实践性和总体性特征。历史实践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能够确立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要立足于实践做具体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审视，也就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关系、生活过程和实践生成机制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生态危机之为危机，是指人类作为世间一存在者身处于无法继续正常地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生命遭遇和环境势态。生态危机是一种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生存危险与发展困境。在危机境遇下，人作为世间存在整体的成员和生物圈链条的环节，与生存环境、其它生物之间原有的有机联系、平衡关系和支持关系被阻断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直接外部条件已呈匮乏之态而现负相关，具体表现为能源和资源危机、物种灭绝、气候灾难、环境恶化等方面。生态问题如大气污染在19世纪完成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如英国已显端倪，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严重的生态危机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在全球开始显现。这种严峻的危机后果不仅在思想层面被表达为“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甚至也以痛苦、绝望的情绪感受进入普通人鲜活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饥饿、疾病和灾难等生态危机的恶果正慢慢地逼近和威胁着现代人和未来的人们。生态危机的这种负面效应在地域上是广泛性的，不仅存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存在于正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科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从现象层面揭示了人类生态危机这一不争的事实。

生态危机就其发生的具体原因而言，牵涉诸多的因素：有自然界本身的不确定性因素，有物质性的社会生产、生活因素，也有情感欲望、思想观念等人自身的主体性因素；有经济、政治、社会人口因素，也有文化价值因素。生态危机与困境正是这些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力量和因素都要基于人的总体性、整合性的实践活动而发生作用。没有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活动，任何因素都不会转化为实际的历史力量。

从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看，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向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和确立了以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为特质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理念弘扬主体性、崇尚理性和科学，相信知识万能，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启蒙精神。启蒙精神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产生了技术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此外，现代性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肯定了个人欲望和发财致富的合理性。由此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实践有了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与此同时，现代性也在社会生产方式和制度层面实现了从传统手工业和封建行会制向现代机器大生产、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体制和法理型政治的转变。这使现代性历史实践有了实际的社会物质基础和保障性的制度架构。西方的发展史已经显示出，现代性的历史实践机制使人在自然面前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支配力和统治力，创造了在物质财富上高度繁荣的现代文明。然而，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行，这种实践统治力超越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转化为强烈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爆发和自然对人的疯狂报复。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看，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整体的社会实践取向上都把追求发展速度和GDP指标、引导和促进消费，提高生活水平确定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战略，从而确立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以效益、效率价值、技术理性精神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性实践机制。这种机制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等发展隐患。

据此看来，生态危机从表面上看是自然生态问题，但在实质上却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逐渐凸显出来的历史实践问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性后果问题，是物质力量基于文化精神的特殊取向在特殊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性使用所造成，因而生态危机在本质和根源上是多种力量在特定实践中结合、协同作用的产物。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生态危机仅仅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问题从而简单地归为文化的逻辑，生态哲学中的生态主义、文化主义常常表现出这一倾向；同时，也不能像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样认为生态危机主要根源于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生态危机归结为工业化的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问题。生态危机遵行实践的逻辑。

对于人类来说，生态危机问题不仅是一个潜在的发展隐患问题，甚至是人类能否在大地上继续生息的根本性的物种自保问题，因而，重视和探寻生态危机的解决之路迫在眉睫。既然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在于现代性条件下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所以，我们应当对现代性的实践模式和文化模式进行理论检省，揭示现代性的文化误区与实践误区，改变现代人的文化观念和生存方式。从社会实践上看，人类必须改变征服、统治自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纠正物欲化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生存理念，以生态和谐和环境友好的发展理念和制度化的法律框架引导人类的历史实践，合理规范现代化生产的发展方向，限制科学技术的破坏性使用。人类只有立足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做出总体性的改变，实现观念、技术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才能真正建成矫正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的新的生态文明。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