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七辑 二零二三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7 Spring 2023
内容摘要：王明道信仰思想的影响所及，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在肯定王明道对中国教会发展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其局限性。首先是王明道的信仰思想忽视了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和教会史所留下的思想财富和实践经验；其次是对基督徒社会责任的认识有明显不足。中国教会需要和全球基督教历史链接在一起，需要在神学思想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中国教会也需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不但要将福音传出去，也需要在社会上活出上帝的荣耀和公义。
引言
王明道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教会的标杆式人物，教会同工一般将其列为“中国教会三大巨人”之一。王明道一生的事工对他那个时期和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家庭教会的发展影响甚巨，因此，有学者将其评价为“中国所有家庭教会的主任牧师”。[1] 王明道出生于庚子教难的逼迫中，成长于基要主义和自由派神学二元对立的时代，深受基要主义的影响。王明道在苦难和逼迫中的坚守和忍耐对后世信徒起到了榜样作用的同时，其信仰思想的局限性也给后世教会的教导带来很多困惑。通过阅读王明道藉着《灵食季刊》所发表的各种文字作品，特别是《现代教会的危险》、《重生真义》、《我们是为了信仰》，及其自传《五十年来》，就会发现王明道的信仰思想以基要主义神学思想为底色，是在中国处境下试图发展本土神学的一种尝试。在这种尝试中可以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王明道从“唯独圣经”到“唯读圣经”的认知，把基督教的历史以及信徒与教会的社会责任抛到了一边，而后来的家庭教会受此影响，在学习模式和认知层次上也存在类似的明显不足。
本文将分别从王明道信仰思想的背景与处境、其信仰思想与基督教历史的疏离、与社会责任的疏离这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背景与处境
王明道出生于1900年庚子教难的大逼迫中，其父在其出生前三天因恐惧义和团的逼迫而自缢身亡。王明道作为遗腹子来到这个世上，充满苦难与死亡的环境促使他从幼年便开始寻求永生之道。十二岁时，王明道认信了基督，并于十四岁时在伦敦传道会教堂的复活节礼拜上接受了点水礼。成年后的王明道在河北保定一所长老会中学任教，在仔细查考圣经后，王明道认为点水礼不符合圣经教导，浸入水中的浸水礼才是符合圣经的洗礼。为此，王明道冒着被学校解雇的风险毅然接受了五旬宗布道家朱鼎臣的施浸。被学校解雇的王明道回到北平家中，专心研读圣经，一有时间就到附近乡镇传道和讲道。[2] 这段经历让王明道与西方传教机构分离开来，真正发展出了一套中国本土的教义信息和教会管理模式。
王明道一生事工众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1932年创建北平基督徒会堂，严格按照圣经，以基要主义和本土化的方式牧养众信徒；第二，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受邀巡回讲道，对全国各地教会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不小；第三，1927年创刊《灵食季刊》，直到1955年停刊，每期发行两千册左右，而撰稿人基本上只有王明道一人。王明道写了大量的文章，用文字事工，不但牧养了当时期的众多会众，而且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也贡献巨大；第四，1955到1956年、1958到1980年，王明道因为信仰系狱23年，用自己的牢狱苦难为逼迫中忍受苦难的中国信徒做了榜样和见证。
王明道没有受过专业的教牧训练，因此和神学院出来的专业传道人不同，他以圣经为至高权威，严格按照圣经教导来推进福音事工。王明道的教导、劝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极其重视圣经权威，其神学和牧养皆建基于圣经，有学者称“他的讲道和文字工作，都是循着一条圣经神学的路线”。[3] 这使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具有本土化色彩的教会管理模式。比如：他认为教会是再生的群体，因为它是由重生的人组成的，因此王明道只接纳真实悔改信主并接受浸水礼的人成为会友；[4] 王明道认为圣经中没有“牧师”这一称呼，因此教会中称牧者为牧师是不合经训的，教会中相互间应该只以弟兄姊妹相称等。[5]
进入二十世纪后，神学由宗派分裂的格局逐渐走向了自由派神学与基要主义二元对立的局面。自由派神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而基要主义是为了应对自由派神学而产生的。二者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入华宣教都被引入了中国，而在中国基要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明道。自由派神学认为教会和社会要紧密联合，福音如果除去了社会因素，就只剩下僵硬的仪式了。一些激进的自由派神学甚至认为：“耶稣精神是一种社会主义，而中国需要社会主义主导的彻底的社会革命。”[6] 与之相对，基要主义认为耶稣没有让信徒去参与社会经济计划，所以基督教参与社会，参与国家活动是错误的，基督徒应该严守基要真理在世度日。王明道深受基要主义神学的影响，认为信奉自由派神学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与相信圣经的基要主义基督徒有根本性的不同。[7] 王明道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写道：“我不能看着这些人（吴耀宗、赵紫宸等人）混乱主的正道、败坏神的教会。我拼上一切和他们战斗。我曾和他们战斗了三十年之久，如果我的主暂时仍不回来，我将要靠着他复活的大能，继续与他们战斗。”[8]
王明道的信仰思想既是其基要主义神学背景的一种反映，也是其与外国传教机构断开后独立研读圣经和传道的结果，而其对基督教历史和社会责任的态度正是在此背景和处境下形成的。
与基督教历史的疏离
基督教两千多年的发展是一部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历史，其中的教会史和神学思想史不仅牵涉到基督教的发展、分裂和变化，而且也是影响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任何对西方哲学、科技、美术、音乐等领域的探究，都不可能不涉及到基督教的历史。但是受基要主义和本土特色的影响，王明道的信仰思想鲜有涉及到对基督教历史的阐释或延展。在王明道的著作中，作者为说明一个道理，常用的做法是引用经文，而很少提及基督教历史中涉及到的相关教义或是已有的案例。这并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其一贯坚持的“金律”：不接受圣经以外的任何权威，尤其不接受那些不合圣经真理的教会遗传。王明道在《五十年来》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中强调：
“凡是圣经中所讲的，我都接受，凡是圣经中所没有的，我一点也不要他们。我的信仰和我所要传的信息都是要完全回到圣经去。不论多少人从圣经中减去一些真理，也不论多少人在圣经以外加添一些遗传，我总要信圣经里所有的，不能少也不能多。”[9]
“有些信徒与传道人确实是笃信圣经中的一切要道，可他们在圣经真理以外还接受一些历代教会中的遗传。他们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混杂在一起，把人的遗传和圣经一样看为天经地义。”[10]
王明道因为放弃了除圣经以外的一切传统，也就导致其不能从古代教父、改教家和神学家那里得着养料，整个基督教神学思想史被排挤出了其思考范围。因为神学思想资源上的缺乏，导致王明道的信仰思想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了明显不足：
第一，因为缺乏对上帝的深刻认识，也就是缺乏古代教父们讲的上帝论，以至于只能低头看人，对照圣经对人评头论足。在需要说明上帝的地方，只能用简短的一两句话带过。比如，在《现代教会的危险》中，作者罗列了教会面对的一系列危险，诸如：崇拜金钱、效法世界、容纳罪恶、轻忽使命和容纳不信派等，而对于教会该如何做的问题，就只能简单地表达为“完全仰望神、依靠神、信赖神的大能和应许”，[11] 至于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有什么样的属性、结构，为什么要仰望、依靠和信赖上帝等内容，就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因为缺乏上帝论，就只能低头看人、就罪论罪，就如同是从基督信仰的整体中截取了一小段来仔细探究，而对整体却缺乏深刻认知一样，这样做既限制了人们对罪的认识，也限制了对上帝救恩的认识。
第二，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将对上帝和对人的认识结合在一起，不认识上帝也就不认识人，不认识人也就不认识上帝。[12] 因为对上帝的认识缺乏深度，这导致王明道的信仰思想对人的认识也很肤浅。比如，在关于原罪的认识上，《重生真义》里，作者罗列了很多的罪，但却缺乏对原罪的叙述和分析，这导致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即一方面大力强调罪的可恶，另一方面却对罪的认识很肤浅，看不到罪的本质和来源。如果作者能通过古代教父们的著作对原罪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将原罪和我们所能看到的道德上的罪连接在一起思考，那在阐述罪的本质、来源和危害的时候就会更有力量、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显示出落入罪恶中的人的真实状态。
第三，基督教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无论是教义上的，还是行为认知上的，历史上都有很多很好的案例可资借鉴。但因为放弃了对基督教历史的继承，王明道就把很多历史上出现过的问题都看作是新问题，认为需要找到新方法来加以解决。比如，在《现代教会的危险》中，王明道将金钱、权力、轻忽和不信等视为对教会的巨大威胁，而在解决办法上也只能泛泛地强调要依靠上帝、要遵照圣经的教训等。殊不知自教会诞生以来，金钱、权力、轻忽和不信等就是教会的威胁，而不独是现代教会的危险。历史上既有很好的克服金钱权力诱惑的成功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如果王明道能对教会史多些了解，就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寻求到更加具体有效的克服危险的办法。
与社会责任的疏离
在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中，教会和信徒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对社会观念的影响，是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自19世纪晚期基要主义在北美产生，并藉着传道人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基要主义教会和信徒对社会的责任便收缩到了极为狭隘的境地。作为基要主义在中国的代表，王明道对现实社会采取了一种疏离的消极态度，以至于其信仰思想和社会观念给人一种偏狭、保守、不合时宜的感受。[13] 王明道在其著作《一共有几个福音呢？》里明确表示：
“基督的福音不是要去改革社会中的一切恶风陋俗，以及种种不良的制度。它的功用乃是使人因信得蒙重生，成为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是恨罪的，是羡慕圣洁良善的，是像神的。一个人的里面有了这种彻底的变化以后，那一切外面的罪恶与坏事，都连带着得了根本的解决。社会中多一个真得了重生的基督徒，便是多一个真正的优秀分子。福音不是为改良社会，但社会却因着有人信从福音便得了利益。”[14]
王明道将信徒与社会的链接局限在传福音上，教会对现实社会的唯一职责就是传播恩典的福音。这导致其信仰思想中关于社会责任的观念出现了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王明道在《重生真义》里认为，社会的各种问题是由人的各种罪恶而来的，不先解决罪恶的问题，就什么都谈不上。在王明道看来，因为人是坏的，所以由人集合成的社会才是坏的，因此个人除去罪恶才是改良社会的最根本的做法。[15] 王明道将信徒与非信徒的道德水平做了明确的区分，并认为信主就会改善道德水平。虽然这种说法大体上没有问题，但如此决绝地判断显然忽视了那些不信主而道德高尚的人，以及信主而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存在。此外，在道德水平上将信徒与非信徒加以区分，很容易导致信徒们在教会里面表现的都很高尚，而在社会上却活不出教会里表现出的高尚，也就是信徒沦为了教会里的信徒，离了教会便和其他人无异。中国家庭教会这种情况很普遍，其由来可以在王明道的信仰思想里找到源头。
第二，王明道的《我们是为了信仰》发表于1955年，如果只从标题看，还以为王明道所针对的是中国政府通过推动三自爱国运动而施加的逼迫，及至看了全文才能明白王所反驳的是自由派神学。王氏将自由派神学视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没能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清当时中国已经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新时期，而新时期和以前有很大不同。王明道如果不是只关心教会和福音，而是花些时间关心一下时事和时局的发展，关心一下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恐怕就不会那么显得“书呆子气”了。如果在教导与劝勉中增加一些对时局的分析，那信徒群体的责任感会在社会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王明道认为信徒对社会唯一的关注就是传福音，因为一个人信了主，那社会就会多一个优秀分子，虽然福音的目的不是为了改良社会，但社会却因为信主的人变多而得到改良。[16] 这种观念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尼布尔认为社会上道德的个体，并不构成道德社会，由道德的个人构成的社会往往是不道德的，而社会的真正变革是从社会革命开始的。[17] 尼布尔的这个认识，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两种事物的结合结果会成为与这两种事物不同本质的第三物同一原理。王明道在1980年出狱后，还一直坚持向最高法院申诉，要求平反自己的反革命罪，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王对自己因何入狱、当局为何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等事项，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结语
王明道是中国近现代教会史的著名人物，其信仰思想的影响所及，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在肯定王明道对中国教会发展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中国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能在王明道的思想里找到源头。王明道信仰思想产生于自由派神学和基要主义对立的二元格局之下，自由派神学被基要主义信奉者视为信仰上最大的威胁；同时这也是本土传道人在脱离外国宣教机构、在没有专业教牧训练的情境下独立发展出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将圣经视为最高权威，而忽视了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和教会的各种实践经验。
王明道信仰思想里对基督教历史和对社会责任的疏离是中国教会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并加以修正的地方。中国教会需要和全球基督教历史链接在一起，需要在浩瀚的神学思想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中国教会也需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不但要将福音传出去，也需要在社会上活出上帝的荣耀和公义。中国信徒是天国子民，也是中国国民，要藉着上帝赐下的智慧和勇气，对中国社会担负起责任。20世纪上半段，中国逐渐走向极权主义，就教会方面的责任而言，基要主义远离社会的清高与自由派神学向往革命的狂热对此是脱不了干系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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