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us,or Constantine the Great）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并逐步演绎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一事件意义之深远，肯定是君士坦丁本人始料未及的。就历史意义和影响而言，不仅超出了基督教的历史范畴，也超出了历史学范畴。因对基督教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君士坦丁的名字深深印刻在人类文明史上，并跻身世界著名帝王之列。涉及君士坦丁的种种研究甚多，除了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外，以一座城市——拜占庭（Byzantium）——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命名的帝国也与这位罗马帝国后期有作为的君王联系在一起(①)。有西方学者认为，313－476年的罗马帝国是“基督教帝国”（The Christian Empire）。可以认为，基督教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君士坦丁的作为、作用不可替代。恰如中国学者兰奇光所论述的那样，君士坦丁是改变基督教命运的政治家，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化时代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1]。正因如此，君士坦丁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大多集中在政治层面进行探讨(②)，多讨论宏观方面的问题，其他相关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至今未见统一答案，引人深思。
一、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原因
中国学者将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列为对整个人类历史最有影响的100件大事之一，可见君士坦丁举措影响之重大。众所周知，君士坦丁早年并非基督徒。君士坦丁何时接受并信奉了基督教？史焉不详，后世学者的各种解说也未获得一致性看法。美国学者汉斯（Hans A. Pohlsander）认为，君士坦丁于312年皈依基督教。而313年则是《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颁布的年份。此外，一个西方学者反复强调的事件是，拉克坦提乌斯的记载，米尔维安桥战役（Battle of Milvian Bridge），十字架显灵，君士坦丁的军队大获全胜[2]。这件事本身无从可考，可否视为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具体时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③)。有学者认为，即使此事为信史，也主要体现了这位正在争夺天下的军事将领鼓舞士气的特殊方略。借助超自然力量为自己军队将士鼓气，在当时乃至后来的战场上并不鲜见。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传世之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指出，君士坦丁的这一做法属于政治家的智慧。问题似乎到此并未结束，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说法，那么君士坦丁缘何使用的是十字架？而非他物？一个有说服力的史实是，他手下的高卢士兵早已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军队中基督徒为数甚多，以十字架为圣物更具感召力，更能体现“天意”。关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解说，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3]。中国学者也强调，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是当时社会总的变革形势决定的。
如果从社会历史背景考察，基督教势力呈增长势头，以及基督教徒人数的增加，形成了社会力量，倒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统计资料显示，虽基督教多次遭到罗马帝国残酷杀戮，但到3世纪时，教徒仍达到600多万之众，帝国境内教堂超过了1800，且组织严密，教义、信仰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教徒构成成分随之发生改变，许多大地产所有者、富有工商业者和帝国官吏，甚至皇族等社会上层陆续皈依了基督教。这种教徒构成成分的变化，以简单的阶级标准划分难以说明问题的全部。教徒结构成分的变化说明基督教势力及其社会基础的壮大，正在成为影响整个帝国的势力。一个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us）当政期间曾对基督教徒大加迫害，《圣经》被焚毁，主教悉数遭围捕，许多人被处死；另一位奥古斯都（Augustus）Galerius甚至想要彻底灭绝基督徒。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克里先宫廷内基督徒比比皆是，连他的女儿和妻子也都是基督徒。他对基督教镇压政策并无实质性成效[4]。此外，当时罗马帝国所有社会阶层中（包括军人阶层）都有基督信徒。基督教徒人数与日俱增，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简单的镇压无济于事。前任诸帝镇压基督教的举措及后果对君士坦丁是经验教训。争夺天下过程中，君士坦丁需要增强实力，扩大社会基础，改变对基督教的政策属明智之举。
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赋予基督教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假如一味地从宏观政治、社会背景考察，似乎有不全面之处(④)。除社会政治因素外，有必要从君士坦丁个人的因素，考察他与基督教的关系，乃至进一步说明基督教是如何获得合法地位的。君士坦丁生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亲属大多是基督徒和基督徒的保护人。如果从政治上考察，基督教的社会势力对君士坦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身边的基督徒的影响一定更加直接。关于君士坦丁亲属及其对他的宗教影响，各种史料未见记述，我们所说的影响也只能从中做出某些判断。美国学者布鲁斯·雪莱（Bruce Shelley）在其所著《基督教会史》中指出，君士坦丁及其家人过着基督徒家庭生活[5]。他的子女从小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是君士坦丁长子的家庭教师，这些事例从不同层面反映出君士坦丁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家庭背景。有学者认为，君士坦丁是在其母亲影响下皈依基督教的。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即持有这样的观点[6]。但不知此论点的史实依据出自何处。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某些符合历史逻辑的推断。
涉及君士坦丁个人因素，是研究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政策改变的重要环节（其中理所当然包括了他本人的政治智慧）。305年，君士坦丁成为帝国西部奥古斯都后，立即停止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行动。基督教史学家声称，早在312年，君士坦丁就曾公开表示他喜欢基督教[7]。从政治上予以解说的学者认为，君士坦丁的举措是出于政治统治需要。美国学者汉斯认为，君士坦丁的所作所为不是私事，因为在罗马世界里，政治和宗教密不可分。类似观点实际上等于补充了我们的看法。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时，他尚未成为整个帝国的统治者，还未实现帝国的统一，而在民众和军队中人数并不算少的基督徒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君士坦丁身历三次帝国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亲眼目睹基督教已成为日益强大的势力，难以扑灭，并从中汲取了前任统治者失败的教训。因此，改变对基督教的政策政治因素不可忽视。这一点，君士坦丁同东部皇帝Licinius（Valerius Licianus Licinius）大肆疯狂迫害杀戮基督徒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Licinius虽然和君士坦丁一同签署了《米兰敕令》，但在日后的行动中却与君士坦丁截然相反。据Eusebius记载，许多基督徒被利剑刺的百孔千疮，大多数基督教堂被捣毁或被关闭。Licinius这些背信弃义的行为既为君士坦丁战胜他提供了客观条件，也为君士坦丁征伐东部提供了口实。君士坦丁将这场统一帝国的战争称之为一场解放东部基督徒的十字军圣战，在圣战的号召下，不仅帝国西部的基督徒为之浴血奋战，帝国东部的基督徒也在为君士坦丁的胜利祈祷。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成为君士坦丁战胜对手、统一帝国的有力武器。
二、《米兰敕令》及相关问题
《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是否确有其令？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尽管《米兰敕令》的提法屡屡见诸各类著述，但中外学术界持有不同意见也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曾展开过关于《米兰敕令》问题的大讨论。后来，有人提出《米兰敕令》并不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类似观点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8]。美国学者汉斯在其《君士坦丁大帝》（The Emperor Constantine）一书中认为，《米兰敕令》是一种误传，人们所说的《米兰敕令》实际上是Licinius写给Maxentius曾经统治过的各个行省总督的一封信[9]，要这些总督停止迫害基督徒，归还没收基督徒的财产，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另一位西方学者巴洛（R.H.Barrow）在《罗马人》（The Romans）一书援引了Lactantius的资料，认为《米兰敕令》是君士坦丁在311－313年之间发给一些官员的指令，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敕令[10]。中国学者许家玲教授则根据古典作家记述，以及现代学者的多方面成果，认为《米兰敕令》并非像通行教科书、通史著作所说的那样“一纸敕令”，更像君士坦丁和Licinius商定的口头协议，或者说是两个人商定的一项宗教政策。根据1965年企鹅公司(Penguin)出版的Eusebius, The History of Church（p.402）我们同样可以得知，君士坦丁和Licinius并未颁布一个正规、严格意义上的《米兰敕令》。研究《米兰敕令》第一手资料，均出自Eusebius和Lactantius，或者说，这两个人的记述是主要依据。故此，得出与流行观点相反的结论也属事出有因。
无论人们怎样认识和评价《米兰敕令》，《米兰敕令》出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因何在？历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吉本认为，是赎罪意识的驱使[11]。但如果以赎罪感加以解读，那么便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可否以其他形式进行赎罪？结合史实分析，可以认为“赎罪”说有牵强之处。因为君士坦丁一直对基督教采取与镇压、迫害截然相反的策略，并不存在需要“赎罪”的“过失”。和同时代的几个疯狂迫害基督徒的皇帝相比，倒是这几个统治者需要赎罪。所以，关键之处并非“赎罪”，而是君士坦丁政治策略的继续。无论人们是否认可关于《米兰敕令》不同传统的论述、见解并不十分重要，重要之处在于，《米兰敕令》和相关文献必定是数百年来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政策的一大转折，是对基督教政策的总结。做出这一关键性总结的统治者是君士坦丁，将他和《米兰敕令》联系在一起，主要还在于将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归功于他。此外，无论怎样看待《米兰敕令》，“敕令”反映出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才是重要的，他本人成为受迫害基督教徒的解放者，为君士坦丁战胜自己的对手创造了条件。帝国“两雄”之间的权力争霸，因君士坦丁的政治谋略和宗教政策变成了“圣战”。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为他战胜对手增加了非常重要的筹码。
君士坦丁出台《米兰敕令》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历时性的过程，或者说这个过程促使了《米兰敕令》的出台。这个过程既包括了基督教徒人数的增长与扩充，势力与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君士坦丁前任诸帝对基督教迫害无成效的后果，也包括了Galerius颁布的《宽容敕令》（The Edict of Toleration）的前期准备。也就是说，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是历史发展在法制之必然。颁布《宽容敕令》，对于曾经鼓动Diocletian大肆迫害基督徒的Galerius来说，绝不是“回心转意，而是出于被迫或勉强。无疑，如果从因果逻辑层面考察，似乎《米兰敕令》和《宽容敕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君士坦丁和Galerius不可能在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但不能忽视的是，无论Galerius对基督徒多么残忍，他所颁布的敕令是官方姿态，是帝国历史上对待基督教、基督徒政策重大变化。考察《米兰敕令》的存在与否，也许没有必要探究与《宽容敕令》的联系，但《宽容敕令》的出台及其影响、意义是我们无法回避或忽略不计的。
三、君士坦丁缘何临终前接受洗礼
君士坦丁给予了基督教合法地位，使基督教改变了原有命运，但这位帝王直至临终前才接受洗礼。对此，基督教史学家解释为，临终前接受洗礼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直到4－5世纪，基督信徒到晚年接受洗礼也属正常现象。历史学家对君士坦丁临终前接受洗礼的解说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吉本声称：“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实际应该说是比较模糊的，而且是有所保留的。”[12]或许吉本的论述能够说明一定问题，但重要的是并未说明问题的全部。如果分析君士坦丁晚年主持召开尼西亚会议，并制定《尼西亚信条》（the Nicene Creed），等一系列举措，说他对基督教态度模糊似乎存在进一步追问之必要。两者相权，我们更倾向于基督教史家的观点。因为，除了习俗之外，其他理由总有不充分之嫌。
研究君士坦丁所处时代的某些特殊现象，有助于我们解读君士坦丁缘何临终前方接受洗礼。君士坦丁一方面大力支持、扶持基督教；另一方面，罗马人原有的多神教也并未立刻退出历史舞台。基督教与罗马原有多神教此消彼涨也是一个渐进的、历时性的过程。君士坦丁在解构原有罗马多神教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内，对多神教的态度有所变化。总的趋势是逐步摈弃多神教，大力支持基督教。例如，他在与对手争夺天下过程中，对基督教关爱有加，但罗马军队士兵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多神教信徒。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君士坦丁断然公开彻底否定多神教，显然是不利于他与对手争夺天下(⑤)。君士坦丁是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宗教政策应服务于他政治谋略，因此，当基督教的地位逐步提升，多神教逐步被废弃——从逐步冷落，到被禁止。考察君士坦丁宗教政策的变化，政治因素是重要的。例如，这位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一直没有放弃“大祭祀长”的头衔。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表象，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是找不到答案的。君士坦丁临终前，基督教地位空前巩固，多神教日薄西山，君士坦丁此时接受洗礼，颇有“水到渠成”的意味。援引威尔·杜兰的话说，开始时，基督教是君士坦丁的政治工具，后来则成为坚贞的信仰[13]。如果我们接受威尔·杜兰的观点，君士坦丁临终前接受洗礼，是对基督教认识的最根本的转变。他本人则从统治者变成了虔诚的信徒。
四、尼西亚会议和《尼西亚信条》的意义
325年，君士坦丁在小亚西亚的尼西亚城亲自主持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世界性会议——尼西亚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君士坦丁运用权力和政治的力量统一基督教教义的具体表现，也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君士坦丁亲自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演说，并毫不掩饰地声称：要做“众主教的主教”[14]。在这次会上，确立了“三位一体”派的正统地位，制定并通过了《尼西亚信条》。关于尼西亚会议和《尼西亚信条》，基督教史家和历史学家有过众多议论。《尼西亚信条》形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教义，结束了昔日的纷争。如果从更深层次上探究，则不难发现，这次会议和《尼西亚信条》的制定标志着基督教已基本上完成了内部的整合和改造，形成了统一的教义和组织，成为一个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官方宗教。至此，基督教作为罗马国教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比较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包括《米兰敕令》，召开尼西亚会议，制定《尼西亚信条》更为重要。
召开尼西亚会议，制定《尼西亚信条》可视为君士坦丁前期各项对基督教政策的继续或延续，是他利用世俗皇权对宗教事务的具体干预。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尼西亚信条》已经成为基督教的普世性陈述，这一点应视为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又一巨大贡献。
五、余论
无论怎样考察君士坦丁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巨大功绩在于，是他改变了基督教的命运；不仅赋予了基督教合法地位，也确立了基督教在帝国境内主流宗教的地位。“由于他的协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且经历14个世纪成为欧洲生活与思想的主流。”[15] 也正是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使罗马帝国社会乃至后来的欧洲开始了基督教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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