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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成论的价值前设

查常平(四川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以2023年第11届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中的作品为例,探讨媒介生成论的价值前设。作者认为纯粹的媒介生成论,面临导致虚无主义的价值前设难题;而通过区别目的性媒介与手段性媒介,或可基于终极价值论来化解这一难题。

在2023年成都第11届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上,日本艺术家安达修的《和平不意味着没有战争》之行为装置,引领我们审思媒介生成论的价值前设。媒介生成论的内容包括如下三个命题:任何对象的存在本身都是一种生成性的媒介;任何媒介的存在本身都是一种生成性的对象;任何生成性的对象都需要在媒介化的过程中互动地达成。人的生活世界由七个关系因子,即语言、时空、个人、自然、社会、历史、神圣之基础媒介(elemental media)组成。按照媒介生成论,这些基础媒介只有在被媒介化的过程中,才获得了自己的个别规定性,从而也将丧失其对于世界的奠基性的作用。这样,纯粹的媒介生成论就面临虚无主义的价值前设。

在成都广汇美术馆一楼大厅,安达修在地上铺陈象征和平的记号图,在尼龙绳连接圆周处安装呼叫铃。他带来制作千纸鹤的绘本教材,邀请现场观众在艺术节期间用纸折叠千变万化的纸鹤。每当观众把纸鹤粘贴在记号线上,便按响呼叫铃一次。藉着创作纸鹤的过程,他希望观众体会维系和平之艰难。何况,要填满近五十平方米的空间,需要无数观众的耐心、信心、恒心、诚心、爱心的共同参与,因为没有人心的和平,哪有所谓的世界和平?没有家庭的和平,哪有所谓的社会和平?

和平记号是象征和平的媒介,千纸鹤是日本人表达恢复身体健康愿景的媒介,观众共创纸鹤是人类共同维系和平的行动媒介。安达修将这样的集体行为命名为《和平不意味着没有战争》。其造型取自格拉德·霍尔顿1950年代为英国核裁军运动设计的英语和平符号(peace sign)的标记,由一竖、反转V字和圆形组成,前两者分别代表字母“N”与“D”,即核(Nuclear)和裁军(Disarmament)的首字母。这一设计后来被世界各地的反战人士采用。根据媒介生成论,我们能否说“和平”只是“战争”的媒介?或者反而问之?绝对纯粹的媒介论,即把媒介理解为一种交通运输中心一样的存在,必然遭遇虚无主义价值论的难题。“这就是媒介研究的最新困境: 媒介同时位于媒介之间和之中,在间性和间态之间的时空找寻定位。”[1] 只有在本真的价值论基础上言说媒介论,才有真实的意义。难怪奥古斯丁说,纯粹的媒介只能被使用而不能被喜爱。他以人生旅行来说明纯粹媒介的困境,难怪他总是以道成肉身的教义来讨论语言这种媒介。[2] 作为媒介,人只是异乡的过客:“我们作为匆匆过客的危险,就是混淆使用的东西和喜欢的东西:‘我们在乡间看到的自然美景,行走本身给人的乐趣,都迷住了我们的心,把这些只应该使用的物体变成了我们喜爱的物体;于是我们不愿意赶到旅途的终点,我们的思绪偏离了我们的故乡,而故乡的快乐本来是我们幸福的源泉。我们朝生暮死的人生,就处在这样的画面之中。’”[3] 那些在艺术上以媒介为“故乡”的人,其实将被囚禁于这样的困境中而丧失自由。这也是目前艺术界出现大量空洞无物的影像或所谓新媒体作品的根本原因。

万物若仅仅处于一种互动的媒介化过程中,仅仅通过互动的媒介化过程,确立自己作为个别媒介的规定性,这将取消它们作为个别事物的存在性,进而把它们本身导向一种虚无性的存在样态。这样的媒介生成论,因奠基于一种虚无主义的价值观之上,因而也将万物作为媒介被生成的过程导向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然而,由于根本不存在绝对地持定绝对的相对主义或绝对的虚无主义的存在者,当其以这种面貌出现时,将自然地陷入本能性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社会生活中外化为一种强力价值论或资本价值论的取向。在强力价值论或资本价值论的统治下,个人作为一种目的性媒介在社会和历史中,将被迫沦为强力增长或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而使个人异化、陷入被它们奴役的存在境地。这样,个人不再作为一种目的性媒介而存在,而将作为一种手段性媒介像动物那样生存、像植物那样生长或像物质那样存在。于是,在终极意义上区别目的性媒介与手段性媒介就非常重要。就此,康德说的“人是目的”,应当修改为“个人才是目的”。个体之人的生命(在)、生长、生存、存在本身始终是一种目的性媒介。为此,人作为个人在人物关系中的生存、人我关系中的存在、人人关系中的共在、人史关系中的同在、人神关系中的内在之活动,也是一种目的性媒介。[4] 所有这些个人的目的性媒介诉求,需要建立在唯一终极的目的性媒介的承诺基础上。相反,如果没有终极的目的性媒介自上而下的终极承诺,任何次极的目的性媒介在取代终极的目的性媒介过程中,都可能沦为一种手段性媒介。

终极的目的性媒介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存在才能成为终极的目的性媒介呢?在笔者看来,只有那源于自身、通过自身、为了自身的存在,才能成为终极的目的性媒介。换言之,这种终极的目的性媒介,首先必须在自身的起源上、在自身的显现方式上、在自身的目的上,以自身为媒介,也即他自己就是自己的起源、就能够赐予自己以存在的方式,他自己就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在此意义上,他就是终极存在本身而非一种媒介性的存在者;其次,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定性,他才能是万有之本源、才能赐予万有以存在的方式、才能成为万有之存在的目的。在此意义上,他为万有作为媒介性的个别存在者给出终极的根据,为万有的存在奠基。因此,除了那位“我是其所是”的绝对的终极存在本身,难道还有其他的存在者可供人们选择吗?

在现象上,人们很容易把神圣世界中的灵性、历史世界中的文化、社会世界中的精神、自我世界中的意识、自然世界中的肉体、时空世界中的物质、语言世界中的语言,当作一种“终极的”目的性媒介。[5] 事实上,它们自身都处在互为媒介之中,同时又依赖于某种终极的、永恒的目的性媒介而存在着。它们只是一种“次极的”目的性媒介,因而始终带有“媒介性”的内在规定性。

在词源上,文化是人耕耘心灵的产物。与此类似,人的灵性、精神、意识、语言一定程度上何尝不是人耕耘自己心灵的产物?[6] 在此意义上,它们很容易和物质、肉体一同被误解为某种终极价值的前设,甚至被误解为某种终极价值本身。[7] 不过,对于作为个体生命的人而言,它们的真正价值是为了见证、塑造个人的自我,使其生成为人的灵性生命、文化生命、精神生命、意识生命、肉体生命、语言生命,把自己和世界中的其他基础媒介“差别与相关”起来。通过这样的“差别与相关”,个人才能赋予不同的媒介对象以特定的、相对的、有限的、个别的价值。即使如此,媒介生成论最终需要以终极价值论为前设。[8] 任何灵性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精神价值论、意识价值论、肉体价值论、物质价值论、语言价值论,[9] 都依存于由终极实在——永恒——承诺的终极差别,以及由终极差别承诺的终极价值。只有承认这种终极价值的绝对存在,才能使媒介生成论视角下的万有在媒介化的互动过程中避免取向绝对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才能使万有奠基于存在之中。没有永恒,万有即虚无!


注释

  1. 林灿文:《媒介间的辩证法:基于迪克· 希金斯的激浪派艺术思想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第202页。
  2.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3. 同上,第63页。
  4. 在没有发现更好的术语前,笔者暂时使用“人神关系中的内在”一词。至于人作为个体的生命之在、生长、生存、存在、共在、同在的意涵,详细参见拙作:《历史与逻辑:逻辑历史学引论》(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2年),第163—340页。
  5. “时空世界中的‘物质’、语言世界中的‘语言’”这样的说法,相当于笔者之前使用的“人时关系中的‘时间(空间)’、人言关系中的语言”之术语。也许还存在更准确的术语表达。参见拙作:《当代艺术的人文批评》(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32—49页。
  6. 这里使用“一定程度上”一词,因为个人的灵性、精神、意识、语言乃至文化还取决于个人在人神关系、人人关系、人我关系、人言关系、人史关系中的互动活动,正如人的肉体依赖于人物关系中的互动活动一样。
  7. 中国今天盛行的物质主义艺术观、以及日本1960年代“物派”艺术的哲学基础,就是基于物质作为一种终极价值的预设。同时参见拙文:《物欲与灵魂:对中国物质主义的神学思考》,王忠欣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第5辑(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2007年),第181-195页。
  8. 关于终极价值如何获得自己的终极性,参见拙作:《历史与逻辑:逻辑历史学引论》,第153—162页。
  9. 笔者曾一度把“文化价值论、精神价值论、意识价值论、肉体价值论、物质价值论”分别称为历史价值逻辑、社会价值逻辑、心理价值逻辑、生理价值逻辑、物理价值逻辑,参见拙作:《历史与逻辑:逻辑历史学引论》,第163—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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