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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基督教教育十年侧记

崔立国(四川师范大学)

内容摘要:二十一世纪的大陆基督教教育已有十多年历史,至今仍方兴未艾,在教育红利消失的当下,已成为不容忽略的一种教育探索方式。大陆基督教教育主要有教会学校、在家教育和共学小组三种,每种都有各自的优势和掣肘之处。教会学校的优势在于能集中更多资源,但受外部干扰过多以及自身管理架构存在的问题,致其教育质量大受影响。在家教育更为灵活多样,教育质量跟家长认知与能力成正相关关系。共学小组介于前两者之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补充,但较为松散,其持久性有待观察。

大陆基督教教育指的是中小学程度的教育,是目前有待挖掘与研究的领域。它集中兴起于2010年前后,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1] 虽然各学校成立的时间略有不同,但前后相差也不过几年的时期,不太影响以十二年作为一个完整教育时间段所进行的观察。所谓十二年教育时间段,指的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这一大学前的阶段,有的学校可能采取小学五年制,实际时间只有十一年;有的开设有学前班,实际教育时间有十三年;还有的则从幼儿园开始,读完高中需要十五年时间。但实际上,有相当一批基督教学校开办时就设立中学部并接收中途转来的学生,用不了几年就会面临学生毕业的问题。因此,用十余年的时间段来观察、评估基督教教育的成效,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大陆基督教教育事实上也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但由于基督教教育的非公开状态和隐蔽性,本文难以从统计学角度定量分析其教学实施情况,只能从一个近距离观察者的角度来进行描述。以下就教会学校、在家教育、共学小组三种学习模式,来评述各自教材、教法、目标、管理、果效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指出其中值得反思的问题,以供后来者镜鉴。

一、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指的是由教会建立的基督教学校,有的是教会直接出资并持续供应学校运营的主要开支,有的是教会只牵头开办并不直接参与管理,还有些是几个教会一起合办,其中最常见的是一家独大型,其最大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给予基本的保障。大型教会的优势在于:能吸纳足够多慕名而来的师资队伍,也能吸引外地举家搬迁的家长。当资金、教师、学生三种资源都齐备时,客观上就已具备开办教会学校的条件。

由于没有公立学校中升学和考核等压力,教会学校在教学上拥有充分的灵活度,教材选择余地较大且各校不尽相同,其中可选范围最广的是英语教材,不少成熟的资料都可以直接使用。数学教材方面,有些学校会使用新加坡的教材,有些则采用公立学校的教材,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解决。历史教材方面,教会学校大多都舍弃公立学校的教材,改用市面上常见的历史书。最麻烦的当数语文教材,由于公立语文涉及革命叙事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大多都为教会学校敬而远之,改为自编教材。然而,自编教材需要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很多学校力有不逮,只能做最初级的编纂工作,从最容易上手的古诗词开始,这也导致配套练习跟不上、现代文阅读能力不足、语文基础不牢靠。有些采用系列英文教材的学校则基本放弃语文方面的高阶训练,专攻英语阅读。不少学校的教师虽发现自编语文教材效果不佳,认为公立语文教材有其基础训练上的有效性,但由于教会学校特殊的定位和对公立教育的排斥,不敢贸然改换公立语文教材,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负重前行”,可以说是教会学校的一种“政治正确”。教会学校开办后的几年中频繁更换语文教材成为普遍现象。最近几年,笔者观察到教会学校联合起来自编的语文教材已越来越成熟,不少已颇具规模与体系,但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理科教材的选择面比较宽,有些直接用英文来教,有些选用公立教材,有些则用观念先行的“年轻地球论”材料。但由于理科教学人才相对文科来说较为缺乏,也由于教学观念上的偏差,导致教会学校更强调文科而忽略理科,在理科上花费的时间甚至不如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等非必需课程,不利于培养可能有科学天分的学生。

教会学校的老师多以充满热心的年轻教师为主,很多大学本科及硕士毕业生投入其中,也有辞去大学教职者,在学历上应该说比大多数公立学校要高很多,但最大的问题是热情有余,专业不足。这是因为绝大多教师都不是师范生,也没有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全凭呼召和感动一头扎进去。教师或许在专业上有较好的装备,能够深入,但未必能做到浅出,如何将知识有效地传递给学生显然是不得不补上的功课。公立学校有大量评课、比赛和学习机会,虽不免有流于形式之嫌,但丰富的切磋与交流的确可以使新手老师快速成长。反观教会学校,则没有这些训练,也就使得教师成熟的时间被拉长,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往往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悟性。教会学校很难吸引公立学校有经验老师的加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给出的工价过低,使全职教师无法养家糊口。事实上全国基督教学校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这并非教会没有能力供应,而是观念上没有调整。教会学校教师频繁更换的问题较为严重,教学缺乏连贯性和持久性,以致难以产出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加上学生和家长流动较大,这些都成为难以解决的死结。虽然教师和学生流失也有外部环境原因,但内部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教会学校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架构不明确,不少牧师将教会学校之有无视为事工的标配,乃至当成自己的禁脔,除亲自担任校牧外,还由师母或教会指派的传道人担任校长,遂将灵修当作教育的头等大事,在具体教学内容上过度倾斜,造成教学进展严重不平衡的现象。教会目标和教师目标不匹配或许是教会学校天然存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教会想要封闭心灵以免世俗化,[2] 教师则要解放大脑学会思考,双方无论初心有多理想,不同的诉求在教学过程和最终结果上都不可避免造成分道扬镳。二者起初尚能和衷共济,但时间一长,外行管理内行造成的后果愈加严重。教师为了真正的教育要么自行走人默默离开,要么敢于大声疾呼要求改革,而牧师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只有采取高压手段,也就为屡屡出现的教学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与风波埋下了伏笔。据笔者所知,郑州、徐州、杭州、南京、成都、北京等地就出现过不少此类事件,有些还因教会学校动荡进而引发教会分裂的情形。究其实,正在于架构不清或无法理清。教会学校维持运行需要教会予以财务支持,教会出了钱则理所当然要插手具体教学。牧师和异己冲突无法调和时,一般常用两种手法解决:一是指责校长和教师不属灵、不顺服,二是在财务账目上大做文章,近来北京某福音长老会就再次出现类似情形。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几方俱伤:管理层反目为仇,教师被迫站队,学生受到伤害,家长再度迷茫。教会学校若能自行解决运营费用,不受教会掣肘,就有望解决这一矛盾。

学生毕业后的去向,[3] 一般跟家长的认知能力和经济实力直接相关。但也有教会学校在立校之初就已经规划好一条龙式的路径,在开办教会学校的同时成立神学院,学生一毕业就进入神学院学习。不少牧师会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但鼓励会友将孩子送到神学院。观念保守和经济水平一般的传道人也往往乐于将孩子送往这里,而更多有能力者多倾向于将孩子送往国外继续深造。在国内没有一所质量过硬的基督教大学出现之前,这基本是教会学校,实际上也是所有基督教教育中学生高中毕业后的两个方向。

还有一些游走于政策之间的泛基督教学校或双语学校,想要利益和信仰兼得,在外部环境越来越收紧的形势下,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被迫做出有违初衷的整顿,此处不再多提。

总之,教会学校具备办好教育的条件,但由于办学资质不足、管理水平较低、师资队伍业余、课程标准不高、教育评价单一等问题,实际呈现出来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从一点就可看出,即学生在进入大学时都千篇一律地选文科弃理科。这既应归咎于客观上理科老师缺乏,也跟主观上观念偏差有关——如学美国基督教古典教育者往往过度重视语言和文字训练,[4] 以致教会学校往往输送不出理科人才。实际上教会学校不可能没有或少有理科尖子,但这些学生的志趣在多年规训中被强行扭转,反映出教会学校培养目标的偏颇。

二、在家教育

顾名思义,在家教育就是由家庭作为主要教育场所,由父母主导和开展孩子教育活动的教学方式。[5] 在家教育通常需要至少一个家长在低龄时全程陪伴、监督孩子的学习,显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付出这样的代价。城市家庭教会成员是在家教育的主力军。有些家长是充分了解在家教育所要面临的种种问题后,毅然坚定选择这条路,有一些则是被动跟风而对困难估计不足者,特别是在一些较为保守和封闭的教会中,如果整体氛围偏于极端反对公立教育[6] ,将其视为不同戴天的假想敌,教会又没有自己学校的话,父母便不得不随大流地参与进去。然而教育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也造成后来家长和孩子之间较为激烈的冲突。

在家教育最大的优势是灵活,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学习程度自由安排学习进度,学习更加连贯而持续,不必像公立学校要顾及其他人是否跟得上,也不会像教会学校那样面临老师和教材频繁更换的问题。因材施教在在家教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在家教育是一个比较隐蔽的群体,教会学校经常面对来自政府上门的压力,在家教育则要安全和稳妥许多,孩子和家长不用顾虑这方面的问题,[7] 使得他们的教育能够心无旁骛而不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也不会造成什么重大影响。

在家教育一般都是选择某种较为成熟的英文教育体系,如ACE、A Beka、Veritas、BJU等英文基督教教材,学习模式上以学生自学为主,家长或老师仅起督导和辅导作用,普遍重视孩子的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因为不少课程都是在线跟着英美教师学习,孩子英文水平远超同龄人,文理科学习比较均衡,没有明显的偏废。其中较为欠缺的是中文能力,在家教育学生的中文教育程度整体上可能弱于教会学校,这并不表示在家教育学生无法学好中文,事实上很多学生中文水平极高,但这与家长的重视程度与可利用到的资源有关。几方面的原因造成这一现状。一是目标上就已经放弃汉语学习,既然孩子迟早是要出国留学,没必要在语文上花太多时间,不如专心致志地十年磨一剑。二是观念上反感中国文化,笔者不只一次听到牧师或教师公开说不读一本中国古书,这是上世纪五四以来的启蒙论调,显然极为偏颇与不可取。令人遗憾的是,教会中持这种看法者不在少数。三是能力上无法把握语文学科的规律和本质,家长这方面的装备和素养本就缺乏,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改进方法,于是转而舍弃这方面的学习,将目标瞄准英文学校。孰不知,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当今的学术界已和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并不单是国家有意提升民族自信力而宣传中国文化,也是学术界在学术层面充分肯认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作为亚文化生态圈和自我边缘与隔离的教会层面,却对此仍不明就里,拾人牙慧。

在家教育群体极为庞大,有些是孩子发蒙就一直坚持在家教育,有些是因为教会学校有问题或者是家长对其不满而让孩子转为在家教育,也有些是跟不上公立学校的进度而回到在家教育。无论是自觉主动还是迫不得已,在家教育基本涉及不到管理架构的问题,但不表明这种教育就是最好的与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家教育因为没有硬性的要求,家长若无适当规划与坚忍付出,在目标操作上可能会更加随心所欲与泛滥无归。在教育的具体实施上,更是土法炼钢,无奇不有,乃至可以说乱象丛生,其中最常见也最让人困惑的要数“以教养教”。所谓“以教养教”,指的是在家教育的家长将自己的做法当做成功法宝予以兜售,而不管其果效到底如何。对一些家长来说,如此做是一种无奈之举,不然收入不足以支撑下一阶段学习,这本无可厚非,但有一些则食髓知味,偏离了初衷。如有家长对孩子教育不怎么上心,孩子学得一塌糊涂,自己反而以成功教育家的姿态到处做宣传,搞讲座,将在家教育沦为纯粹的商业行为。还有一些能力较强的家长会将自己教孩子的课程录下来,放在网上进行售卖,在流量为王的今时今日,获利之巨令人咂舌,其中不乏嗅出商机而下场逐利者。这一方面说明在家教育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家教育的整体层次不高。

在家教育学生的出路普遍强于教会学校,这主要得益于学生本身成绩优秀,家长早就做好相关规划与准备且自身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教会学校的家长一样,在家教育的家长也多青睐欧美教会大学,[8] 更愿意将孩子送往信仰纯正的大学,对学术水平的关注和要求不太高,这可能是华人教会普遍存在的观念。

在家教育若方法得当且学生自律,学习进度可一日千里,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长期处于孤单状态,无法习得跟人交往的能力。如果教育的过程少不了社会化的部分,或者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9] 那么显然,在家教育在这一点上最为薄弱。[10] 台湾早期在家教育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就有不少人无法适应、融入集体生活。但总体上,仅就教学效果而言,公立教育好过在家教育,在家教育好过教会学校。

三、共学小组

如前所言,在家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孤独和缺乏与同龄人之间的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共学小组得到一些弥补。共学小组是对教会学校功能的延伸和补充,是一种松散的介于教会学校和在家教育之间的学习形式。

共学小组常见的形式是几个在家教育的家庭每周固定上一些课程,教员可能是某个家长,也可能是共同延聘的某位老师。组织者可能是家长,也可能是有志于此的人,最常见的是前者,也就不奇怪何以学生主要以在家教育者为主。共学小组若由家长来形成、主持和召聚,随着孩子一毕业也就自然解体。若要长久运行,势必需要对此有负担又有能力且不计算代价者,如成都的生命学园共学小组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至今已有十个年头。

共学小组的课程通常以集体性较强的科目为主,可能是共同的书籍阅读、集体的参观展览、某项体育运动等,能够开出什么样的课程跟家长认为学生需要哪方面的提高有关,也跟当地有什么样的教育设施和资源有关。如体育运动类的足球、篮球和橄榄球的训练与比赛,需要的不仅是人员,还需要场地;艺术类的需要多种展览馆不定期有作品展出,也需要专业的教师来讲解和指导。共学小组的优点是集思广益、互通有无,共同分享最好的教育资源,可补单打独斗的原子化在家教育之不足。

共学小组的开放程度也介于教会学校和在家教育之间。教会学校有时为了爱心不得不接收学习能力不佳的信徒子弟,在家教育只是各人各家的事,共学小组则可根据能力许可度,有条件接收一些新成员。其活动经费一般由家庭平摊,如果聘请老师上课,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由于开设的课程不多,费用也比教会学校低廉。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超出教会学校,目前看来是在家教育一个行之有效的补充,但它不是一种全日制学习形式,无法取代教会学校或在家教育。

有些共学小组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诸如组织理念、成长目标、学生手册、家长责任等,为此会指导学生列出日常作息安排,细致到规划每天阅读、做作业、运动锻炼等需要花费的具体时间,并在阅读、写作、讨论等方面给出具体的要求,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所微型教会学校。这种规范而专业的共学小组不多见,一般出自深谙教育行业者之手。

结语

教会学校、在家教育、共学小组三种形式彼此界限有时会交叉与模糊,如在家教育的孩子可以去教会学校上一些课程,也可以参加共学小组的活动;教会学校受到无法承受的逼迫时,也会改成共学小组或在家教育的形式;共学小组既是在家教育的延伸,同时也具备着教会学校的特征。然而,无论哪种教育,若不以人为本,大喊口号、搞运动,说得再动听、再属灵,也结不出好果子。西人有言:教会学校是反基督教的大本营。笔者也看到不少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实例,从教会学校与在家教育出来的孩子,有些特别反感自己的教育体系。[11] 这大概适合任何一种教育,而今执着基督教教育的家长又有几个不是出自于公立教育而反对公立教育者?这或许可以提醒我们,世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教育模式,没有必要过度推崇哪种教育,也不要刻意追求和套用个体成功的经验,而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领受量力而行。

历史上的教会学校曾培养出不少引领社会的人物,[12] 如今教会学校只能处于蛰伏状态,这种无奈的确让人感喟,但不应成为学术质量低下的挡箭牌。基督教教育在大陆仍有着强劲的潜力和广阔的需求,虽然就目前来看,大陆基督教教育无论哪个指标都让人难说满意,对于教育本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的认识也有待持续更新,以后发展如何也尚未可知,但就现在形势而言,未来基督教教育可能会更倾斜于在家教育和共学小组,教会学校会保持更加低调,网络资源与在线教学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13] 师资不足的问题可通过现代技术来予以弥补,但有经验的、成熟的老师仍会长期欠缺,基督教教育仍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艰难之路。


注释

  1. John Cheng: "China's Christian Education Today",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chinas-christian-education-today/, Jul 21, 2014.
  2. Oscar Siu于2019年4月5日在Chinese Christian Schools in the 21st Century一文中言及Jonathan Scaramanga博士对英国ACE教育中思想封闭等问题的批评,指出类似现象在中国教会学校可能更为严 重,详见https://williamtemplefoundation.org.uk/blog-chinese-christian-schools-2/。
  3. Bridge Education Services2024年4月9日Christian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一文例举了几种棘手情形,详见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christian-school-education-in-china/。
  4. 不少教会学校偏重传统教育,有一股复古倾向,“传统教育大概都离不开学习一套文化或宗教的经典。 西方(包括犹太教)、印度及伊斯兰的文化都是如此,中国也一样。”李弘祺:《学以为己:传统中国 的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4页。
  5. 曾有研究者提到两种在家教育形态:私塾性质的古典教育和宗教性质的在家教育,彼此教材与学习内容迥异,参见张永广、张湛:《青少年“在家教育”现状与宗教因素分析》,载《当代青年研究》,2016年第2期,第44-49页。教育界多称之为“在家上学”、“家庭学校”,研究集中在教育正常、教育公平、教育权利、形成历史、未来发展、利弊问题和比较教育等几个议题上。Beth Krohn在2022年5月10日Home schooling in China一文中提及在家教育是一种国际化的普遍行为,尤其是2019年疫情之后,文章还引用2017年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在家教育大多出于对公立教育理念、方法、内容不满,三项占比分别为73.1%、71.6%、49.3%,47%的人不同意学校的教学进度,仅38.1%的人提到宗教信仰理由。见https://homeschoolacademy.com/blog/homeschooling-in-china/。
  6. Defects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文中所言即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见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church-voices/defects-in-the-chinese-education-system/, Apr 28, 2015。
  7. 在家教育遇到的最大压力可能来自于家庭其他成员的反对,见Red Lily, "Homeschooling in China: A Growing Movement",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homeschooling-in-china/, Jan 22, 2024.
  8. John Cheng指出此类大学乐于招收中国学生主要基于市场行为,详见China's Christian Education Today,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chinas-christian-education-today/, Jul 21, 2014.
  9. “我们从其他人身上学习到社会角色之过程即为‘社会化’。虽然某部分是经由正式指导学习的结果,但绝大部分的社会化过程产生自人与人的互动。当我们学会特殊社会群体的行为举止,我们便接受着‘濡化’(encultruation)的过程,从中我们学习到文化的规范与价值观。”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C. Howard):《文化人类学》,李茂兴、蓝美华译(台北: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371- 372页。
  10. 在家上学的孩子是否缺乏社交机会、与现实世界隔绝、未掌握社交技能、没有为工作做好准备,在西 方社会是一个争论不休、迄无定论的问题(见https://wolseyhalloxford.org.uk/debunking-common- misconceptions-about-homeschooling-and-socialisation/),虽然有各种数据和研究方法(如Richard G. Medlin的Homeschooled Children's Social Skills,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75 (1,2), 2000, 107-123),但显然不能一概而论,这取决于各个家庭如何主导,此处仅提出以引起重视。
  11. 有观察者认为可能学校的制度化导致学生出现逆反心理,见Church Schools or Home Schooling? Part 2 (Dec 16, 2014),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church-voices/church-schools-or-home- schooling-part-2/。
  12. 此处教会学校主要指高等教育。学界较为重视基督教教育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及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相关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书籍:史静寰和王立新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 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忠欣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胡卫清的《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吴梓明的《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刘家峰和刘 天路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吴昶兴的《基督教教育在 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尹文涓编《基督教与中 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徐以骅的《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灵和肖清和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Wong Man Kong 与George Kam Wah Mak的Christianity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4)。
  13. Beverly Jones: "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the-evolution-of-christian-education-in-china/, Sep 2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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