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五辑 二零二二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5 Spring 2022
内容摘要：普氏三父子即父亲普天德、长子普体德及次子普立德在沪江大学的教学经历，为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史、教会大学史、圣经中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案例。父子三人均受过优良的高等教育，受当时欧美的海外志愿传教运动影响而先后来华，共同服务于沪江大学，用所学知识服务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普体德致力于圣经汉译，为后世留下“普体德译本”。他们还为沪江大学课余生活中的体育、音乐、演讲等投入自己的时间与热情，让校园文化具有现代时尚与风气。
在近现代中国基督教史上，传教士家族子承父业或女承父业前赴后继来华工作的案例不少。普氏父子三人即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他们出自于同一个新教宗派——浸信会，有着共同的学术训练和兴趣爱好——体育，也都将教学工作落在同一所教会大学——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他们就是父亲普天德（Edwin McNeill Poteat，1861-1937年）、长子普体德（又译“普提特”，Gordon McNeill Poteat，1891-1989年，1915-1921年在开封）、次子普立德（又译“普立特”，Edwin McNeill Poteat，Jr.，1892-1955年，1917-1926年在开封）[1] 。本文对父子三人的生平略作考察，以便当代学术界有所了解，且不至于将三人混淆。
一、父亲普天德
父亲普天德是美国著名的牧师、教育家。普天德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北部的卡斯韦尔郡（Caswell County，North Carolina），1881年从湖林学院（Wake Forest College）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884年在同一学院获得道学博士学位。1885年，他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毕业，此前一年即被按立为浸信会牧师。在以后的20年中他先后在数家教会牧会。普天德的第一份牧职是在教堂山（Chapel Hill）担任牧师，1886年离职后在母校湖林学院担任古代语言助教数月。1886年至1888年，普天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读心理学及哲学研究生学位。之后，他在巴尔的摩的李街浸信会（Lee Street Baptist Church）担任代理牧师（acting pastor），在此期间，1889年暑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从事研究生课程学习。自1888年起，普天德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加略山教会担任牧师10年时间，同时也是耶鲁大学的特别学生。1889年，普天德与高哈丽（Harriet Hale Gordon，1865-1919年）结婚。高哈丽致力于创导波士顿幼儿园教育。他们夫妇共育有8个子女。长子与次子均生于纽黑文。1919年，高哈丽去世；1925年，普天德与美北浸礼会来华传教士白奇芳(又作“白鼎汉”，Harriet Helen Brittingham）结婚。
1898年，普天德担任费城浸信会纪念堂的牧师，1903年担任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Greenville，S.C.）的福尔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的校长（1903-1918年）。在此期间，他于1906年和1907年分别从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Columbia）和德克萨斯州韦科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 Waco， Tex.）获得法学博士学位（LL.D.）。1918年，他离开教育界，担任平信徒传教士运动（Laymen’s Missionary Movement）和跨教会世界运动（Interchurch World Movement）的代表，以讲员身份四处演讲而广为人知。1919年至1921年，普天德担任美北浸礼会发展委员会（General Board of Promotion of the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部门执行干事。
1921年，普天德来中国探访自己的两个儿子即哥哥普体德及其弟弟普立德。沪江大学借机邀请他担任该校哲学及伦理学教授（1921-1927年）。在任教的6年期间，他积极参与沪江大学篮球队的培训，担任教练[2] ，为沪江大学篮球队名闻华东而贡献卓著。他还参加沪江大学歌咏团，担任指导，也是其中唯一的外教。[3] 之后，普天德回美，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Va.）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担任临时牧师（interim pastor），两年后在亚特兰大（Atlanta， Ga）的第二浸信会（Second Baptist Church）担任牧师；1931年至1934年，转至乔治亚州梅肯（Macon），担任莫瑟尔大学（Mercer University）的伦理学及比较宗教学教授；1934年回到福尔曼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直至去世（1934-1937年）。[4]
二、哥哥普体德
1891年4月11日，普体德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普体德自幼生活在家庭教育气氛浓厚的环境之中，在南卡罗兰纳州的格林维尔（Greenville，South Carolina）成长。年轻时，普体德立志学医以期行世济众，在医学校攻读了两年。但是，当他看见解剖尸体和流血时，总是感觉不适，所以后来就没有完成医学学业。1910年，他从他父亲担任校长的福尔曼大学毕业，年方二十，之后继续在湖林学院深造，获得硕士学位，继而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3年，1914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在毕业的那一年，普体德已经开始从事基督教学生运动推展工作，奔走于美国南北十三个州的各大学中。
1915年秋，普体德受美南浸信会海外传道部（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派遣，携妻来华，在上海登陆，继而北上，经南京、徐州、开封至北京。为了熟悉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普体德夫妇沿途逗留，访问游览。从徐州到开封的旅途中，火车乘客极其拥挤。他们所乘坐的是载货铁蓬车，又恰巧遭遇大雨，二人衣衫淋漓，夜间到达开封，不得已住在一家又脏又暗的小客栈。他们初到中国就尝到了生活艰辛的滋味。但是，他们立定心志在华传教，此类旅途不适只是区区小事而已。当时在中国能说英语者寥若晨星，他们的工作需要深入到普罗大众之中。为了克服工作上的语言困难，他们到北京学习中文，练习国语，翌年再南下至开封，驻于此地，开展教会工作。初在开封，普体德夫妇被当地人称为“洋鬼子”，受人漠视。
普体德的胞弟普立德与其父同名，又称“小普天德”，不久也来到开封与兄嫂会合。当地人分别称他们兄弟俩为“大普”和“二普”[5] 。他们兄弟二人在鼓楼街路南原85号（今开封市市政协院）建立了开封第一家美南浸信会教会“开封基督教浸礼会教堂”，又名“鸿恩堂”[6] ，即今已拆除的鼓楼堂（Drum Tower Street Church），时可容纳1500人，主要建筑包括礼拜堂、教学楼、传教士住宅楼各一座，平房几十间，后门即复兴街对面为中国教牧人员住宅区。[7] 鸿恩堂为开封浸信会最大的教堂。[8] 在以后的发展中，以鸿恩堂为主体的建筑群形成“鼓楼教会区”。[9]普体德与弟弟共同在开封工作4年半，在开封设立识字学校、民众学校、幼稚园（幼儿园）、妇人补习班、演讲会以及医院等。这些工作改变了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逐渐不再称呼他们为“洋鬼子”。
1921年之后，兄弟二人先后离开开封，转至上海。普体德在由美南浸信会、美北浸礼会合作创办的沪江大学任教，担任新约及伦理学教授，主讲宗教与哲学课程。普体德夫人（Mrs. Helen Carruthers Poteat）曾接受过图书馆学专业训练，在沪江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主任。[10] 普立德也随父兄至沪江大学任副教授（1927-1929年）。
1927年，普体德回美，继续致力于教会工作，在当时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学生志愿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机构担任教育干事。该组织有各国代表两千余人，普体德编辑该机构的机关月刊。一年后，普体德搬至丹佛（Denver）担任城市公园浸信会堂（City Park Baptist Church）牧师。
1931年，普体德以美南浸信会大会（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华，回到沪江大学继续任教布道，1937年6月下旬回美。[11] 在此期间，他从母校福尔曼大学获得荣誉道学博士学位。普体德前后在沪江大学工作与生活12年之久，分别为两个6年。他的教学法深得学生喜爱，他的辞语有力，充满深刻的意义。普体德颇具演说才能，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国语，精通中国古籍，在讲堂上时常用四书五经中的字句来引证说明，乃至于他的讲学水平足有做国文教师的资格。普体德喜爱运动，在沪江大学常担任篮球队指导。沪江篮球队驰名沪上，其中就有普体德训练有方的功劳。在沪江大学教学之余，他也受邀到各地中学和大学讲道。在华前后22年中，普体德脚踪布及江（上海时属江苏）、浙、赣、皖、豫、鄂、鲁、冀、闽、粤等十余省，他深入了解中国，常以中国人自称。在临别之际，《沪大半月刊》曾刊登七言诗一首《赠别普体德博士》，以表情谊：
万里重洋圣教传，散花妙法独占先。
忠心卫道禠奸魄，博学多才续绝编。
此去家乡新岁月，回头古国旧云烟。
知音归意急于鹃，握手临歧正惘然。[12]
普体德回美后，入职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Chester，Pennsylvania）克罗兹神学院（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担任社会伦理学及布道学教授。1944年至1950年，普体德担任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Lewisburg， Pa.）第一浸信会牧师，同时在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担任宗教讲师及浸信会学生牧师。1950年至1961年，他在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Daytona Beach，Fla.）跨宗派的游客教会（Tourist Church）中担任传道人。1986年，95岁的普体德在佛罗里达去世。普体德除译有中文圣经译本“普体德译本”之外，还以中英文著有有关中国历史与传教的作品存世。[13]
三、弟弟普立德
普立德与长兄仅差一岁，出生于纽黑文，也追随长兄入读父亲做校长的福尔曼大学，1912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13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入读美南浸信会神学院，1916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他曾从湖林学院（1933年）、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1936年）、希思戴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1940年）、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46年）、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1947年）获得各种荣誉学位。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后，他继续追随兄长，在纽约担任学生志愿运动的旅行干事（1916-1917年）。
1917年8月，普立德以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直至1926年，他一直都在开封工作，一方面布道传教，一方面建造浸信会传教区，其中包括教堂、学校、住宅等。在此期间，1918年6月，他与哈薇玛（Wilma Hardman）结婚，生育有4个子女。1922年左右，基督教青年会在开封山货店街建立。该会负责人就是普立德。普立德能阅读四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再加上冯玉祥（1882-1948年）信仰基督，在当地利用《圣经》训练士卒，所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非常繁忙。[14] 1926年，因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和冲击，普立德与家人在零度气温下乘坐货车逃离开封，前往上海，在沪江大学担任哲学及伦理学副教授（1926-1929年）。在沪江大学期间，他除了日常教学之外，还担任《沪江年刊》美术顾问[15] 、沪东浸礼公会委员会委员长[16] 。与父兄一样，他尤为喜好体育运动，在清一色美国篮球队中是明星投手。
1929年9月，普立德途径西伯利亚及欧洲回到美国，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Raleigh）的普伦浸信会纪念教会（Pullen Memorial Baptist Church）担任牧师。1937年，他前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Cleveland，Ohio），在欧几里得街浸信会（Euclid Avenue Baptist Church）担任牧师。1944年他被选为位于纽约罗切斯特（Rochester）的科尔盖特-罗切斯特神学院（Colgate-Rochester Divinity School）的院长，遂前往罗切斯特，负责神学院的行政工作至1948年。1948年春，他因病辞职。同年秋，他回到普伦浸信会纪念教会。1955年，普立德在前往教堂举行婚礼的路途上因冠心病爆发而去世。[17]
四、结语：中国近现代教会大学的高光时刻
上述普氏三父子在华经历为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史、教会大学史、圣经中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他们父子三人均受过优良的高等教育，且都可堪称“学霸”，若致力于学术研究，也可期待必定会在母国取得杰出的成就。但是，他们受到当时流行欧美的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的深刻影响而梯山航海来到中国，除了致力于布道、普通教育以及医务传道之外，特别将自己的学识投入到教会大学的建设之中，为教会大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就此意义上而言，他们是中国教会大学的杰出代表——一方面用所学知识服务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另一方面还用他们所掌握的业余爱好丰富民国时期的校园文化，为沪江大学课余生活中的体育、音乐、演讲等投入自己的时间与热情，让校园文化具有现代的时尚与风气。不难想象，他们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合唱团中的歌声以及演讲时的声情并茂一定给当时的师生乃至于上海市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不仅指他们业余爱好所具备的高水平，也包括“大普”、“二普”娴熟的美式国语。他们正是以这种课堂之内以及课堂之外兼顾的方式为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挥洒自己的美好岁月。
无疑，对他们而言，从外在形式上看，他们需要面对当时中国的各种艰难险阻，诸如战争、瘟疫和社会动荡，在华岁月并非静好。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中分享他们生命中的美好，借此来丰富中国师生的生命。而这才是他们作为来华教育传教士所能给予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此而言，他们深爱中国人，深爱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中国人还爱着中国人。这种热爱来自于他们的信仰，且付诸于行动，因此显得尤为精彩而真诚。
若再将他们置立于整个中国近现代教会大学教育传教士群体之中，他们既是他们之中普普通通的成员，也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1949年之前，中国教会大学之所以能够达到如今都难以超越的高度，正是有一群“普氏三父子”、有一个个的“老普”、“大普”、“小普”们，将当时在欧美所学得的最优质的学术知识、最优秀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最活泼健康的业余生活带入中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若离开他们如今几乎被中国人所遗忘的奉献与牺牲、分享与给予，如今我们所仰望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高光时刻就不可能来临。
如今我们打捞出历史太平洋盆地中的遗物，除了将他们的身影再次呈现给21世纪的中国人，更重要的是，或者说，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淡淡痕迹，尽可能将太平洋两岸连接起来。而他们如精卫将自己的美好生命填入大海的精神以及生命故事，若再次延续，或有一部续集，那么，再宽再深的太平洋也会被填满，多元主义的世界也必定会因此而更加和平、公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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