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比“国学热”更具覆盖力的是“禅学热”，现代佛教大众化与世俗生活风雅化剧烈碰撞所导致的文化裂变，生成了这种极具时代典型性的社会现象。对于这样一种泛宗教文化现象，学界很有必要从宗教分析与文化研究相会通的视角进行透视，而这就必然涉及到对“诗性文化中国”的深入认知。
一、禅意文学与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
诗性的中国文化传统，乃数千年耕读文明孕育而成，其中的禅意智慧和禅意情趣，以“庄禅一脉”和“诗禅一体”的典型特征，不仅使“佛教的中国化”同时意味着“佛教的艺术化”和“佛教的大众化”，而且以传统士大夫人格理性为导引，使禅宗这一“中国化”的佛教世界包含有心性哲学的深度思考和审美哲学的精妙感悟。
当下的禅意文学却流于人生表象的随意抒发和禅宗教义的浮泛解会，在“只要心中有禅，禅就无处不在”这种“泛禅论”观念的有意引领下，禅意文学日渐成为“泛写作”的雅意标签，其结果是禅意讲求和文学品味的双重歉收。
为了澄清“禅意”世界的雾霭，必须重温禅意的古典阐释。那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未有禅宗，已有禅机。学界有“庄禅漫述”，其所阐发的道理启示我们，一切外来物的“中国化”，无不基于先前固有的“中国性”，佛教禅宗的历史生成，亦复如此。禅意文学的“中国性”，亦即诗性中国文化的核心智慧。
二、禅意奥妙与“以形媚道”
想当年，国人曾围绕“形象思维”问题展开过极其热烈的讨论，“形象思维”曾被确认为文学艺术的第一原理。而今看来，仅仅指出“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确认中国文学艺术的民族特性，需要进一步阐释中国文学艺术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思维”。学界曾根据古人“感物吟志”说而确认中国诗学“感物兴思”的艺术生命特征。“感物兴思”的“感兴”说，显然整合了“应物斯感”的主体情性发生论和“托物言志”的艺术表现论，从而反映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创作原理。但是，中国古典诗学缘于诗情画意之讲求而积淀生成的“形象思维”特性，仅仅用“感物兴思”来阐释，还是不充分的。为此，需要在“感兴”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以形媚道”为中国古典艺术诗学的元命题。“以形媚道”意味着直觉形象与终极价值的相互生成，意味着感性的形象刻画与理性的真知体悟的会通，意味着将“感物吟志”而引类譬喻的艺术思维建立在“了然境象”的艺术再现基础之上。
“以形媚道”也是最富禅意的审美哲学命题。而这一命题的逻辑展开，离不开“心源澄静”的精神境界。《尚书•周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墨子•非攻》：“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老子•十章》：“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庄子•天道》：“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万物之镜也。”《庄子•应帝王》：“圣人之用心若镜。”如此等等，历史地积淀为凝聚着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精神的典型意象，“玄鉴”“静照”“清水”“明镜”构成独到的哲理意象系列，先民以水为镜的生活实践，被先贤提炼升华为“民心为鉴”的“民鉴”观念，又被先哲抽象为“用心若镜”的思维模式。
混沌中放出光明，沉寂间焕发生机，这恰恰是“万有归无”与“无中生有”的辩证智慧。中华哲思之深邃处，中华诗性之灵妙处，值此合二而一。实际上，风光触目与观心入定之间的互不相妨，正需要寻找“出世间”与“入世间”彼此交通的敏感地带，而美的直觉触动与心的神秘体验之间的交合重叠，又恰恰造就了如是境界的特殊魅力。这正是“禅意”的奥妙所在。
如是“禅意”，包含着佛老一体的澄净空明，也包含着“幽致悲悯”的新儒诗心。前者可以阐释为超越世俗的精神逍遥和心志淡泊的性情淳朴，而后者则可以解读为幽雅别致之格调与悲天悯地之情怀的契合。这里既有中国耕读文明通过文人艺术的精致化，也有援佛老以入儒的新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引导。总而言之，禅意之追求，绝非单纯的佛教事业，而是诗性中国文化的一种整合典型。
三、禅意的现代传习之建言
禅意的现代传习，意味着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复兴，意味着一种悠久文明精神的践行。
其一，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与其说是“诗言志”，不如说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由此所开创的诗性文化传统，是诗词写作与吟诵传习的历史整合体，是歌舞艺术与礼乐教化的历史整合体，其内涵既可以覆盖从村塾到庙堂的多维社会生活，又可以包容政治典礼、宗族祭祀、文化教育等社会活动，而其历史形态的现代承传创新，未尝不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当代课题。
其二，在中华民族耕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以士大夫文人为主体的主体文化精神，可以“叩其两端”地去把握其特定结构形态：一端是兼济实践过程中如郭熙《林泉高致》所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人生意态，另一端则是闲适生活中如辛弃疾《贺新郎》词所谓“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的人生意态。两端交通而积淀为以“自然”为最高境界的生活美理想和艺术美理想。不仅如此，两端交通的人生意态，又历史地凝练为“儒道互补以禅”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当人们不满足于“儒道互补”的笼统表述而进一步追问究竟如何“互补”时，我们或许可以以“禅机”为“契机”来寻思“儒道互补”的生成原理。只有这样，禅意中所历史地积淀下来的“幽致悲悯”襟怀，才有可能被我们发现并传承下来；只有这样，禅意中蕴含的辩证思维理性，才有可能作为思想资源用以救治当代的思想贫乏症。
相对于古典禅意的特殊精神追求，现代的禅意诠释，有着偏重在物质和技术的缺失。以深圳房地产开发的“禅居大宅十五峰”为例，其“禅居大宅”的醒目名称，就充分显现了开发者的商业姿态，而这里的“大宅”意象与古典“幽居”意趣，分明是不相契合的。与此相关，从南岳“禅意人生”修练营说起，实不难发现，将禅意局限在佛门戒律的规范之内，实际上也窒息了禅意“活泼泼”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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