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六辑 二零二二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6 Autumn 2022
内容摘要： 基督教在中国语言文化处境中的历史表明，通过跨文化的方式建立中国化的基督信仰表达，是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构的一贯逻辑。景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基督新教在华传播，均表现出跨文化神学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化基督教思想体系建构，应以此作为历史借鉴。与此同时，中国智慧传统对“化”的理解，对中国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当代建构也有重要的启发。本文提出一个由圣经学、教理学、心性学、伦理学、礼仪学组成的正方体、水晶式中国神学思想体系架构。
“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深意的题目，也是中国基督徒应该思考的问题。这八个字当中包含的两对关系：“基督”与“中国”、“信仰”与“文化”，是中国基督徒生命中的四个基本维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笔者持续关注着这个题目，并从三方面展开研究：一，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具有怎样的关系？二，基督信仰怎样面对中国的五千年文明？三，在面对悠久而立体的中华文明时，基督信仰自身又如何反思并重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来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第一，从世界文明进程和基督教历史出发，考察基督信仰和中华文明的关系。第二，对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回望基督信仰的先辈们是怎么做的，做了什么。第三，面对中国文化这样一个特殊的文明系统，基督教如何理解自身，如何在世界文明史的意义上看待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的相遇。第四，处理信仰与文化、基督与中国这两对关系时，中华传统“化”的哲学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第五，在这样的总体思考之下，本文将提出一个处理基督信仰和中华文明关系的总体构想，即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架构问题。
一、基督信仰走过的世界文明之路
基督信仰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事工、受难、复活为开端的，但教会建立、信仰流传的标志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行传》上记载：“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就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徒2:6）。“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就用的乡谈呢？”（徒2:8）“我们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细亚、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人，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徒2:9-11）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人们开始用各地方的乡谈、各民族的语言谈论信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人们用一种语言谈话时，即反映一种文化的深层意义。教会和基督信仰就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文化建立的。五旬节众人在耶路撒冷聚会时用了这些地方的乡谈：埃及、古利奈（今天的利比亚），位于现在的北非；阿拉伯就是西亚的阿拉伯半岛；罗马、克里特，位于现在的欧洲；旁非利亚、本都等地，位于今天的小亚细亚；东部的两河流域以及帕提亚等地方。这说明耶路撒冷是亚非欧文明的聚集地，教会从开始就在亚非欧的处境中发展。
《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早期教会的建立，特别谈到了使徒所走的三条道路。第一条路在《路加福音》第24章中谈到。耶稣的两个门徒走在一条路上，那条路是去以马忤斯的路。以马忤斯是耶路撒冷通往海滨城市该撒利亚道路上的村庄，门徒去以马忤斯就在那里坐船前往欧洲。第二条路在《使徒行传》第8章中谈到。腓力往迦萨去，迦萨即今天的加沙，是耶路撒冷通往非洲的必经之路。第三条路是使徒保罗前往大马士革的道路，大马士革是耶路撒冷前往两河流域的必经之路，两河流域即亚洲。所以，使徒教会从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花开三叶”，基督信仰分别进入到亚洲、非洲、欧洲的文明中，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发展。自古以来，基督教就是一个亚洲宗教、非洲宗教，或者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内而言，就是一个丝路宗教。
按《使徒行传》的记载，“基督徒”的名称始于安提阿，而安提阿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西部起点。历史上的基督教，是沿着丝绸之路往亚欧地区传播的。古代的教会、门徒和传教士们，就是“在路上”不断行进、传播福音的。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基督教已在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建立起它的影响力。公元500年，基督教已经传播到亚、非、欧。在公元100年到1000年之间，基督教已经在亚洲各地建立教会。世界上第一个把基督教奉为国教的民族是亚美尼亚人。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把基督教立为国教。有史料证明，埃塞俄比亚也在公元3世纪初就接受基督教为国教。而罗马帝国直到公元313年才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直到4世纪末基督教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亚洲文明与基督教关系密切。早期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从丝绸之路西部的起点安提阿，来到东部的终点长安和洛阳。西安周至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表明，基督教在公元635年就已来到中国，被称为“景教”。学者们对“景教”的名称有不同解释，但其中一个广为人所接受的解释是“景”为大日、景日，即太阳，表示光明，这与大公教会确立的基督乃“从光而出的光”是一致的。在丝绸之路上发现了众多基督教题材的壁画，表明当时景教的兴盛。2006年，洛阳出土了一块景教经幢，上面刻了一部基督教的中文经典《宣元至本经》，而它采用东方的艺术表达方式，在十字架上增添了莲花的的图案。当然，十字架上的莲花，并不必然表明景教借用中国佛教的符号表达基督教信仰，因为当时莲花是整个西亚文明中表示圣洁、纯净的花，并不属佛教专有。十字架上的莲花，表明基督教用亚洲普遍的文化符号来表达基督信仰。[1]
二、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相遇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表明，景教已经开始用中国的概念讲述基督教的教理。首先是上帝的概念，景教用“先先而无元”来表述。“先先而无元”，即在一切之先，没有别的原因或动力就自我存在，这是用否定的方式来表示“自有永有的”上帝。第二，宇宙的创造，景教用“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来表述，这是圣经“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中国化表达。第三，耶稣升天是“亭午升真”。升真，就是飞升、升天，是道家的概念。第四，救赎是“开生灭死，棹慈航以登明宫”。“开生灭死”即出死入生；“慈航”即大洪水上的航行，教会即大洪水上的方舟；“明宫”就是新耶路撒冷。景教还表达了鲜明的文化主张，如政教关系是“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道”即宗教，“圣”即“内圣外王”的“圣王”，是政治。政教之间是彼此彰显的关系。“道圣符契”，就是宗教和政治之间互相光照，使文明真正流行的状态。这里的“文明”指天下有文化，又得到光照、光明。不仅如此，景教还在思想上接续了中国本土的传统，借用了佛教来到中国的做法，称“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它引用了老子乘青牛化胡的传说，以喻景教东来只是中国本土的大道智慧的回归。这是景教努力适应中国既有的社会文化、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表现。
明朝是基督信仰来到中国处理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第二个重要阶段，代表人物是利玛窦（1552—1610）。利玛窦1578年从西班牙出发，绕非洲，经印度，在果阿学汉语，然后到澳门，1582年再从澳门进入广东肇庆；由肇庆到江西，在江西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天主实义》和《交友论》。然后，他于1601年到北京，1610年在北京去世并埋葬于此。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在南昌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神学著作，目的是向中国人解释基督信仰，其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共计引用《易经》6次，《尚书》18次，《诗经》11次，《礼记》2次，《论语》13次，《中庸》7次，《孟子》23次。有趣的是，书中对圣经的引用非常少，只在一个脚注里提到了“耶稣”这个名字。利玛窦意在向中国人讲解基督教信仰，所以主要引用中国人熟悉的经典。这样,第一部用汉语书写的基督教思想作品，是在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解释中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利玛窦通过对中国文化经典的阐述，表明中国的文化经典中含有基督信仰的萌芽。他从人类文化中共有的对超越性存在的朦胧认识和表达，来论证信仰基督教的一神上帝是与中华文化传统相一致的。
除此之外，明朝还有众多用中国文化解释基督信仰的作品。如士大夫王徵以中国伦理概念“大父母”来称呼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盖天主原吾人大父母，爱人之仁，乃其吃紧第一义也。” [2] 就是以中国文化“孝”的概念，即个人对父母的尊敬和孝的情怀，来对待上帝这个“大父母”，用符合中国文化的方式阐述基督信仰。王徵还讲：“仁者先自真爱天主，转以天主之爱爱人。”即基督徒要做仁者，先自真爱天主，转以天主之爱爱人。这就是耶稣在《新约》中提出来的两大诫命，第一是“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是“爱人如己”。
利安当（1602—1669）是第三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是西班牙方济各会的传教士,1633年到达中国,其代表作有《天儒印》。《天儒印》同样大量引用中国文化经典阐述基督教神学。其中，在讲到基督信仰中的洗礼时，利安当用《大学》中“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阐述洗礼和悔改的意义。利安当认为，《大学》中的维新精神，跟基督教的洗礼和悔改礼相呼应。洗礼的含义是“外涤其行，内涤其神。”即洗礼既洁净人的身体，也洁净人的灵魂，“盖令人洁己求进，去旧以归新也。”即是说人洁净自己，寻求进步。第二是悔改，即基督信仰中，基督徒在主日到教堂，通过悔改领受赦免，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所以“至于日新又新之说，是又天学悔解之义。” [3] 天学，即明末清初对基督信仰的称谓。“此后又有本罪，或思或言或行，义士一日七落，恒人能免无过。倘不知解悔，则愆尤业积，所谓自作孽，不可活矣。是以天学复有告解之礼”。义士就是基督徒义人。这句话中的“一日七落”，大概是指基督教修士依据古代犹太人的传统，一天七次祈祷赞美上帝。这样恒常地实践，不断的悔改，才能使人解除罪过，清除旧我。利安当最后说：“盖学者既欲洗涤己罪，必当日日定志，日日省察，日日克治，谦抑自下，吁主祈宥，敏策神功，补赎前愆，必诣于纯德后已，断不敢一日苟安，姑待之明日也。信能日新又新如是，吾主圣训所谓‘活水溢于其腹’是也，可望沾圣宠获常生矣。洗解二规，圣教旷恩，缺一不可。有志洗心者，或亦读盘铭而兴起也乎。”他用“日日定志，日日省察，日日克治”的“日日新”之理来解释基督教中的洗礼和悔改解罪。
民国时期，谢扶雅（1892—1991）提出“基督徒君子”的概念，即基督徒要以君子的方式要求、对照自己。谢扶雅提出信仰和文化结合的方法，即“创造的综合”（Creative synthesis），并提出了一个“基督徒君子”的核心概念。“创造的综合”是要“行、知、信”三方面的综合，最后在“基督徒君子”人格上实现创新。谢扶雅认为，中国文化特别发达的地方是在实践道德方面的“行”，希腊文化的特色是纯理论的“知”，希伯来的核心是宗教性的“信”。谢扶雅指出，“基督徒君子”是基督徒的理想人格朝向：第一，基督徒的君子要有利济苍生的仁者的情怀。仁者情怀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舍己，是为人而舍弃自己的性命，这样就使儒家的君子品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第二，基督徒的君子要身体力行，就是“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要能讲也要能实践。第三，基督徒的君子要有清醒独立的精神，“智”是基督徒君子的核心德性。具体而言就是耶稣的两个精神，“个独化”与“理性化”。“个独化”就是独立；“理性化”就是面对事情做出智慧的判断。第四，基督徒的君子要有执着坚定的信仰。[4]
以上对基督教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从这些基督教先辈那里，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处理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智慧与经验。
三、具世界文明史意义的对话
对于当今世界的格局，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世界八大文明圈”的概念。“八大文明圈”主要指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亨廷顿认为，由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还没有真正成型，印度和日本文明内在亲近西方，所以真正有标识意义的只有四个文明圈，即基督教文明圈，儒家文明圈，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这四大文明圈，再约化一下就是两大文明：闪族宗教（闪语文明）与东方文明（儒家文明）。
闪族宗教（闪语文明）就是基督教的文化根源。基督信仰的本质是人和三一上帝建立直接关系。但从人类文明史的进程看，基督信仰的文本形式是“一部经典（圣经），两个内容（新旧约）”。圣经《新约》的成书时间是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的弟子记录他的言行，这就是《新约》的成典。但对基督徒来讲，基督教的经典不只是《新约》，还包含《旧约》。旧约的篇幅远远超过《新约》，大概是《新约》篇幅的两倍左右。因此，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基督信仰的文化根源要追溯到巴勒斯坦地区和古代的以色列民，即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就此而言，基督教文明也有“上下五千年”甚至更古远的历史。
《旧约》所记载的以色列文明的空间，历史上叫做“肥沃新月地带”。这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古代以色列民活动的空间，大概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亚伯拉罕在《旧约·创世纪》中的迁居路线。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下游的吾珥出发，前往两河流域上游哈兰，然后前往巴勒斯坦即迦南。另一条路线是流放时期，在《列王记下》、《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中谈到以色列人的回归。所以，人们谈论基督信仰的文化维度，不能仅仅是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或公元一世纪《新约》的写作，甚至不能仅仅追溯到《旧约》中古代以色列民怎样出埃及，怎样进入迦南。我们要意识到：圣经作者的文化空间是在古代文明的肥沃新月地带，包括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和埃及文明区域。
因此，对基督信仰的文化维度做一个开拓，可以把《旧约》的文化背景和中国做一个大致的对比：公元前2070至公元前1600年，即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时代，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夏朝。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对应的是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960年，大卫定都耶路撒冷，统一以色列和犹太，大概对应周朝。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大概是东周的开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公元前六世纪，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开始修订中国的“五经”。大约这个时候，以斯拉在波斯王朝的派遣之下，从两河流域的下游回归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手边的“律法书”，可能就是《旧约》的五经。
由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到基督教中国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第一，它是在两个“上下五千年”乃至更古老的文明之间进行深入对话；第二，它是在中国文化和犹太-基督教信仰这两个“两河流域”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交流和融通。这两个“两河流域”文明，一个是圣经《旧约》所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发展出的西亚文明，它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另一个“两河流域”文明，是由长江、黄河流域发展出的中华文明。[5] 所以，从文化史的角度讲，基督信仰要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完成“道成肉身”，就是这两个“两河流域”文明之间的深度融合。
四、“化”的哲学与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信仰和中华文明的关系，或者叫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化”的哲学有密切关系。首先，“化”字有特别的内涵。追溯到甲骨文和金文的原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化”字的含义。甲骨文“化”字“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化”字是两个人互相背着对方，把这个完全调转一下，还是“化”字，表示中国人独特的阴阳转化、相互成全的思维。《礼记》所说“和故百物化焉”，强调的是在一种和睦相处中，万物互相转化。《国语》所说“胜败若化，言转化无常也”，强调的是：如果人太执着于胜和败、上和下，就无法真正理解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管子》也谈到，国君治理天下有七种方法，有一种叫“化”。所谓“化”，就是“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羽也，谓之化。”渐是渐进，服是驯服，靡是磨练，久是熏陶，服是适应，羽是习惯。渐进、驯服、磨练、熏陶、适应、习惯就能达到“化”。所以，基督信仰在面对中国文化的时候，要以一种“化”的精神，也就是互敬、学习、转化和融合的精神来处理二者的关系。
《旧约》中的古代以色列人，在与迦南人相处时，表现出了“化”的智慧，就是其对待文化的四种态度。首先是“迎”。迎是不回避，积极地适用、接受当地的宗教文化传统。第二是“拒”，拒绝某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带有人罪性的一部分，所以要拒绝。第三是“转”，转是逆转，接纳对基督信仰有意义的文化内涵。第四是“合”，合是整合，即转化已有的文本以创建新的生命故事。所以，信仰不仅是接纳文化，更是更新和提升文化。
当前基督教神学内部也有这样的潮流，即比较神学或对话神学、跨文化神学、跨宗教神学等。比较神学不是简单比较两种神学的同异，而是通过一种相互的观看来建构自身，所以它是一种对话神学。 [6] 对话神学有三个特点：第一，跨越边界的深度互学。信仰和文化、基督信仰与中华文化之间似乎存在一个边界，但人们要做的就是跨过边界，进入到对方里面。这种跨越，又是为了更新自身，所以，它的目的还是要回归。第二，通过看见他人发现更好的自己。每一种文化的系统中都有一些因素，由于没有他人为镜鉴，所以有时甚至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在文明对话中，通过发现对方的因素，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这样会更深的了解自己。所以能够通过看见他人，发现更好的自己。第三，达到“双重复兴”。一方面，自身的传统在对话中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在向对方文明的学习中，把对方的内涵、光彩发展出来。这就是跨文化神学的目标。
跨文化神学要做的就是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跨文化神学，即不仅在基督教自身传统中建构神学，而且在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中，使新的神学形态得以展现。所以跨文化神学根植于一个特定信仰传统，同时又学习和领会另外的一个或者多个信仰传统。它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新神学的洞见。所以，跨文化神学要有韧性、开放性。韧性的基础就是坚持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它又坚持开放性，也就是根植于信仰传统而进入另一个文化传统，去学习和领会那样一个文化传统中带来的上帝的智慧。在那里学习和领会之后，又不仅仅停留在那里，它还要回来更新神学的洞见。所以，跨文化神学的活动是往而复返的学习，不断走出边界又回归自身。
跨文化神学要达成的目标是：以另一种文化传统作为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思想资源，在对两种传统的深切认同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就是“美美与共”，两种文明在这样的过程中都得到了更新和发展。
五、一个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督教思想框架
首先，在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当中，基督宗教对自身会达到新的理解和新的定位。新的定位，就是在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基督宗教要成为一个更全面的基督宗教，也就是说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神学是什么？通常的定义是，神学是关于上帝的学问，或者是对上帝的理性思考（言说）。或者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此定义把神学当做一种知性活动，带有现代启蒙运动的知识论的烙印。而在当前现实的神学教育中，人们常倾向于把神学分为上帝论、三一论、基督论、救赎论、人论、教会论、末世论等各种“论”，存在向度单一且将神学碎片化的倾向。
因此，在中国文化的处境当中，基督教神学应有怎样的新的架构？对中国处境中的基督徒来讲，信仰首先是来自上帝的话语，它是上帝话语在人身上的回响。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定义神学，就会对基督教的信仰展开新的理解。因为上帝的话语本身就是行动，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祂的话语就是行动。上帝既是自我启示的上帝，也是自我给予、行动的上帝。上帝在圣经中不断的进入祂的子民的历史，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颁布诫命、显现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之上、带领以色列从流放回归。在最终的启示中，祂独生的圣子甚至降生为人，并为人赎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后升天。所以，基督信仰的起点是启示，是上帝通过话语和行动的相互彰显来显示自己，实现祂的计划。那么，人对上帝的回应该是什么？也应该既用话语，也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启示和祂的恩典行动，这样才能真正的分享祂的神性生命。
所以，神学不只是人的思考，它是人对上帝话语和行动的回响的一部分。这样来看，神学就是圣三一上帝在话语和行动中对人的启示，人也通过话语和行动来对圣三一上帝做回应。这两者之间的天人相唱、相和、相融才是基督信仰的全方面描述，也是神学要面对的对象。
所以，神学应是一套由信仰、祈祷、生活和礼仪所组成的思想和实践体系，也就是“我”（更准确地讲，是复数的信仰群体“我们”）之所“信”、所“祷”、所“行”和所“庆”的结合。
第一，所“信”的，也就是所信仰的。这就是基督徒相信的三一上帝，“我信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对基督信仰的经典表述就是“使徒信经”，共有十二句，但又分成父、子、灵三个部分。“我信全能的天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父的唯一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这就是三一论的基本架构。基督徒所“信”的内容就在“使徒信经”里面。
第二，所“祷”的，也就是所祈祷的。这是基督徒通过信仰上帝建立和上帝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子的身份向父发出祈祷。祈祷是人通过读经，听到上帝的话语之后，以心中的渴望，向上帝发出交谈的回响。我们所渴望的就包含在祈祷当中。人的心性修炼、生命养成就在人与上帝的祈祷交谈之中。具体的阐述对象就是以“主祷文”为核心的七个祈求。
第三，所“行”的，就是所生活的。它探讨的是人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圣灵赐人信心，人又在祈祷中领受上帝的旨意，修养上帝子民的心性，在圣礼中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人有能力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活。它不仅是外在的诫命，也是内在的成圣生活要遵循的基本的道路。“十诫”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准则。
第四，所“庆”的，就是所庆祝的。基督徒以上帝子民的方式，来到上帝面前，庆祝信仰。基督“受难—复活”所蕴含的上帝救恩，不仅通过话语，而且通过教会的礼仪行动，在人间不断传递。这个礼仪覆盖到人生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历程，又以礼仪年的方式圣化信徒的日、月、年的整个时间。礼仪就是基督和圣灵在教会里的行动。通过礼仪圣事，上帝圣化人类，人也不断地颂赞上帝。它具体阐述的对象就是基督教的两个圣礼--洗礼与圣餐，以及其它的特殊礼仪、整个礼仪年所圣化、涵盖的神圣时间等。
这样，“我之所信、我之所祷、我之所行、我之所庆”构成的四个面向的基督教信仰，相互支撑和彼此光照，使基督信仰成为立体的、晶莹光彩的多面体。用中国传统的学术语言表述，就是基督教教理学、基督教心性学、基督教伦理学、基督教礼仪学。第一部分“我之所信”，是对信仰的系统呈现，可称为“基督教教理学”（即狭义的“基督教神学”）。第二部分“我之所祷”，它属于基督教灵修学的范围，其关键点在于人如何在祈祷中修心，从而与圣三一上帝建立个人而亲密的关系，可称为“基督教心性学”。第三部分“我之所行”，是对基督徒生活方式和规范的探讨，可称为“基督教伦理学”。第四部分“我之所庆”，是对基督教传统礼仪圣事的研究。它既是对生老病死的人生礼仪安排，又将基督教的身、家、国、天下的理念体现在礼仪活动之中，可称为“基督教礼仪学”。
一个全面的中国化基督教思想体系，就能覆盖到中国文化处境内的基督徒的生命领域，这样的中国化基督教思想体系也符合中国传统学术，能全面地与中华文化进行对接和沟通。要强调的是，这四个部分的基础是基督教经学，也就是“中国圣经学”。圣经学应被视为“神学的灵魂”，因为上面的四个部分都是从圣经中导源而出的。
这样，一个完整的中国化基督教思想体系就是一个立方体，其周围的四面就是上文所讲的四个学科，向人显现的正面就是上帝以人的话语发出的启示：圣经，而将这个立方体托起来的那一面，就是上帝的奥秘。对于上帝隐藏的奥秘，人们只能通过这些外显的五面才能有所领悟。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中国化基督教思想体系称为“水晶式”立方体的神学思想体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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