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十辑 二零二四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10 Autumn 2024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讨论基督教古典教育要首先考虑抓准基督教古典教育的精髓，否则在实践中就很容易造成名不副实的情况。在基督教文明之前，希腊和罗马文明已经出现了各样的学校，可以称为古典教育。面对希罗文明及其教育，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开启了继承及转化的工程，教父们的这项工作成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奠基石。他们按照启示和教义重新赋予古典教育以基督教的言说模式，从圣化角度重新设置了教育的目的，使希腊、罗马的古典教育转化为基督教的古典教育，并持续影响了整个中世纪。
前言
随着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发表了那篇经典的演讲——失落的学艺（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古典教育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古典教育，相关的学校也逐渐出现。然而，对古典教育之概念的界定却十分模糊，大家似乎越来越把古典教育简化为开展三艺（即文法、逻辑、修辞三学科）的教育，其结果往往是有了古典的口号和外形，却难以把握古典的精髓，和现代教育并没有质的区别。
什么是古典教育？有些人从词源学角度将其翻译为经典教育，或是博雅教育。但哪些要素决定了一种教育是古典教育？目前似乎还没有一种定论，或许这也是导致大家在言说时无法有的放矢的重要原因。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需要纠结于词汇的定义，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古典教育，在历史的脉络中把握住古典教育的基本要素。
本文无法详细谈论教育的发展过程，这也不是本文的主旨。所以，我仅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教育被基督教吸收和转化的这个历史过程来谈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基本要素，我称这个历史阶段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奠基时代。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我想要借此指出教育的发展是有连续的过程，雅典和耶路撒冷并不是绝对对立与分隔的，而是有着继承与转化的过程。这提醒我们在实践基督教古典教育时，不应该是封闭的，而是要和历史及当下的理念进行对话。第二，当我们谈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时候，应该将其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或者说我们所谈的古典教育对标的是历史的哪个阶段的教育。当我们从历史对标角度去看问题时，就势必会发现有一个奠基的时代，而其后的发展都是这个时代所埋下的种子在具体时空中的发芽、成长。故此，在谈论古典教育时，就无法绕开这个奠基时代。
拉丁教父开启的奠基时代
教育的基本要素通常包含教育主体[1] 、施教者、受教者、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方式、学科的设置等等，在不同的时代这些要素的内涵会有变化。古希腊的教育是针对自由民的，这不单是因为他们有闲暇的时间和金钱，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可以脱离物质的困扰而进入到形而上学的思考之中。古罗马对希腊文化的重视是公认的事实，“奠基于研习文学、修辞术和哲学之上的一种希腊文化理想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段已经完全被罗马接受。”[2] 古罗马虽然崇尚希腊文化，也在教育模式上师从希腊，但古罗马的教育内涵却和古希腊不同。相较之下，罗马更加务实，其教育本质上是功利性的。[3] 他们的教育专注于培养对城邦有积极贡献的人才。
西罗马被蛮族攻陷之后，基督教成为西方文明的火种，一方面保存了希罗文明，一方面又发展了基督教文明。同时，基督教思想家们又要在这两种文明中进行对话和转化。教育作为文明的摇篮与载体，自然是两种文明对话中绕不过的话题。奥古斯丁挑起了这个重担，他是希腊、罗马文化的饱学之士，同时也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教育领域，奥古斯丁并没有否定希腊、罗马的教育模式，而是继承和规范之。奥古斯丁虽然规范了自由七艺，“把自由艺术概括为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和音乐”，[4] 但他所规范的这自由七艺并不是凭空出现。在奥古斯丁之前，公元前一世纪的瓦罗（Varro）就已经提出自由艺术有九门学科：语法学、辩证法、修辞学、地理学、算术、天文学、谐音学、医学和建筑学。[5] 另外，斯多亚派则最早确定了三艺的三门学科（即辩证法、语法和修辞）为一个统一体。[6]
由此可见，奥古斯丁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确定了自由艺术的七门学科，并将古希腊、罗马的教育转化成基督教的教育，并重新赋予了这些学科内涵和指向。为此，“奥古斯丁曾打算研究所有七门自由艺术，并写出著作，为世人建立起关于自由艺术的教育课程，但他最终只完成了一部论述音乐的著作——《论音乐》（De Musica），以及关于语法学、修辞学、辩证法和几何学的一些论文。”[7]
在奥古斯丁之后，另一位拉丁教父奠定了中世纪教育的基础，他就是被人称为“代表古代哲学精神嫡传的最后一人”、“经院哲学第一人”、“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的波爱修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波爱修斯第一次明确地把七艺分为三科和四艺，语法、逻辑、修辞为三科，几何、算术、天文、音乐为四艺。波爱修斯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的《论算术原理》《论音乐原理》《论几何学》和《论天文学》四部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世纪早期的权威教科书。[8] 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自由七艺在信仰上的地位，即这些学科是通往神学、哲学的必经之路。
至此，古典教育就从希腊、罗马时代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学科和教科书已经确定，教育的目的也转化成了基督教层面上的意义。接下来我要简单介绍奠基时代的人论、教育目的和学科设置，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三大要素的内涵，那么，处于现代化世界的我们无论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都是站立在拉丁教父们开启的基础上，都不会偏离古典教育的道路。
奠基时代的人论
谈教育最忌讳的一点就是忽略人论，因为怎么看待人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教育模式。一个持守人性本善的人，可能认为卢梭的《爱弥儿》才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会更注重于释放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在无拘无束中成长。一个持守人性本恶的人，可能会如道德警察一样处处提防孩子，把孩子框在各种规矩之中。然而，简单地以人性善恶来看待人，对教育的开展并没益处。人是神的杰作，是具有神形象的杰作，这是在开展教育时首先要抓住的前提。我们要以人身上具有的三一形象作为开展教育的基础。
关于人身上的三一形象，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这本书里阐释得非常清晰。《论三位一体》是奥古斯丁神学的巅峰之作，总共有15卷，前七卷论述了三位一体的神，后八卷论述了人身上的三一形象，二者前后呼应，彼此关联。概括而论，奥古斯丁认为人身上的三一形象主要体现在“记忆-理智-爱（或意志）”的三而一、一而三上。[9] 通俗讲，就是一个人的记忆、理智和意志决定了他的形象。他的记忆里留下什么，他的理智怎么理解这些记忆，他又如何以前两者为基础而采取行动，将决定他会成为怎样的人。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对人的认识和教育联系起来。我认为古典教育提出的三艺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人论相契合的教育。无论是古代东方还是西方的教育，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共性，就是让孩子在年幼时大量背诵，犹太人让孩子们背诵妥拉，中国人让孩子背诵四书五经。等孩子们长大一些之后，他们就要被送到学校受训，以能解释这些经典。等孩子再大一些，他们就要根据所学内容针对社会问题而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契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教育，在他们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背诵（语法学），在他们思维最活跃的时候教导辩证法（逻辑学），在他们长大成人前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修辞学）。除了孩子的成长规律之外，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三艺正好对应了奥古斯丁提出的记忆-理智-意志的心灵形象。也就是说，三艺作为教育的基础，在基督教里的合理基础是因为它是针对人身上的三一形象而展开的训练。
当今古典教育的代表人物苏珊·怀斯·鲍尔认为一到四年级是文法阶段（即原来的语法学），这个时期的孩子要大量记忆经典内容；五到八年级是逻辑阶段，这个时期的孩子要学会去分析之前所记忆的经典；九到十二年级是修辞阶段，这个时期的孩子要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经过这十二年的训练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身上的恩赐报考相应的大学，以便有针对性地深造。这是古典教育在现代的活泼运用，只是我依然要强调的是对孩子进行三艺训练是因为这是在塑造人身上的三一形象。所以，谈三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的运用，而更多要注意内容的选择上，特别是文法阶段的记忆内容非常关键，这是我们塑造一个孩子的基础素材。
回到奥古斯丁的人论上来，奥古斯丁并不止步于心灵的记忆-理解-意志层面，他更进一步指出“心灵对上帝的记忆-理解-爱比心灵对自己的记忆-理解-爱更堪称上帝的形象”。[10] 所以在发展人的记忆、理智和意志时，其关键点就是人的心灵对神的记忆、对神的理解，以及对神的爱。当一个孩子通过文法训练，在记忆里留下的是神丰富而恩慈的同在；当一个孩子通过逻辑训练，在理智上形成的是对神更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当一个孩子通过修辞训练，在意志上能生发对神的赞美和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孩子就在他身上的三一形象上受到了良好的塑造。
奠基时代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对教育而言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了课程的设计和教育的导向。以光宗耀祖、飞黄腾达为目的的教育和以成为社会栋梁为目的的教育之间一定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必须承认在世俗化的时代里，基督徒的教育目的也世俗化了，和古代的教育目的相去甚远。因此，开展基督教古典教育，如果不在教育目的上契合古典教育，那么即使在形式上回归到了古典教育的模式，也会在效果上背离古典教育。
基督教古典教育的目的可以简单划分为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直接目的就是为读经而预备。对于教父们而言，并不是识字就能读经，因为读经牵涉到如何能读懂和如何能正确运用的问题。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里说“我们不可因为他们说是默丘利发现了字母就拒不学习字母”，[11] 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借此告诉大家各种学科的训练对读懂圣经是有益处的。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奥古斯丁就分别论述了自然科学、机械学、辩证法、修辞学等学科对释经的帮助。换句话说，基督徒受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理解圣经、解释圣经、传讲圣经而预备的。当一个人在文法、逻辑、修辞上经过训练后，就具备了读经的基础，他可以更好地发现圣经的真实意义，他也可以很好地表达出圣经的意思，并且在实践时他能懂得区分享受的事和使用的事，[12] 这正是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这篇论文中所提到的核心内容。
可能有人会有疑惑：文法、逻辑和修辞上的训练是属于世俗小学，怎么能明白圣经里的属天智慧呢？又或许有人会提出明白圣经的前提应该是敬虔。事实上，这些疑惑是忽略了文法、逻辑和修辞与人身上的三一形象的对应之处，这种对应使我们无法说三艺的教育是世俗的小学。另外，正如上文所言，当我们的记忆、理智、意志被受训与神有关时，我们身上的三一形象就得到了塑造，而这正是一个人最大的敬虔所在，因为呈现在他心灵上的形象是与神关联的新的样式（弗4:23-24）。改教家加尔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没系统地读过神学，也没有进过修道院，但他所受的人文教育使他拥有了解经的良好基础。
古典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人身上神的形象，和牧养与灵修拥有一致的目的。通过基督教古典教育，人身上的三一形象得到正确塑造，以至于人能在万事万物中看见神，并赞美神。从这个角度看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们就会发现奥古斯丁是通过回忆自己的一生以在记忆、理智和意志上来重新塑造自己，故此，浙江大学的章雪富教授指出《忏悔录》的主题就是忏悔和赞美。忏悔是因为发现在自己人生的每个阶段神都在保护和引导（这属于记忆和理解的范畴），但自己却看不见，甚至悖逆。赞美（这是修辞的范畴）是因为虽然自己悖逆，但神的恩典胜过这一切，让他可以浪子回头，可以得到上好的福分。
奠基时代的学科设置
当人论和教育的目的回归到古典精神后，古典教育的学科设置就有了基础和方向。七艺就不是简单的知识学习，也不只是建立学习的艺术，而是通过这些学科的研究而指向属灵的世界。学科要指向属灵的世界，这和现代学科往往停留于实践或实用层面截然不同。
就三艺而论，为了让文法、逻辑、修辞的训练能回归到教育的目的，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开设相关的课程，而是要与信仰有活泼的关联。在这一方面，16世纪的十架约翰（或译十字若望）继承了奥古斯丁的精神，提出用三超德（即信、望、爱）来重整心灵的记忆-理解-意志。我认为这是赋予了三艺基督教的精神。十架约翰在《心灵的黑夜》一书里指出：用信心来超越理智，因为信心可以带领人达到理智无法够到的敬虔的奥秘里，同时又给理智带来确定性；用盼望超越记忆，因为盼望所涉及的是尚未拥有却是实在的东西，我们过往的记忆里可能看不见上帝的临在，此时盼望就能带领我们看见未曾看见的上帝之手；用爱心超越意志，因为“意志有编造的能力，它不仅可编造已被遗忘了的东西，甚至还可编造从未被感觉或经验的东西”，[13] 只有让意志里那些不属于神的情欲被神圣之爱消灭，才能让人专注于神，让爱神成为人行事为人的驱动力。
论到四艺，波爱修斯认为这是把我们的灵魂从有形的世界提升出来，并通往智慧的四条道路。[14] 当然，这里的智慧并不是世俗上的为人处事、能做学问的智慧，而是指智慧的本体，即上帝。在波爱修斯之后，十三世纪的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在《论学艺向神学的回归》中指出：我们的全部知识皆应以圣经知识为其归宿，尤其应以圣经的奥秘知识为依归，通过它，所有知识之光归于上帝。 [15] 此处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四艺这四门学科和现代同类学科是有区别的，古代四艺都有形而上学的一面，这是现代人在实践古典教育时需要留意的一面。比如几何学就有三种表达方式：形而上的理论几何学；日常测量的实用几何学；生产材料时的作图几何学。[16] 又如音乐有宇宙音乐、人的音乐和乐器之分。[17]
带着这样的思维去开展四艺才能回到古典教育的精髓里，这样，我们的数学就不再只是停留在数的运算上，而是在数上看到上帝的奥秘，奥古斯丁以及之后的中世纪的教育家都认为在数里有着神造这世界的原理。[18] 至于音乐教育，则是帮助人体会宇宙的和谐，让人的心灵可以和天上的旋律同步。几何学则能把人的灵魂引向真理，因为思考线、角、形能让我们理解自然现象，即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天文学则是让我们的心从尘世举向天上，进而发现神更伟大、奇妙之处。
结语
本文简单谈论了拉丁教父所奠基的基督教古典教育，主要是为了帮助现今的实践者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避免徒有其表的现象。如果所谓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只是在一些课程设计上仿效古代的科目，另外再加上一些圣经课程，那本质上还是现代化的教育，整个教育还是处于割裂、分散的状态，这样的教育可能还是困于有形的物质世界，而无法进入属灵的世界，这样，使人成为具有三一形象之人的教育目标就难以达成。只有我们先抓住古典教育的精神，即为了让人的心灵回归上帝，为了让人身上的神的形象得到塑造，那么我们的教育实践才有了方向，我们的教学才有了依归。
当然，在现代社会谈古典教育是极其艰难的一件事，我们的现代性是难以跨越的障碍，现代化的言说模式时刻在影响着我们，给实践古典教育带来重重困难。在实践方面，大多数人关注的是课程的设计，这当然是很重要也很艰难的一件事，但我想强调的是，不要着急于课程的设计，要先消化和把握古典教育的精髓。而在古典意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回到奠基时代看教父们对古代希腊、罗马教育的继承和转化，或许能帮助我们抓住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内核。教育是百年大计，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松土，而开路者能留给后来者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确定了良好的精神内核。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师资力量受限而望洋兴叹，要知道众多课程里，只要有一门课程能够真正根据古典教育精髓去实践，那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对学生也是好的栽培。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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