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六辑 二零二二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6 Autumn 2022
内容摘要： 清末和民国早期，瑞典传教士通过在南疆四个地方传教的经历记载了不少有关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的概况。本文通过瑞典传教士留下的历史记载，叙述了南疆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构成、穆斯林教派等内容，从而在简短的结语中指出：瑞典传教士所传述的历史资料是很珍贵的，他们近距离对喀什地区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及其教派的观察和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文相关资料的不足。
一、引言
或许世界上最闭塞、最远离海洋的地方要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新疆了[2]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在中国和西域之间往来的人们须通过骑马或骑骆驼，甚至徒步等方式旅行，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穿行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脉到达喀什，然后沿着沙漠进入中国内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记者和军人曾经穿过如今这块新疆南疆地区散布于沙漠中的大小绿洲，报道新疆的概况，并维系着新疆与中国内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学术和政治领域的联系。这些外来者中著名的人物有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马达汉、荣赫鹏、弗莱明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因传教而来到新疆，有关他们的经历及他们记录的新疆的文献资料却很少为人所知，更遑论系统性地介绍和研究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瑞典的基督教传教士。相比探险家、考古学家、政治家等叱诧风云的人物，他们默默无名，但他们却在新疆的喀什地区居住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一些传教士罹病或罹难葬身于此地。通过数十年在南疆的生活，他们对当地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民族历史和社会环境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中除了神职人员外，还有平信徒的医生、护士、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建筑师、植物学家，教师、宗教家、机械师、摄影师等。他们除了用相机拍摄了不少照片以外，不少人还著书立说，留下了颇丰的近百年前有关喀什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文化的历史资料。
正如一位瑞典学者指出的那样，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的几十年间，地处中亚的新疆地区不仅是政治热点，而且还是不同宗教冲突的多事地区。[3] 在伊斯兰教以战争方式被强制性地推行到新疆以前，居住在当地的人们信奉火祆教（亦称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萨满教等。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徒，即景教徒，基督教中的神智论派，曾经在新疆生活过。新疆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许多城镇有基督教教区和教堂。这样的现象历时几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公元10世纪以前南疆还兴盛过佛教。李氏佛教王国曾经在南疆延续了近一千年。此后，伊斯兰教通过杰哈德（圣战）的方式消灭了于闐的李氏王国，一度强盛的南疆佛教文化赫然湮灭，伊斯兰教就成为南疆主宰一切的宗教，直到今天仍然是该地区主要的宗教。本文主要介绍瑞典传教士在清末和民国前期所记载的有关喀什地区，特别是喀什、疏勒（汉城）、英吉沙、莎车（叶尔羌）的伊斯兰教情况，以飨读者。
二、穆斯林人口和构成
要了解该时期喀什地区的伊斯兰教，我们首先从南疆地区的穆斯林人口谈起。1922年，瑞典刊印的《北欧家庭年鉴》（Nordisk Familjebok）宣称，新疆的人口约有177万左右。[4] 在瑞典驻喀什的传教差会站传教近25年的基督教传教士荣通贵（John Törnquist）对此数字置疑，认为它根本不确切。他基于中国政府当时提供的信息估摸出自己的统计数字。根据他所依据的信息，他认为新疆应该有600万左右的人口。 [5] 该数字可以与中亚的研究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估摸的在两百万和八百万之间的数字相对照。拉铁摩尔认为，也许400万人是最可能的。如果我们去除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满族和汉族等民族，那么新疆的穆斯林人口也绝不会少于两三百万人。
1，维吾尔人
根据拉铁摩尔的资讯，传教士所在的两个地区，喀什和叶尔羌（莎车）或许就有150万人。[6] 传教士还估算了叶尔羌与喀什两个城市的城区居民人口：叶尔羌城大约有10万居民，而喀什城大约有9万居民。传教士认为，新疆被称为撒尔特人（或粟特人，即维吾尔人）的族群占据大多数。[7] 该地区当局认为维吾尔人占总人口的70%左右。 [8] 传教士说，包括维吾尔人的突厥人无疑是穆斯林，这里就像其他穆斯林国家那样，伊斯兰教浸染了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当然，维吾尔人不得不尊重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清朝外派的官员和军队将士，但是主导的外来统治者包括满人和汉人在内，在维吾尔人为主的喀什地区是可以忽视的少数人。
2，回民
除了维吾尔人以外，瑞典传教士还记载了“东干人”的存在。在他们眼中，“东干人”是指“皈依伊斯兰教的回回”。有关东干一词的来源，国内外学者都有讨论，众说不一，故不再赘言。但一般来说，东干人是指说汉语的穆斯林，或回民。这里的回回即回民，大部分是从内地来新疆定居的。在民国以前，维吾尔穆斯林被称为“缠回”或“缠头回”，而回回或回民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回族的人。由于接受了伊斯兰教并成为穆斯林，个别传教士认为他们（东干人或回民）的处境是很孤立的，形成了一个单独群体。“对任何人来说，他们是陌生者。虽说信仰同一种宗教即伊斯兰教，但他们不被允许进维吾尔人的清真寺里礼拜，所以他们有区别于他人的自己单属的清真寺。和他们看似外表一样的人即汉人又排斥他们。由于接受了‘外国人的宗教’，或‘野蛮人的宗教’，回民们被看作是‘半野蛮人’。另一方面，这些回民们又很厌恶‘信偶像’的汉人。” [9]在维吾尔人看来，回民们把头发编成辫子（清朝要求百姓蓄的发型）而更像其他汉人。传教士说，回民们在宗教礼仪方面比维吾尔穆斯林严格。比如，维吾尔人可以很高兴地与传教士一起饮茶，而回民则无一例外地拒绝这样做（因饮食及器具方面的不同习俗）。[10] 从这里可以看出，回民在遵守有关饮食范围的伊斯兰教教规方面，比维吾尔穆斯林更加严格。
还有一位瑞典传教士也谈到维吾尔人和回民之间的差别：维吾尔人与回民信奉不同的教派。前者信奉哈乃菲派，后者信奉沙菲仪派。双方都遵循《古兰经》及按照传统的教义来生活，但在仪式和庆典上存在差别。双方之间很少接触与交流，都在各自的清真寺里礼拜，有自己的宗教领袖带领礼拜。在遵守宗教礼仪方面，回民比维吾尔人要更严格。与其他穆斯林相比，回回人像其他汉人那样，剃发，头上留辫子。但回回人刮胡子，这与本地的其他人不同（说明本地维吾尔人蓄胡子）。[11] 在这里传教士所记载的回民信奉沙菲仪派是不准确的，中国回民穆斯林在教法上也是信奉哈乃菲派，看来传教士在调查中可能存在误解的情况。
学者兼政治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指出，在政治危机的时刻，回回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境非常尴尬。如果他们站在穆斯林朋友（维吾尔人）一边，他们被看作是不可靠的。“虽然他们具有穆斯林的信仰，但他们毕竟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会讲汉语的人。但如果他们站在汉人一边，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总有这样的疑虑：他们的信仰也许比他们的国家认同感更强烈。”当从其他省份来的回回人军队到新疆时（比如后来的马仲英带领的回民穆斯林军队进军新疆），新疆的回民总是把他们的命运押在同教的进入者那里。“他们与外来者并肩作战，不仅是作为同教的教胞，而且还是亲戚。联合一起时，他们不仅与非穆斯林的汉人作战，而且有时还对整个汉人社区实施屠杀。” [12]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动荡期间就发生过此类事情。然而，回民人数不是很多，也许不超过15万人，但由于他们的战斗性，他们是一股政治势力。在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政局动荡期间，他们很不被人待见，就是因为他们“好战”性格，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屠杀了。[13]
3，柯尔克孜人及其他突厥语民族
新疆地区讲突厥语的民族除了维吾尔人以外，还有柯尔克孜人（中亚叫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等。传教士记载，柯尔克孜人生活于山区，他们是蒙古人的后代，但说突厥语，都是穆斯林，但维吾尔族穆斯林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柯尔克孜人）在文化上是很低下的。[14] 哈萨克人主要生活在北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大多数是游牧民族，与在南疆传教的瑞典传教士打交道不多，所以在传教士记载的材料里很少提及。至于乌兹别克人和塔塔尔人，在清末民国初期的喀什地区似乎很少，所以在瑞典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就基本未提到他们。
当然，在喀什地区还有说东伊朗语的塔吉克穆斯林，他们主要分布于塔什库尔干县（清末民初时期被称为“蒲犁县”），大多信仰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即七伊玛目派。瑞典传教士在喀什地区设立的四个差会站附近很少有塔吉克穆斯林，故鲜有提到。
三、穆斯林教派问题
1，喀什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
伊斯兰教是新疆大多数本地人信仰的宗教。至少人口中的80%（绝大多数是突厥人）是穆斯林。传教士们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逊尼派，但也有什叶派。根据传教士的说法，这两派的关系是互相敌对的。“一位学识渊博的毛拉后来成为基督教徒，参加了叶尔羌的差会站。他把自己过去的历史告诉结识的新朋友：‘我们逊尼派不接受其他教派的教义。我们相信我们是唯一的真正信仰者，而其他人则错了。’ [15] 基督教教堂的另一位成员在皈依基督教前是什叶派，他说什叶派坚信自己在践行唯一真正形式的伊斯兰教。” [16] 可见，两派都坚称自己代表了正统的伊斯兰教，认为对方不是正统派。历史上中东地区发生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冲突及存在的紧张关系当然会影响到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关系。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县（蒲犁县）有塔吉克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什叶派，如前所述，他们信奉伊斯玛仪派即七伊玛目派。他们因生活在帕米尔高原山区，与维吾尔族联系不多。所以，虽然新疆地区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存在敌对关系，但在历史上新疆地区并没有发生两大教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和严重的摩擦事件。
2，逊尼派运动
毫无疑问，逊尼派在喀什地区占绝对多数。南疆的逊尼派中曾推动过宗教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喀什地区的逊尼派有两个运动：泛伊斯兰教运动和青年突厥人运动。瑞典传教士说，穆斯林认为这两个运动为该地区带来好处，有助于推行伊斯兰教的发展。但是，正如传教士所见证的那样，这里的情况不一样，外部伊斯兰世界所流行的新事物在新疆却很难流行。“几年前，喀什建立了一所让维吾尔青少年学习的学校，学校是由来自受到康斯坦丁布尔（伊斯坦布尔）教育的维吾尔人创建的。该校倡导西方教育和文化习俗，介绍现代化的教育方法。但是，正统派毛拉们恨这所学校，宣称这些新式东西是‘不洁’的。称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学生是卡费尔（异教徒）。认为这样的来自康斯坦丁布尔的事物是非常坏的。” [17] 传教士们看到，南疆的逊尼派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很守旧和传统的文化，而且还是一种夹杂着本地习俗的文化。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从传教士的观察来看，当时确实有伊斯兰教保守派势力强烈反对外来宗教革新思想的影响，并且导致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瑞典传教士还认为，逊尼派在新疆穆斯林中占绝对优势，凭借他们的正统信仰，对基督教宣教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逊尼派强烈反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基督教信仰与穆斯林的观念在本质上是有很大差异的，甚至是对立的，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基督教。[18] 从传教士的描述来看，传教士认为什叶派比逊尼派相对宽容或温和。所以当时基督教传教士在新疆面对的主要宗教竞争者就是逊尼派，它是新疆伊斯兰教的主流教派和传统力量，把捍卫伊斯兰教信仰视为己任，自然会极力拦阻基督教的传教活动。
3，喀什的什叶派
根据传教士的看法，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在对待其他宗教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性。比如，有一位穆斯林在南疆的瑞典基督教差会站里工作。“整个新疆省的什叶派领袖都住在喀什。伊斯兰教界的领袖并没有妨碍他为差会站工作许多年。在他临终前，他在教会学校里教书二十来年。他也是做文字工作的仝工。他自始至终仍然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穆斯林。” [19]
4，南疆的苏非派
除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以外，传教士还注意到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在新疆的存在。这个神秘派也叫苏非派，在南疆有不少信众。“它体现为苦行僧教团。” [20] 其徒众穿戴得像乞食修士（mendicant friars）那样，以向人们收取施舍为生。[21] 此外，他们还以经常在圣徒墓（麻扎）举行奇怪的膜拜仪式为人所知。” [22] 在那些被传教士皈依为基督教的本地人中有一两个曾是苏非修行者。一位在喀什差会中传福音的人告诉传教士说，他的祖上有好几代是苏非派修行者，他的一位哥哥仍然还是一个拥有200位苏非（修会信众）的教团头领。
喀什城外有苏非圣徒的墓。在叶尔羌（莎车）就有著名的乞力坦墓，即七圣徒墓，而苏非派的长老们和徒弟们就居住在这些圣徒墓区里。 [23] 在南疆有许多苏非圣徒墓，当地人称为麻扎，即突厥语或波斯语“坟墓”的意思。不少麻扎是新疆穆斯林朝拜或朝觐的地方。朝拜麻扎是苏非派的重要活动。在每年的特定时段，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会从不同的地方旅行来麻扎朝拜，有的大麻扎甚至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朝觐者。他们从远道而来，在此聚会举行宗教仪式。当然在朝拜期间，除了礼拜外，还伴有治病、相亲、娱乐和经济贸易等活动。传教士也提到了喀什地区圣贤麻扎的朝觐功能，[24] 指出一些穆斯林的最后愿望就是死后被埋在圣徒麻扎附近。然而只有很富裕的信徒才能得到这样的埋葬地，因为圣人坟墓附近的墓地是非常昂贵的。 [25]
瑞典传教士古纳·汉莫森（Gunnar Hermansson）曾经见到过“七千至八千人聚集在本地的圣人墓地周围祈祷”。他认为这种圣人膜拜表明，穆斯林需要末世清算时的说情者。“安拉是很遥远的，对普通百姓的诉求来说是冷漠的。人们寻找一种连接，如果某人很靠近他们，他们就通过他来亲近真主。” [26]
四、简短的结语
瑞典传教士留下的历史资料叙述了南疆地区穆斯林人口的构成、民族概况以及他们所分属的逊尼派、什叶派和神秘主义苏非派等情况，帮助读者了解到南疆喀什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早期的社会基本状况。瑞典传教士当时所传述的历史资料是非常珍贵的。他们由于长时间的在社会基层生活，能够近距离对喀什地区维吾尔族等穆斯林人口及其教派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他们的记述是第一手的资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中文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但是，这些记述也并不一定是完全客观准确的，出于各种原因也会有误解的情况存在，有一些观点也有待商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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