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不仅是在中国流行时间悠久的宗教，而且仍然是当今中国流行广泛的宗教，有很多理由可促使我们特别地注意追问和审视佛教在中国的社会角色问题。不过，一旦具体谈论当今佛教的社会角色，像佛教这样具有悠久传承历史的宗教，尤其是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已经长期协同发展而深度整合了的宗教，其社会角色的历史性的现代意义的问题便会突出出来；同时，佛教也是一个要继往开来的宗教，传统继承与现代调试相纠缠的问题也是相伴随的显著的问题。加之中国社会大一统时间长，具有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历史背景。这些因素都使得在关注当代佛教之社会角色的同时，了解佛教在历史上一些重要时期或事件中所进行的角色定位和调整，成为很必要的也需要审视的内容。故而，在此由政治文化的角度，通过对佛教发展史上一些重要历史时期的具有历时性意义的问题讨论和结局选择，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佛教社会角色调整和定位的问题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密切关系。
一、佛教发展早期之政治文化环境与角色调整和定位的相关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面对的即是王权至上和宗法伦理的政治文化环境。并且，这种政治文化环境，自佛教传入、蔓延和发展的最初阶段，直至封建社会结束，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环境和面貌有一定的差异，但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关系，随着秦、汉王朝的王权社会及其相关观念的振荡整合而逐步成熟，相伴随地亦形成基本的模式特征。
1、佛教传入中国所面对的政治文化环境
为了对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的政治文化背景有所交待，根据相关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近些年对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在此，仅对与佛教发展关系密切的一些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基本特征作一大致概述。首先是一般政治意识，在佛教传入时期，王权至上的观念已经确立并占据主要地位，儒家的王道仁政的伦理政治哲学也已成为居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基础，以至大众的一般政治意识基本表现为对于仁君、贤相、清官的理想政治秩序的政治期许和依赖，替代乃至取代了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和对理想政治目的的追求和信仰；在政治态度以及价值评价乃至情感倾向等方面，则主要呈现为以伦理的道德的规范为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的状况。由于伦理政治观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以伦理道德为人之行为准则，因而在这种观念笼罩下，政治实施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实际就被标榜或者落实为道德教化的过程，一些伦理规范就成为政治价值和评判的标准，如作为伦理规范的忠、孝，就成为政治评价的基本的也是最终的准绳；此外还有与农业经济基础和集权政治制度和幅员广阔又相对封闭的自然及地理环境条件有关而形成的独尊、求同、封闭、自保等特点的社会存在心态也是政治心理特征等。
2、在传统政治文化环境中佛教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
虽然没有资料和迹象、也没有历史事件显示佛教传入中国是因为政治原因，但是，佛教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发展史则显示，其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无不与中国政治文化密切纠葛。传入中国后的佛教，其社会角色的调整和定位，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倾向密切相关，因而在以王道和儒家思想为政治文化主导的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局部地区的政权外，佛教在中国始终没有成为国教，即使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之主要构成部分，但也始终处于王权和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次要地位，并主要是在业已整合形成的宗法伦理意识的笼罩下处于被评价和修正的被动地位。所以，在以上所概述的那些政治文化因素中，关于王权的政治意识、和关于价值评价的伦理道德倾向，是主要的既影响到社会对佛教的评价、也影响到佛教的发展轨迹的重要政治文化因素。
此外，由于中国古代王权社会在很多决定社会发展性质的要素方面都有一以贯之的基本特质，使得我们在审视佛教历史角色定位的相关问题时，有了确定基本考察方位和范围的原则，即佛教在中国发展之早期，佛教所面对的相关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和突破之道，即可能大致匡定出了一个后世可能遵循的基本模式或模仿的经典范式。历史上的很多历史事件也显示，情况大致如此。
由此概括看，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早期阶段，在其现实生存和发展中必要面对的众多问题中，摆置和定位与王权的关系，以及处理和解释与中国传统伦理秩序和理念的一些冲突，是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二、佛教的出世向度与政治文化传统的冲突及其所涉之角色定位问题
在此有限的篇幅内，或许可以通过几个典型的观点和事例来考察一下历史上的佛教角色定位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中，东晋时期（公元四 - 五世纪）是中国佛教早期急遽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时的著名高僧道安和慧远的经历和所处理的一些问题，就是在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所遭际的极具典型意义的范式性质的个案。
而佛教的出世向度与政治文化传统的冲突、及其所涉之角色定位问题之所以值得审视，是由于在传统政治意识的一个角度上看问题，而使其突出出来的。即，在佛教传入并因此而有出家僧人这种形式之前，中国并未有一种制度化的以脱离世俗乃至出离王权控制向度的宗教徒的形式。但是，中国很早就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意识和理念。因而，在这样的认识下，佛教徒出离世俗的程度、乃至佛教僧人称为“方外之宾”的所谓“方外”的界线等，不惟成为问题，而且还可有很大发挥空间去追问这种形式是否还隐含着对王权的怀疑态度乃至否定的意味，等等。
1、出世沙门与世俗王者的尊卑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东晋时期，王朝偏安在东南方，北方则前后建立有十六个小国，相互间的战争不断。道安（312或314 - 385）的佛教事业就是处于那样的时期中。虽然那时佛教自传入中国已有三个世纪，但力量还很弱，不过已有良好的发展势头。那样一个为争夺王权而频繁发生战争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政治权力有绝对的权威和力量有可能、并且是随时有可能给予佛教以致命打击和危害，一方面政治势力也有可能给予佛教极大的支持。因而，在那样的情形下，道安总结佛教发展的际遇经验，得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 的教训，实际上，是退守于被动和不冲突于政治力量的角色和地位上，从而在战乱的夹缝中为处于早期生长期的佛教寻得了伸展的空间，并于艰难环境中积极于佛教的自身建设，传译佛经，规范僧伽，培养和锻炼僧才，扩大佛教传播范围，等等。
慧远（334～416）是道安门下的卓越弟子，因战乱使道安分张徒众后，慧远在庐山建立了道场。没有多久，由于慧远在佛学上的造诣，以及其在出家前已在儒学及道家学说方面获得的良好学养，使其成为当时一位儒释道兼通的得道高僧；同时，在那样动荡的时代，其还以超凡的处世之道，使庐山道场不仅获得生存之地，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空间，慧远亦成为一位著名的佛门领袖。由于那个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也是佛教发展史上很关键的时期，慧远的这些个人因素，使得慧远成为佛教与世俗王权势力接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使得在慧远时期所发生一些事件和处理的一些问题，成为对于中国佛教的社会角色之定位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和问题。其中涉及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佛教与传统伦理秩序的关系的问题，一是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一是关于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的争论。这是发生在政治当权者与佛教徒之间的非常著名的争论和事件。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佛教的角色和地位与王权政治力量的作用关系一直是个很微妙敏感的问题。虽然遵循佛教的教义，出家即是“方外之宾”，但同时则处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社会现实之中，“方外之宾”的角色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是相对的，事实上，这种作用关系也是动态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限度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政权一边，但同时，也与佛教自身的实际状况大有关系。在此，先以东晋时的权力把持者桓玄（369 - 404）等统治者与高僧慧远及其追随者之间关于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的冲突及论辩为例。因为这是在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前期，关于世俗统治者与舍离世俗的佛教出家人之间关系地位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调整，和一次难得的以对话形式达成的调整。
在这场具体落实在沙门是否要敬王者的争论中，主张沙门应礼敬王者的一方是政权中的一些排斥佛教的官绅，他们立论的出发点，是认为儒家礼法名教为统治秩序之根基，坚持以维护礼法名教之权威性和一贯性为目的；对此持否定观点的自然是佛教高僧及其拥护者，其中也不乏当朝权贵，他们认为佛教必须坚持出世立场，应维护佛教的基本宗教特性。
认为沙门应礼敬王者的理论，当权者桓玄的观点最为直白，其理论支撑点出自《老子》，取其中“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中焉”的理论为依据的，桓玄认为，帝王之所以为四大之一，“皆在于资生通运，……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日用欲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2] 这就是说，普天之下的资生利益都是仰赖王者的，所以王者理应受到尊敬，你们沙门岂能沾受德惠而不向王者行礼敬呢？
当时相关的辩论文章，包括桓玄与慧远对此问题的往复辩论，都收录在著名的佛教典籍《弘明集》中。慧远最具代表性主张在其《沙门不敬王者论》[3]中。
慧远先是依照佛教经义，说明佛教出家、在家两大部众的行为规范之所以不同的意义。如，在家弟子是遵循世俗的规范，礼君尊亲，讲忠孝重情义。而脱尘出家的僧人，即已处于“方外”，是以牺牲世俗荣华，“绝迹”于尘俗欲望和生活的方式，以佛教修行来寻求解脱烦恼和实现超越目标的。出家人“求宗不由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是故……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如此，岂坐受其德，虚沾其惠，与夫尸禄之贤同其素餐者在？”[4]
慧远的回应，应该说是对于佛教与王权、出家人与王者之君臣之道关系的精妙解答。
首先是维护并坚持了佛教的立场，以出家人不以王者引为必应受礼敬的资生厚生的利益资本为贵，以争取出家人不礼拜王者的宗教尊严。
再以出家人是以摒弃俗念、通过自我牺牲的隐居修行来追求大道、以高尚的志行，来谋求开辟天人之路、助益重劫沈流的众生，为众生寻求解脱之道的。因而出家修行不仅不冲突于王道之治，恰恰因为是立足于“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的目的上，既不违背孝道，又能福泽济世。
如此一来，出家人不礼敬王者与其自我牺牲谋求众生解脱之道连在一致的逻辑关系上，既不违背佛教的教义立场，同时还跳出了与世情相抵触的论理矛盾。虽然，慧远的回应有明显的调和色彩，但也说明，慧远这样的高僧洞晓社会条件和佛教的生存发展之道，如其所说，“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5] 佛教既要保持根源性来发展自己，同时，利济世俗也是重要的任务。可见，慧远走的不是青灯古佛的闭门修行之路，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和佛教自身发展状态对高僧的要求所致，使道安、慧远这样的高僧，选择了与王权和世俗若即若离的关系。
2、“方外之宾”之处世角色问题
引起沙门礼敬王者与否的争论、以及政教关系时常出现紧张情况，除了有出离世俗向度造成的与传统政治意识和政治地位结构所决定的深刻原因，还一个现实原因，即“方外之宾”如何与世俗相处的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具体由于一些佛教徒自身素质和寺院经济原因而激化。当时的佛教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已伴生了丛林秩序凌夷、僧人素质恶劣的现象；加之由于僧尼享受免除税赋等特权，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因而，佛教既成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问题焦点，也是社会风化日下的一个问题点。即如桓玄指责佛教的那样：佛徒不惟道行失准，还竞相骄奢，招摇于京师朝市，已经是“尘滓佛教”，“实污风轨”。而且“天府以之倾匮，……避役钟于百里，捕逃盈于寺庙。乃至……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6] 这样听来颇为严重的描述，并不仅是特意拿来做沙汰沙门的口实，也确是当时佛教败坏一面的一些状况。
不过，自立于“方外”的僧人，还有“济俗”的义务，而且即使寺院生活，也必须交结世俗，所以，就有如何处世的角色问题，事实上，涉世程度也是十分难以把握的问题。
站在佛教立场上的名士权贵，则由不同的角度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自汉以来，佛教逐渐繁盛，从没有对王纲社稷造成威胁。而且每每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佛教还为政治失意者提供了后退的出路，实际是起了缓解社会压力的作用，所以才会受到朝野和社会多方面的护持。这种认识，也是对慧远所谓的佛教“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的认同。
而事实上，桓玄在其篡得当国的地位后也发生了认识转变，放弃要求沙门礼敬王者的主张，并认为“佛法宏诞，所不能了”，而且还承认，以儒家“笃至之情”的标准要求佛教也是“苟所不了”之事，结果，特发《许沙门不致礼诏》，明确诏告：“诸人勿复使礼也”。[7] 可见，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角度、立场上，可以有多种可能的处理方式和途径。
由这场争论的结果看，佛教保全了形式上不礼拜皇帝的立场，但本质上则再次敲定了“协庇皇极”的被左右的地位，佛教要以“济俗”为终究“要务”。基本的平衡尺度，大致如慧远的精辟之论：“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8] 把握好这样的尺度，才能确保这种被动但相对独立的地位。
在传统中国王权至上的政治意识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中，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和慧远的“协庇皇极”，所体现的是处于政治弱势的佛教，希冀通过妥协在争取自保的同时谋求相对独立的愿望，并没有透露有争取自主独立的意愿。而且，这种基本的宗教角色意识倾向在此后，即使经过隋、唐、宋、元，直到明、清数个朝代，都没有根本变化，无非是变化了说法，如唐代有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也是说佛教对于王权社稷有暗中保佑的作用，“佑国保民”就常常成为寺院匾额中的内容。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特别注重用“阴翊王度”的说法，来发挥佛教中因果报应等宗教作用辅助王道治化，也就是慧远说的“协庇皇极”。
透过以上的例子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格局中，佛教与王权达成妥协的角色定位，一是佛教自身的出离向度使其不构成对王权的直接权力威胁；同时，佛教有既出世又济俗的基本平衡限度。这在一个君主集权政治的体制下、以入世精神为主导的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中，济俗而又出世的价值取向，既避免了与王权的直接冲突，也给社会提供了不同方向的选择可能性和空间。对于个体而言，大致是提供一种解脱之途或避难之所，就社会言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所谓天人交道的方式，以及一种不同力度的济世途径。佛教在东晋时期关于角色定位的探讨和选择，无疑奠定了其日后更大发展的良好基础，使之成为中国社会整合趋势结构中的一种力量，此大概应是慧远那样的高僧通过“协契皇极”之角色而为“大庇生民”之作用的意味。
三、传统伦理意识下的角色质疑和理论困境及其突破
1、佛教僧人的出家修行与传统伦理秩序的冲突
与王权至上的政治伦理关系相关联，在提倡孝道为社会及生活秩序之主导观念的传统伦理意识下，佛教如何解决出家违背传统伦理的角色困境，就是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定位问题。事实上，在传统孝道和伦理关系方面，也是佛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倍遭指责的方面。
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意识是一种在家族血缘谱系上以“孝亲”为家庭伦理、在国家政治谱系以“忠君”为目的的宗法伦理关系链。但是佛教修行的基本向度是出世的，尤其是出家为僧的修行方式，违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 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实际秩序，与传统伦理所规范的行为指向是逆向的，因此而为世人、尤其为儒家批判佛教引为靶子。如何调整与中国传统伦理意识和现实秩序的冲突，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困境。
2、佛教对于伦理困境的经典解释和实际突破
在此仍然以慧远时期的例子为个案，看看当时的佛门是如何面对这个困境，以及是否有所突破。
显然，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孝道的冲突在佛教发展的早期即突显出来。高僧慧远也在这个问题上直接遭遇了来自权力阶层的压力。同样还是那位权倾一时的大将军桓玄，在这个问题上先行发难。背景是，当时当权者们因种种原因已生沙汰沙门之意，而以慧远为领袖的庐山僧团是其权力范围内的主要佛教势力。于是，桓玄援引《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何以毁伤”之句，责问慧远，以指责佛僧出家乃违背人伦孝道，实际有借此挑衅佛门的意味。慧远同样引用《孝经》，但择取的却是“立身行道”乃“孝之终也”的意义，成功地回敬了发问。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场概念上的智慧周旋，但也实际道出了佛教在解决与传统伦理逆向之理论困境、在伦理链条上自身角色定位困境的一种突破出路，即，在立身以行大孝和终极关怀方面是佛教的优势，也是佛教在社会伦理方面之所立身之处。
慧远及其僧团也恰恰是以自身的“高尚其迹”，超然于世俗，赢得了“道德之居”的赞誉，使之“立身行道”的角色资格获得社会一定的认同。同时，慧远在其庐山僧团及信众中特别地提倡了净土信仰，虽然这是佛教的基本法门之一，但那时对此法门的特别提倡，至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将佛教的终极关怀真切地落实再现实人生之生死大事的关怀上，而这种关怀倾向，则引导佛教在“慎终追远”意义上与传统孝道的关怀意义、以及教化意义取得了一致性。进一步说，既在大孝方面也在家庭伦理线索上实现了佛教在中国伦理层面的着陆。具体到慧远所在的庐山僧团的生存与发展，至少使得当时的排佛权势无以对其施压，在社会动荡局面里，既保全了庐山佛教中心，也一定程度地维护了佛教的整体利益和地位。
四、佛教的历史角色与现代诠释的问题
1、佛教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调整
概略看，经过南北朝时期一系列儒释道以及相关政治权力阶层的介入的论辩，佛教的出世取向所带来的一些与传统入世政治文化取向的异趣之处得到许多弥补。不过相关问题却始终不断地因为不同的目的而作为话头被拎出来议论。
除了慧远时期在以上提到的几方面问题的诠释，对于佛教社会角色定位后来也还有几种著名的说法。如前文中提到的唐代一些护持佛教的王臣则提倡佛教有“阴翊王度”的作用，而将佛教定位于辅助王道的角色上。
在宋代则是契嵩的《辅教编》，通过回应欧阳修等对于佛教的批判，对这些相关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其中除了一再申述儒释不同实乃殊途同归，不仅沿用颜之推将“五戒”比附“五常”的路数，还讲“孝为戒之先”，以继续弥合与传统孝道的间隙，同时也明细了儒释之社会角色之定位不同，即所谓“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者，非佛亦不可也。”[10]
另外则还有元代的万松行秀告诫耶律楚才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11] 的著名观点等。
但是，比较这些说法，可以看出其实都不过是表述上的差异，实质上与慧远“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的用意大致是一样的。而且同样的，其角色定位并非是对传统王权和世俗价值标准的否定或超越，而是以角色定位谋求同构于世俗的政治文化系统。而且佛教在内在超越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求，则使之在哲学层面与传统思想深度地整合。或许这也是可以拿来探索说明佛教等中国宗教没有出现与政治权力分离或分权现象的一种可能的原因。
2、社会性质的变化与佛教社会角色定位问题
按照通常的习气，在述说历史问题时，总不免联系现实。不过，中国佛教的传统历史角色及其意义，与其他古老宗教一样，在现代社会无疑是发生了新的诠释困境。除了有全球意义上的现代性及强烈话语权的参照标准的影响问题，就是局限在中国自身政治文化系统来看，也有一些实质性的前提问题有待清理。既便用简单的三段论方式，也使一些问题突显出来。诸如：社会性质变了，价值系统不同了，那么历史角色是否应被否定？文化是有延续性的，传统文化要继承，佛教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其历史角色是否有现代继承意义？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并非不相干的，一些现代科技以及制度的变化，也不一定就否定由传统文化延续而来的价值系统，但同时，现代社会对于传统的扬弃又是必然的。凡此等等。或许佛教的社会角色在一些政策原则下有所界定，然而，如佛教这样有深厚历史传承的古老宗教的现代诠释，则无疑是需要一些诠释的。而其历史角色是否有现代诠释的可能和意义，本身也是有待探讨的问题。不过，中国社会目前主张的是佛教与现实社会相适应，从抽象继承的角度看，或许是可以看作佛教历史社会角色的延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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