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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叛到屈从——北村基督教小说创作论

张志庆(山东大学)

源于欧美19世纪末以来的先锋文学或曰试验文学,也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风生水起。北村(康洪,1965-)凭靠1985年的《黑马群》和1988年至1992年发表的《逃亡者说》等一系列“者说”小说跻身先锋小说家的行列,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北村在先锋派的形式探索中,是最彻底的一个。然而,中国的先锋小说,在承担了“文革”过后思想启蒙、社会启蒙的历史功能因而充满生命力、笼罩着迷人的光环迅速升腾之后,继而开始沉溺于解构历史和游戏语言的迷宫中,忽略了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写作与生存渐行渐远,成了“叙述的历险”。对于不满足于文字游戏而急切地关注现实、关注生命的作家如北村而言,这是一个绝境。经历不断的探索和追寻,北村于1992年3月受洗入教,其创作也开始转型,从先锋的形式的语言创作,到把信仰推向前台的神性写作;从外在的语言游戏到直指世界本质,探寻人的心灵深处。他以信仰为依据、为旨归,以神性写作为武器,发出神性的呐喊,用来对抗丑恶,抵抗孤独与绝望,对抗存在的无意义。

一, 无法建筑的诗意王国:艺术家的幻灭

北村对诗人、艺术家是很偏爱的,玛卓、孙权、孔成、康生、宋代、杜林、不知名的大学生等等,都有着艺术气质。北村让这些艺术家们承担贯穿他小说的“寻找”的主题。处女作《黑马群》中瘦公马穿越整个大地寻找,“者说系列”的寻找逃犯,“我”寻找孔成死亡的原因,孔成寻找理想的建筑王国,玛卓寻找理想的爱情,刘浪寻找活下去的意义,苏雅寻找一份真挚的感情,吴清风千里觅相知……

北村笔下的艺术家们,都有着共同的气质:清瘦白皙、沉默寡言、性格孤僻、固执己见、哀愁和忧伤,大多数都重复着这样的人生轨迹:

乐园→生之困顿→建筑理想国→理想国倒塌→绝望→死亡

《伤逝》中的超尘、李东烟;《水土不服》中的康生;《玛卓的爱情》中的玛卓;《孙权的故事》中的孙权;《孔成的生活》中的孔成,最终都在精神绝望中走向肉体毁灭。

北村曾说“我在创作长篇小说《施洗的河》之前,有长久的沉默,我几乎无法写作了,我不知道我该写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意义?我回头检阅我的作品,惊奇地发现每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竟然无一例外地死去,没有一个漏网。这个局面立刻使我面无人色。”[1]

艺术不能化解苦难,也不能拯救灵魂。艺术只能陶醉在自我的王国,经不起外界现实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艺术家们构建的理想国的墙壁薄若蝉翼,弹指可破。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同一个归宿:死亡,而每一次死亡的充分细致的准备铺垫,细腻丰富的心理活动,像举行一场宗教仪式,这类宣言式的表演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的追求态度。

北村塑造的这类人物形象残酷地揭示艺术不能拯救灵魂,同时也揭示了构建语言迷宫的先锋创作手段无法揭示终极意义与价值。北村用一个个的诗人之死,来宣告了语言的苍白,诗意的无力。

二,没有出路的爱情迷津:凋零的花瓣

艺术无能,那么,作为人类本能的爱能否抵抗现实、拯救自我?

不可否认,作为正常的个体存在,不管是善、是恶,都摆脱不了爱欲的纠葛。北村也擅长描写爱情,但北村的小说中的爱情危机重重。北村似乎无意于探讨人性或者人的本能,他以爱为切入点,借男女情感剖析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他关注的是人在困境之中如何走出。自我在现实的压迫下分裂,将希望转向爱情,寻求自我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北村在小说中将爱情与死亡相联系,酗酒、神经质、自我幻想、堕落、死亡是爱情的关键词。

畸形爱恋在多疑、肮脏中展现:《伤逝》中超尘在发霉的房间里面对李东烟示爱时,突然想起的是“社交性强奸”这个词,因此无比恶心;《孔成的生活》中王弟和唐松发生关系时旅馆的房间里充满了令人讨厌的樟脑气息;《强暴》中美娴和丈夫以嫖客和妓女的角色在旅馆相遇……这里没有诗意的纯洁的古典爱情,这种爱情被现实无情摧毁。个体于是无处可逃。爱情中的生命追寻者都有着这样的人生轨迹:

理想的爱情王国→爱情被现实击碎→个体的死亡

爱情是一个严肃的母题。追寻者构建的爱的理想国无法拯救自身,无法拯救人类的灵魂,因为现代人的爱情已经沾染了太多的人性之恶。爱是肉体,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承载灵魂的躯体。在北村笔下,爱情成为一种调和自我与存在矛盾的工具,然而肉体本身承载了太多的欲念,现实的存在导致肉体的罪恶,爱本身变得无力,无法栖居。

三,浪子的回归:重获神圣之爱

艺术的理想国无法寄居,性爱与情爱也只是暂时抵挡孤独恐惧,最初完美的爱情只能像墙上的“囍”字花瓣,经受不起现实的风吹日晒与时间的无情销蚀,慢慢褪色,之后反而更加坠落深渊。个体漂浮在黑暗而又无边的大海中,依靠自身无法抵达彼岸。

追寻,绝望;绝望然后在基督信仰中重获新生。这正是北村基督教神性写作的基本逻辑。

“爱”是基督信仰的根本。圣经告诫人们“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吃牛肉彼此相恨”(箴言 17-17)。《约翰一书 3:14》中约翰宣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有了爱,一切仇恨和过错都能化解,有了爱,人才能生活在光明与幸福之中,没有爱的生命如同死亡。而上帝道成肉身,就是要拯救人类,包括迷失方向深陷罪恶的人。《新约·路加福音》32:7中耶稣说:“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耶稣基督用神圣之爱召唤堕落浪子,使其皈依,净化心灵,重获新生。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生活有三种单纯而有强烈激情的动力,那就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从北村小说中可以看出,爱情,知识,无法支撑孤独绝望的沉重的肉身,填充使其具有生命力的只剩下一种,也就是罗素所言的对人类苦难的怜悯。在北村看来,那就是基督之爱。拥有上帝之爱,那么一切便有了光,所有苦难的记忆都被爱填充。北村的这类基督教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人生轨迹:

生之困顿→流浪→堕落→忏悔→回归(信仰)

《圣经·路加福音》讲述了一个流浪的故事:一个青年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之后四处闯荡,任意挥霍,最终一贫如洗,最终觉醒悔恨,回到父亲的身边。北村的《施洗的河》描述了毕业于医科大学的刘浪从流浪在世俗罪恶的泥沼而走向灵魂觉醒的过程。 “刘浪”是一个隐喻,隐喻着人类不投靠上帝,注定流浪在孤独的荒野。刘浪在一个缺少温情的家庭出生,成人之后继承父业,不择手段地贩卖烟土、杀人越货,成为黑社会的一方霸主。但与此同时,他在精神上却找不到依托,以致最后精神崩溃,万念皆灰。但他在读医科大学时一位捧《圣经》的女信徒却一直对他产生潜在的影响。在经历了大奸大恶、大风大浪,面对无数的波折扭曲之后,他找到了精神寄居之所。

《我和上帝有个约》这一宗教意味浓厚的书名实际上描写的是一桩谋杀案,然而这只是表面。作家着重刻画了一个从小被父母抛弃,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陈布森,在沦为黑社会,杀死市长的帮凶之后,目睹了家人承受的巨大痛苦和悲哀,因而萌发恻隐之心,然而这种心理带给他的不是安慰而是更深刻的折磨,精神同样徘徊在矛盾之间,流浪在自己构筑的黑暗世界,直到遇到了苏牧师,受其启示,皈依基督教,获得自我的救赎。

《愤怒》同样描写这样的故事。李百义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黑暗的社会让他家破人亡,他也试图以善意方式对抗社会黑暗势力,然而这并未使他获得心灵的安定,经过牧师指点,李百义皈依基督教,从心灵深处开出圣洁之花,安然淡定地接受审判,走进监狱。

北村认为,人拒绝上帝,便处于浪子地位。拒绝上帝,背离上帝,只能深陷绝望孤独的迷宫,永远走不出来。他借着这类从堕落到重生的群体,揭示了沉迷于罪恶只能走向更沉重的罪,然而个体蒙主的恩典,便能得到拯救,罪恶也因此洗净,重获新生。小说中也多次描写到这类的奇异体验。

“河水在光斑中流动,当黑夜暂时覆盖它时,仍能听到河水清晰的流声,预备着迎接晨光的显现。阳光又临到狐山和山上的树木,那里的紫荆和杨木郁郁葱葱,那是因为承受了阳光的缘故,若不是阳光的辨别,它们不会显出本色。就是这样,一切都在太阳逐渐升起时候再现出来……并在阳光中呈现出秩序,这一切都在早晨的阳光下再现出来,空气中充满了温暖……阳光是一种里面深藏着的眼睛,只有在这双眼睛注视的时候,万物才得以清晰地呈现,变得可靠和真实。它们是万物之前由一双看不见的手创造出来的。”(《施洗的河》)

“李百义像一只动物一样蹲在笼子里……他忘记了浑身上下滴着的粪水。他已经闻不到它的气味……但他还是闻到了泥土的气味,没有腥臭,而是一种土地的清香……监狱的围墙已隐约可见,朝阳照临它,镀上一层金色光芒,好像天国的景象。”(《愤怒》) 

“祷告结束,陈步森的眼泪涌出来了,他身上有一种颤抖。接着众人为他的决志信主作祝福祷告时,陈步森已经泪流满面。接着圣诗升起,陈步森仿佛看到一件洁白的衣服从天而降,穿在他身上。陈步森哭得不能自持,身体一直发软,最后竟然站立不住,只好坐了下来。陈步森仿佛把一生所有的委屈、痛苦、难过和懊悔全哭出来了。……陈步森把目光从教堂的窗户投向外面,他竟然发现:窗外的树木就在那几秒钟内发生了变化,好像被一场大雨洗过一样,变得翠绿发亮。”(《我和上帝有个约》)

这类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流浪在黑暗之地,挣扎却越陷越深,呐喊却毫无回应。人的尽头,是神的抬头。直到皈依了主,神的恩泽犹如一道阳光,驱逐了黑暗,给万物镀上金色,披上荣耀。

北村认为,“如果没有神,活着是残酷的。”[2]。他在极度展现了现实的无情,艺术的无力,爱情的幻灭后,试图说明,神才是唯一的拯救和意义,

四,从反叛到屈从

北村以先锋派作家姿态登上文坛,既是以艺术反叛生活现实,也是以艺术的先锋性反叛艺术的传统。这与欧美的先锋文学也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一脉相承。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20世纪的前沿性严肃文学的标志,其先锋性是以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反叛传统、追求创新为基础的,其结构形式、语言形式的颠覆性变化是以表达作家对世界、对人生以及人本身的新的认识为前提的。不否认在先锋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作家沉溺于语言的游戏、文字的迷宫,但许多有着人生与艺术双重追求的作家,依然在艺术的先锋性追寻中思考人生,如米兰·昆德拉,多丽丝·莱辛等。他们不懈努力着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在创新的形式中表达严肃的社会、人生思考,因而使得这种思考超凡脱俗,引领时代。

或许是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舶来的先锋文学在今日中国只能苟延残喘。曾经有着人生与艺术双重追求的北村,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或曰走进了死胡同,他于是放弃了这种追求,以受洗入教为契机,回到传统的小说艺术中,以传统的小说形式写作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小说,这无疑使他的小说越来越通俗易懂,同时也越来越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张贤亮的《绿化树》式的宣教。强大的思想力量如果不能熔铸在强大的艺术形式之中,感召力、征服力会是强大的吗?

北村小说的叙事结构极其单一,基本都是开篇交待事件的结果,采用倒叙的结构,由一个叙事者引入,展开故事叙述。他往往并不承接悬念部分往下叙述,而是将事件交底之后,采用顺序的手法,有条不紊地从头开始。叙述一般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为全知视角,贯穿全篇,一路追寻结果发生的原因并不断提出问题。而主人公在信教之后基本上就开始了大段的布道式的解说。

北村创作上对传统形式的回归,表面上看,或许是担心先锋性小说的曲高和寡而不得不屈从更易为大众接受的传统形式,其深层原因,在于先锋性文学的全面反传统内在的对于基督教信仰具有解构性的一面,而这是基督徒北村不能接受的。他于是舍弃先锋性,转而追寻以基督信仰为基石的重构。他说:“一批批评家对我小说的形式先锋性津津乐道,他们无视我的心灵,这个事实令我心酸。” “我对这些作品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3]

作为基督徒的北村,是严肃的、焦虑的、喜乐的,这些在他的小说和谈话中都有所表达;作为小说作家的北村,似乎宁愿停止他的艺术追求。这种分裂,对于以信仰为生命的北村,不是什么坏事;对于小说家北村和试图以小说艺术展示神性,呼唤正义的北村,未必是“福音”。


注释

  1. 朱必圣《由怀疑到信仰——北村的重担和他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2. 北村《玛卓的爱情》,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年8月第1版,第321页。
  3. 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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