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六辑 二零二二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6 Autumn 2022
内容摘要：俄乌战争并非一般意义的上的地缘政治危机，而是具有深远的宗教历史背景和深厚的宗教-政治现实诉求。这场战争将三个罗马拖入其中，在民族-国家叙事之下呈现出中古-现代、守旧-创新的纠结与缠绕。而其中的核心依旧在围绕1517年的宗教改革而展开。在此意义上，俄乌战争是一个历史时刻，一个历史事件，它使基督教大家庭内部的危机再次逼近。基督教的未来，在三个罗马的交织与悸动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限定之中，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亟需回溯到维登堡那位奥古斯丁修士的“这是我的立场”，为日益飘摇的文明寻得方寸之地。
“一个乌克兰，两类乌克兰正教会”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2022年2月24日”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其因在于同属于东正教文明圈的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公开入侵另一个民族-国家。这种事件在整个基督教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它将东正教文明推入到一场文明抉择的处境：继续存留于中古，还是从中古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对比今日的俄罗斯，一个从沙皇俄国经前苏联而转型的俄罗斯，乌克兰是一个年轻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苏东波事件”的产物，或者说，是前苏联转型的产物之一。自1991年宣布独立，作为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乌克兰的历史，至俄乌战争爆发只有32年。如果说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是从前苏联分离而立国，先有前苏联，后有乌克兰，但两者在东正教起源史上的前后顺序正好相反。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Vladimir Sviatoslavich，约956-1015年）下令由拜占庭教士为全体基辅人在第聂伯河施洗，基辅从此集体皈依东正教，并以之为国教，隶属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Patriarch，又译“宗主教”），由牧首派遣都主教（metropolitan）管辖。都主教驻地最初就设于基辅，后因受蒙古人入侵影响而于1325年迁至莫斯科。因此，基辅引入东正教在先，传入莫斯科在后。基辅先后成为乌克兰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的发源地。无疑，俄罗斯东正教发端于今日俄罗斯入侵的基辅。但是，在历史上今日乌克兰的东正教与俄罗斯的东正教之间的关系因地缘政治和宗教归属问题而变得错综复杂。1654年，今乌克兰的东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与俄罗斯帝国正式合并。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恩怨史也由此开启。1795年，除加利西亚（1772-1918年属奥地利）外，乌克兰其余地区均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之下，乌克兰正教会改由莫斯科主教公会治理。1917年年底，东乌克兰地区建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乌克兰（东加利西亚和西沃伦）被波兰占领，但东、西乌克兰均接受莫斯科牧首治理。1922年，前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入联盟，与此同时，西乌克兰为波兰领土，但均接受莫斯科牧首治理。1939年二战爆发后，波兰被分割占领，西乌克兰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继续接受莫斯科牧首治理。1991年乌克兰独立，结束与沙俄-前苏联之间337年结盟史（1654-1991年）。由此开始，乌克兰的东正教在地缘政治边界划定之后，宗教隶属问题出现严重争议，出现“一个乌克兰，两类乌克兰正教会”的局面。所谓的“一个乌克兰，两类乌克兰正教会”，即在一个民族-国家乌克兰主权治理之下，存在两类东正教组织类型，即乌克兰自主（autocephalous，self-governing）正教会及乌克兰自治（autonomous）正教会。前者从俄罗斯正教会脱离，不再隶属于莫斯科牧首治理，后者与之相反。前者受到俄罗斯正教会牧首反对，但得到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支持。因此，乌克兰的东正教地位问题一直争论至今，让人深感困惑和迷惑。
早在乌克兰立国之前，1990年，乌克兰自主正教会（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UAOC）就成立了，但是未得到其它自主正教会的承认。乌克兰独立后，部分乌克兰的东正教继续受莫斯科牧首监督，形成莫斯科圣统乌克兰正教会（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Moscow Patriarchate，UOC-MP），领“基辅及全乌克兰都主教”衔，由基辅都主教治理并有自治权，在乌克兰拥有自治权而非自主权。现任都主教为欧诺菲力（Onufriy/Onuphrius，Orest Volodymyrovych Berezovsk，1944年-）。
1992年，乌克兰独立后不久，莫斯科圣统乌克兰正教会的部分神职人员与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合作，建立由基辅牧首治理的乌克兰正教会，即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 Kyiv Patriarchate，UOC-KP），自称为自主正教会，但未获得普世正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以及其它正教会的承认。1997年，时任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牧首菲拉列特（Filaret，Mykhailo Antonovych Denysenko，1929年-）遭俄罗斯正教会驱逐出教，后者视之为裂教分子。但是，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不承认此绝罚处分。因此，在俄罗斯东正教与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之间的宗教权力博弈中，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一直未得到其它自主正教会的承认。直至2018年10月，这种局面才发生根本改变。是年，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宣布承认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具有自主地位，同时恢复菲拉列特的都主教身份以及带领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马卡里（Macarius，Mykola Ivanovych Maletych，1944年-）的都主教身份。
2018年12月，乌克兰正教会（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建立，选出伊皮法纽斯（Epiphanius，Serhii Petrovych Dumenko，1979年-）为“基辅及全乌克兰都主教”。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莫斯科圣统乌克兰正教会以及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均派代表与会。2019年1月6日，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第二罗马）普世牧首巴多罗买一世（又译“巴尔多禄茂一世”，Patrik I. Bartolomeos，1940年-），而非俄罗斯正教会现任牧首基里尔（Kirill，1946年-），颁布教令授予该教会自主权，为乌克兰唯一自主正教会，即与君士坦丁堡普世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等所有自主正教会平起平坐，为一独立的自主教会。
但是，2019年6月，包括菲拉列特在内的少数成员又退出乌克兰正教会，因此不到半年，合一计划宣告失败。菲拉列特领导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但是其自主地位未获承认。至此，目前乌克兰本身存在三个各自为政的正教会领袖，即欧诺菲力（莫斯科圣统乌克兰正教会，自治教会）、菲拉列特（基辅圣统乌克兰正教会，自主正教会地位未得到承认）、伊皮法纽斯（乌克兰正教会，乌克兰唯一合乎教会法统的自主正教会）。为了再次达成合一，菲拉列特希望开启统合三个乌克兰的正教会教务会议。但是至今这种合一愿望尚未达成。
与此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之下，主权独立的乌克兰政府必然与上述两个类型教会之间存在政教关系问题。乌克兰政府支持乌克兰（自主）正教会，俄罗斯政府总统普金以及莫斯科牧首基里尔支持乌克兰自治正教会。显然，乌克兰政府希望本国内的教会独立，不受制于俄罗斯政府以及莫斯科牧首。与此同时，与之对应的是，俄罗斯政府以及俄罗斯牧首希望通过支持自治教会来扩展莫斯科的政治及宗教影响。2019年3月31日，乌克兰五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如期开始。时任总统波罗申科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的举措之一，就是2018年12月宣布统一而独立的乌克兰正教会的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乌克兰正教会隶属于俄罗斯正教会的300多年历史的正式结束。
三个罗马与俄乌战争
自2009年2月伊始，基里尔担任第16任莫斯科圣统东正教（第三罗马）牧首。他曾于2013年5月10日访华。俄乌战争爆发后，基里尔发表声明表示对所有受影响的人深表同情，呼吁冲突各方尽一切可能避免平民伤亡，并请求神职人员及教友向所有受害者尽可能提供协助。然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牧首伊皮法纽斯指出，从基里尔的公开声明中看到，在他的心目中，继续获得普京和俄政府的支持，比乌克兰人的福祉更重要，并对他能否帮助制止俄军侵略的行为感到死心。事实上，基里尔公开为普金的入侵行为提供宗教背书，祝福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全力支持俄军在乌克兰领土上的侵略行为，因此受到其他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批评。2022年6月16日，英国就基里尔明确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宣布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制裁措施，成为俄乌战争中第一个被制裁的宗教领袖。莫斯科牧首辖下的乌克兰正教会都主教欧诺菲力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终止战争，因为一同源出于第聂伯河洗礼池的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互相战斗，是重复该隐的罪，是因为出于嫉妒而杀害兄弟。因此，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乌克兰自治正教会与乌克兰自主正教会之间并无根本分歧。
俄乌战争爆发不久，被视为正教会代表及精神领袖的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第二罗马）普世牧首巴多罗买一世也站在乌克兰政府一边，发表声明表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震惊，对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深表悲痛。他祈求仁爱与和平之主启导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让他们了解其决定和行动的灾难性后果。
与此同时，2022年3月16日罗马教廷（第一罗马）教宗方济各（Francisco，1936年-）也站在乌克兰人民一边，与基里尔举行视频电话会议。在冲突爆发之后，双方第一次就教会的立场和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双方就各自立场达成一致，即教会不能使用政治语言，而要使用耶稣语言。而耶稣语言就是和平与对话。教宗重申，任何战争辩护都站不住脚，在教会中也有圣战与正义战争的理论，但是战争总是不正义的，因为为战争买单的总是天主最柔弱的儿女。俄罗斯东正教对外教会关系部（Russian Orthodox Church’s Department for External Church Relations，DECR）在介绍这次会谈时表示，教宗与基里尔的讨论焦点放在当前人道主义危机层面以及双方为迎接此危机所采取的行动。而在此之前，同年2月24日，乌克兰天主教主教团向信众发出信息，呼吁保持冷静，持续祷告，与邻舍保持和平，照顾最有需要和无法自我保护的人。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UGCC) 大总主教（Major Archbishop）舍夫丘克(Sviatoslav Schevchuk，1970年-)认为，在历史上，乌克兰常经血泊，今天敌人打破国际法基本规范，成为踏足乌克兰土地的不义施袭者。但是，在第一罗马与第三罗马的交流中，我们不难看出，俄罗斯东正教牧首避重就轻，对俄罗斯政府的侵略行为未能作出公开而真诚的定性与谴责，因此在实际上也未从宗教角度采取措施反对乃至于反抗东正教徒总统普京的犯罪行为。
文明抉择：脱俄入欧vs脱欧入亚
俄罗斯东正教徒普京总统毫不隐讳地说明俄乌之战的根本动因——从地缘政治上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即捍卫俄罗斯利益以至于不惜一战。不过，维护国家利益只是一种现实的托辞。其背后的动因更为隐秘且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当前摆在俄乌之间的根本抉择是：脱俄入欧或脱东入西，还是脱欧入亚或脱西入东？前者意味着进入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世界，即观念制度上的西方，而非地域上的西方。在这种西方视野下，亚洲的土耳其、以色列、日本属于西方世界。这种西方在观念制度上含括现代宪政民主、个人的尊严与权利（人人平等，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等）、个人主义、私有财产权、多元主义，以及在政教关系上强调的政教分离。对于乌克兰来说，脱俄入欧就是进入经路德改教洗礼的西方世界以及由西方开启的现代文明。与之相反，脱欧入亚则意味着回到专制主义的东方世界——观念制度上的东方世界。这种东方世界在观念制度上表现为东方君主专制、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国有化、一元化，以及在政教关系上强调的政主教从模式——政权高于教权、教权服从政权。对于现今的乌克兰而言，脱欧入亚就是回到沙俄时代东正教改革破产的东方世界——东方的前现代野蛮世界。
为什么21世纪的欧洲国家俄罗斯抵制加入欧洲文明大家庭？为什么“苏东波事件”之后的俄罗斯未能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轨道？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正是俄罗斯一直未能在思想上积极回应1517年的宗教改革运动。或者说，俄罗斯版本的宗教改革流产的后果成为今日俄罗斯野蛮行径的原因之一。早在1288年，基辅原有的东正教会中心地位让给了弗拉基米尔。自1325年起，莫斯科成为都主教区中心。1439年，希腊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宗教会议，通过东西教会复和的决定。俄罗斯正教会在莫斯科大公支持下，拒绝承认佛罗伦萨协议，1448年自主召开主教会议，自选俄罗斯人约纳（Iona，?—1461年）担任都主教。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正教所在各东方国家先后臣服于土耳其人。而俄罗斯正教会则自命为东正教会首脑，宣称俄罗斯政权承袭罗马帝国，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和“新世界宗教中心”。1589年，莫斯科都主教区改称牧首区，都主教约夫（Iov，?—1607年）当选为第一任“莫斯科和全俄牧首”。由此开始，俄罗斯正教会正式脱离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成为独立的自主教会。在宗教改革发生近一个半世纪之后，1653－1665年，在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Tsar Alexei Mikhailovich，1629-1676年）的支持下，牧首尼康（又译“尼孔”，Nikon，1605-1681年）实行改革。尼康宗教改革的重点有二。其一，他试图在俄罗斯建立神权政治。1653年，他在俄国首次出版拜占庭教会古代法律汇编，对抗世俗政权的《1649年法典》，最终在沙皇支持下将牧首区各种特权全部保留下来。他提出教权高于王权学说，重申两种政权并存理论，把教权和王权分别比作太阳和月亮，自称只有沙皇可以使用“大君王”（ the great sovereign）。在尼康时期，俄国牧首区地产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北方的阿尔汗格尔斯克到南方的克里木，分布着牧首管辖的领地；此外，神职人员也编制臃肿。尼康也流露出成为普世教会牧首之首的意图。其二，尼康对东正教本身仅作细枝末节上的修改，未提出任何新思想、新制度，仅仅使俄国教会在宗教礼仪上同普世牧首区保持一致。尼康按照希腊模式改变宗教礼仪，以此表示来源正统。他所谓的礼仪改革包括如下十项内容：取消自百章公会（1551年）以来两个手指划十字（two-finger sign of the cross），改用三个指头划十字（three-finger sign of the cross）；在诵读祈祷文时行16次叩首，取代以往的15次；用基辅圣诗合唱法代替古老的莫斯科合唱法；在教堂逆时针行走，取代以前的顺时针方式；诵读经书时，每次祷告后读三遍哈利路亚，废除百章公会规定的读两遍；修订圣经俄语译名，耶稣的名字由Исус（Isus）改为Иисус（Iisus），1654年尼康通过牧首区印刷厂将修改后的经书大量出版并在各教区发放，同时命令焚烧一切旧经书，违者严惩不贷；举行圣餐礼（Divine Liturgy）时，祭坛上摆放五块圣饼，替代以前的七块圣饼（seven prosphorae）；允许神职人员在祈祷仪式上布道、讲演；将信经中的“真神中的真神”的“真”一词去掉；祈祷时，将跪拜礼改为鞠躬礼。尼康的宗教改革措施彻底掀翻自百章公会以来确立的宗教礼仪，遭到部分东正教徒反对。尼康将这些反对者称作“裂教分子”，将由这些教徒形成的派别称作“分裂派”（或“旧礼仪派” ，旧信徒派，Old Believers）。自此开始，俄罗斯史上旷日持久的宗教“分裂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历史过程加剧了民间与官方的对立，素有“民间十字军运动”之称。沙皇对“分裂派”的残酷镇压和追剿一直没有停息。直至1905年，沙皇颁布《信仰自由法》，取消当时使用的“分裂教徒”说法，承认旧礼仪派的称谓，“分裂派”才基本获得合法地位。而此时距尼康改革（1654年）已经过去近250年。沙皇米哈伊洛维奇，在尼康推行宗教改革时也有自己的考虑。在尼康改革派与反对派争论过程中，沙皇并没有立即站出来公开表态。1656年，俄国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而对瑞典发动的战争，惨遭失败，而尼康本人在当初坚决主战。贵族们和沙皇本人至此已对尼康怒不可遏。尼康失宠后，反对者们联合上书揭露和声讨尼康的独裁和暴政。沙皇对尼康也不再信任。1658年，尼康提出辞职，以期沙皇挽留。沙皇反应冷漠。此后的10年，尼康的职位处于名存实亡状态。最终，沙皇开始使用已重金收买好、从希腊请来被“第三罗马”认定为“正宗”的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沙皇于1666-1667年召开宗教会议，一方面最终撤销尼康的全部神职，一方面承认尼康提出的做“正教世界的嫡传“的主张，保留其所制定的统一的东正教礼仪，并确立王权高于教权、沙皇的命令就是法律的原则。尼康宗教改革历史短暂，前后仅12年，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反而以彻底性的失败而告终。这种滞后的改革如同流星划过俄罗斯东方专制主义的夜空，根本无法照亮东方俄罗斯，引导它进入西方世界，反而以反作用力方式促使俄罗斯脱欧入亚，至今未能彻底转型，进入本属于欧洲的西方俄罗斯轨道。在宗教改革两百年之后，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Peter I，1672-1725年）对教会再次改革，颁布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取消牧首制，成立主教公会，由斯捷凡·雅沃尔斯基（Stefan Yavorskiǐ，1658—1722年）担任首任主席。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如今的俄罗斯东正教已经完全成为国家机器及其意识形态宣传的附庸，甚至鼓吹手。这是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尚未完成宗教改革与启蒙的必然结果。乌克兰的脱俄，在现今的民族-国家叙事之中，无疑是自己主动进入西方世界的探险。这也必然向第三罗马克里姆林宫提出挑战。俄乌战争的可能性结果与进展路线已经完全清晰地摆在以东正教信仰为主体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面前。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处在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下，也都处在现代文明与封建沙皇帝制的博弈之中。俄罗斯因为被帝制的惯性所限企图通过侵略战争达到复辟帝制的根本目的。而乌克兰在逃避帝制之后，在与之大切割之后，再次面临国运的十字路口：与俄罗斯共同携手脱俄是最理想的结局，反之，若乌克兰被迫脱欧，其前途则会以再次被帝制铁笼囚禁为结局。但是，历史终究有历史自身的逻辑：文明会受伤，但是文明，只要是真正的文明，终将会把公正从战争的死亡与废墟中拯救出来。今日的俄乌战争，若作预期或预测的话，以乌克兰进入西方文明大家庭为终点，与此同时，俄罗斯随之经历第二次“苏东波事件”——在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之下，再次开启路德式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开始俄罗斯西方化的道路：一只行动缓慢的北极熊缓慢地加入西方，基督教的三大宗派——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三个罗马，可能有一次难得一见的相遇与对话时刻。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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