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遥远的中国对西方人始终是一个神秘奇异的谜。长久以来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仅限于那些由不畏艰辛的商人万里迢迢带来的精致瓷器（China一词亦意瓷器），色彩鲜艳、质地柔软的丝绸。意大利商人马克·波罗的一部《游记》第一次在西方人面前撩开了这个远东古国的面纱，同时也更为其增添了奇异的色彩。意大利的商人是中世纪最早连结中国和西方诸国的桥梁之一，但也并不是唯一的桥梁。那些云游四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为其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来到中国，从事传教活动，以游记和信件的形式笔录下在中国耳闻目睹的地理风貌、人情习俗、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情况。中世纪晚期以后，一些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不仅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也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传统科学。他们反馈回去的信息使生活在没有通讯技术年代的西方人更增强了认识、了解中国的愿望。哥伦布正是受这些信息的鼓动产生了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线的想法，并付诸实现，从而得出了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传教士们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中国和西方诸国间的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他们的手记是研究中西各国文化交流历史的宝贵资料。
笔者摘译曾经在中国居住过的两位意大利和一位德意志传教士的信件和游记中有关对中国的叙述，试图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修士看中国这一角度追溯中西关系史的渊源，充实对其研究的内容。
一
距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料记载，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孟高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uino，亦通译为约翰·孟德高维诺）。[1]约翰1247年生于意大利南部，青年时期加入方济各修会。方济各会的修士一向以托钵乞食为荣，游说传教为己任。约翰曾为谋求罗马和希腊两大教派的统一效过力；从1279年起开始在西亚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在大不里士主持过教务；曾作为教皇的特使出使过波斯。[2]在西亚，他结识了两位来自北京朝拜耶稣圣地的景教教徒马可斯（Markus）和苏马（Sauma），从他们以及来自中国的商人口中初步认识了中国，并且得知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只流行早被西方基督教徒斥之为异端邪说的景教，却无人知晓天主教。为此他呈文教皇。1291年，约翰携带教皇亲笔书信受命前往中国传播天主教。[3]
约翰取道波斯，走海路过印度，然后到达中国。没有史料记载他到中国海岸的时间以及在哪个港口登陆。只是从他的信函中得知1329年他尚在印度。约翰在中国居住了30余年，直到1328年，以81岁高龄客死北京。在此期间他可能多次致信罗马教廷，但现存的仅有3封。[4]除第一封信寄自印度的马八儿外，后两封信均发自北京。尽管两封信的篇幅不长，但却是研究中国天主教早期传播时的珍贵史料。
约翰在他的第二封信中没有说明到达北京的日期，只是提到了他受到大汗的接见：“……我把教皇陛下的信呈交给皇帝，请求他接受天主教信条……”[4]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受到的是来自景教教徒的阻挠。景教于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9世纪中叶在内地被禁止。元朝初年随蒙古部落中信奉景教教徒再次进入中国。[5]忽必烈的母亲就是位虔诚的景教信徒。受其母影响，1275年他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景教主教区。[6]景教教徒在这一地区有较强的势力。约翰在信中说：“那些虽名为基督徒但却完全违背基督徒信条的景教教徒们在这一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甚至不允许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建一座小小的教堂……”[7]约翰在信中讲述了在最初传播天主教时的困难和所受到的迫害：“他们……制造伪证，说我在意大利杀了遣往这里的使者，抢走了让他带给皇帝的大批贵重礼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受到死亡的威胁。直到后来在上帝的保佑下，经过一些人的忏悔，皇帝才知道我是无罪的，知道我的反对者所怀有的恶意，并且流放了他们及其妻子儿女。”[8]此后，约翰深受元成宗的礼遇。[9]
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后约翰不懈地从事传教活动。在此期间一位来自科隆的方济各会修士阿诺尔与其共事。有关此人的报道甚少。1299年约翰在北京修建了第一座天主教堂，这大概是在北京的最早的西式建筑。“在那儿我修了一座钟楼，装了3个钟。据我估计，我在此大约为6000人行了施洗礼。”[10]为了扩大传教活动，约翰开始培养中国的修士：“我先后买了几个异教徒（中国人）的儿子，他们大都在7-11岁之间，还没有接触过任何宗教。我为他们行了施洗礼，教他们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我们的宗教仪式。我为他们写了30篇赞美诗和2篇祈祷文。”[11]拉丁文和希腊文就是这样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
1307年罗马教皇克莱蒙五世收到约翰的信函，决定在北京建立大主教区，任命约翰为大主教，派遣7位主教携带教皇的任命书前往中国任圣职。他们之中只有3人到达北京，先后任泉州的主教。约翰在中国建立的天主教教区为其从事传教活动设立了基地。他去世5年后，即1333年，教皇派遣以方济各会修士尼古劳斯为首的20名修士和6名世俗教徒组成的传教团前往北京。[12]虽然因种种原因，传教团的大多数成员并未到达中国，但在此前后陆续有修士前往中国。1338年方济各会修士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gnolli）作为教皇的专使之一前往中国，他在那不勒斯与中国使团会合，1342年抵北京，4年后返欧。135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在罗马加冕时，得知马黎诺里曾出使远东，遂命他撰写波西米亚史，其中有部分关于中国的描述。此书后来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撰写远东历史的重要参考史料之一。[13]
元朝的来华修士中还有被誉为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方济各会修士奥多里希（Odoric de Pordenone通译为奥多里克）。
二
奥多里希生于波德纳，生年尚有争议：一曰为1265年，一曰为1285年。奥多里希青年时期加入方济各会。据说他是一个严格虔诚的修士，每日仅以面包和水为餐，身着粗布麻衣，以鞭笞自身、赤身用铁链缠绕等方式苦修，并孤自一人居住在森林中，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14]大约在1316-1318年之间他离开威尼斯开始了在亚洲的旅行。他周游过波斯，去过大不里士，到过霍尔木兹等许多城市，又经印度到中国。在北京居住了3年后取道陕西、经西藏，重至大不里士返欧。1330年5月奥多里希应帕多瓦的教团主持要求向修士威廉（Wilhalm Von Solagna）口授他的旅行记。[15]此后奥多里希旅行记有拉丁语、德语、法语手抄本约76种之多。我国清朝留意学者郭栋臣将其译成中文。30年代香港公教报曾再次刊印。[16]笔者下面所摘译的是德国历史学者F·赖歇特1987年根据方济各会文献汇编（Sinica Franciscana）等史料文献编译出版的《波德纳的圣奥多里希印度和中国之行》。
据旅行记记载奥多里希大约于1321、1322年到印度孟买的塔纳。在塔纳他受托把4位基督教殉教者的遗骨送往上印度。[17]他乘船离开塔纳绕经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群岛，走南海，沿珠江逆流而上到达广州。[18]随着碧蓝的海水呈黄色，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首先使他感到惊叹的是他面前这个新世界中的城市之大，人口之众，物质之丰富。“要知道，经过许多天向东方的海上航行后我到了重要的Manci省（即元朝的江西省——笔者注）。我们称这个地区为上印度。
有关这个印度我问过基督徒、阿拉伯人和大汗的官员，他们都一致地回答说，Manci省有2000座大城市，这些城市都人口众多，不论是特雷维索还是维琴察都不能与之相比。在这个地区居住这么多的人简直令我们不能相信。那里有大量的面包、酒、鱼、米，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有的食品。这个省的居民都是手艺人和商人，就是在贫穷时他们也不会遭受困苦，因为他们可以用双手劳动。”[19]
奥多里希进入的第一个城市是广州，他这样描述广州：“我到这个省的第一座城市叫Censcala（即广州——笔者注）。这座城市有3个威尼斯大。它距海只有一天路程远。位于一条河的岸边，这条河源于海，延伸至陆地有12天的路程长。这座城市和Manci全省的居民都是神像的崇拜者。这座城市船多得简直令人不能太相信，就是全意大利来往的船都没有这里多”。[20]他赞叹广州的食品：“那里也有鹅，比世界任何地方的都好看、都大、都价钱便宜。一只鹅比我们的两只都肥，它们像雪一样白，头上隆起一块冰大的骨头，颜色象血一样红。它们的咽喉下挂着半掌大的一块皮。此外它们特别的肥，一只烧好的、加了佐料的鹅只值不到一个古鲁苏（Grossus——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一种货币单位——笔者注）。鸭、鸡也和鹅一样肥，简直是奇迹。
此外这里有蛇，比世界任何地方的都大。人们喜欢捕捉它们以享受食用。他们把它看作是一道盛宴中的菜，因此有人说，一个请客的人不上蛇这道菜，那么他就什么都没准备。这座城市有人们在世上找得到的所有食品。”[21]
中国的城市之大，人口之多、物质之丰富使奥多里希赞叹不已。他说泉州是世界最好的地方。[22]杭州“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大，大约方圆百英里。那里没有一巴掌大的地方不住着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座房子里住着10户或12户人家。这座城市还有很大的外城，居民比城里还多。它有12座城门，它们之间相距8哩左右，每座城门附近都有比威尼斯和帕多瓦还大的居民区，人们可以在一个那样的居民区漫步6天或8天，但仍感到只走了一小部分”。[23]他说：“如果有人想要描写这个城市之大和重要及它所拥有的了不起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一大叠纸也不够，因为是世界上最大、最好和适合于从事贸易的城市。”[24]他描述陕西省：“最窄的地方也有50天路程那么宽，长则有60多天的路程。这个省的人口非常稠密，人们从一个城市的城门出来已经就看到了下一个城的城门了。”[25]
奥多里希周游了中国的许多城市，沿途中他十分注意观察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他常常拜访或客居在当地人的家中，他的旅行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
“我在Manci省逗留时，到过一个普通人的邸宅。他的生活是这样的：他有50个不停地服侍他的少女。当他吃饭坐在桌旁时，在歌声和各种音乐声中，她们为他端上5道菜，姑娘们把食物放进嘴里喂他，就好象他是一只麻雀。她们在他眼前不停地唱着，直到他吃完。然后在撤下第一批菜的同时其他姑娘们又端上另5道菜，歌声和各种音乐继续着。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世上生活。他有30tümen袋（1tümen等于10000袋）的米的收入。一袋有一驴担的重量。
他的邸宅庭院有两哩多长。宅屋看起来是这样的：屋顶的一面是金的，另一面是银的。内院里堆起一座金银山，山上建造了寺院和钟楼，象有些人那样修身。有人说在Manci有千个象他这种人。”[26]
奥多里希欣赏中国人的俊秀，他说：“男子的外貌非常漂亮，尽管脸色有些苍白，他们蓄着象猫一样稀疏的长胡子。女人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27]他讲述了当时中国妇女的审美观：“妇女的美丽在于有一双小脚。因此母亲们习惯在女儿出世之后把她们的脚裹起来，使它不能生长。”[28]奥多里希是欧洲报道中国妇女小脚习俗的第一人。他还说明元时期留长指甲是身份高贵的一种标志。[29]
奥多里希是最早向欧洲人介绍鱼鹰的人，他详细地描述了渔夫用鱼鹰捕鱼的方法：“我在一座城市停留，城里有一座横跨大河的桥。我住在靠近大桥的客栈。店主为了讨我喜欢说：‘如果你想看怎样捕鱼就跟我来。’他带我到桥上，我看到会潜水的鸟被拴在船上的杆上。那个人把一根绳子系在它们的脖子上，它们潜入水中捕鱼时就不会把鱼吞下去。他在船上放了3个大箱子，一个放在船尾，一个放在船头，另一个放在船中间。做完这些后，他放开鸟，它们钻入水中捉了很多鱼。他把鱼装进箱子里，一会儿3只箱子里就装满了鱼。鱼装满后他解开鸟脖子上的绳子，让它们潜入水中以鱼为食。它们吃饱后又飞回自己的位置上，那个人象刚才一样把鸟拴起来。”[30]
奥多里希大概是欧洲第一个去过西藏的人。“离开这个省（陕西——笔者注）我到了一个名为Tibot（西藏——笔者注）的大王国，它与真正的印度相毗邻。整个王国都臣服于大汗。那里的圣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多。这个地区的人住在用黑毡子做成的帐篷里。它的首府和王府用黑白两色的墙围起来，街道都是用石块铺设。没人敢在这个城市里让人或牲畜流血，这是出于对所崇拜和供奉的神像的崇敬。城里住着喇嘛，也就是他们语言的教皇。他是所有神像崇拜者的首领，他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封给他们采邑。”[31]奥多里希在游记中还详细描述了西藏人的殡葬习俗以及“妇女梳着100多根辫子，嘴里有一对猪牙一样长的牙齿”等等风俗。[32]
在中国，奥多里希遵托把从印度带来的4位殉教者的遗骨安置在由孟高维诺的约翰建立的天主教传教区之一的泉州。1307年受命罗马教皇协助约翰主持教务到达北京的3个主教之一的安德鲁（Andreas de Perugia）是当时泉州的主教。作为修士，奥多里希不仅从事传教活动而且对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很感兴趣。他曾多次参观了佛教的寺院，“那里有众多的寺院和僧侣，他们都崇拜圣象。我参观了其中的一个寺院。这里住着大约3000个僧侣，他们有11000尊神像，我觉得其中比较小的一尊也有圣克里斯托弗的神像那样大。我去看他们给众神进餐。他们这样做：他们把给神像吃的东西加热端上摆在前面，食物的热气升到神像上，他们这样做是给众神进餐，其它的他们自己留下吃。他们说他们就是这样供奉神像”。[33]在杭州，奥多里希由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官员陪同参观了西湖边的灵隐寺。在那里他和一个佛教僧侣就轮回转世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他的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这位官员“叫过一位僧侣对他说：你看见这位修士吗？他从太阳落山的地方来，现在要去汗里八城，去为大汗祈祷。因此我要让他亲眼看一些奇特的事情，他回家后就能说，在杭州我看到一些新鲜的，闻所未闻的事情。那个人说他很愿意指给我看新鲜的事。
此后他拿起两个大桶，里面装满了吃剩的食物，他打开通向院子的门，我们跨进院子，那有一座长满矮树的小山。我们站在那儿，他拿起一个铃摇响，随着铃的响声许多各种不同的动物从山坡上走下来。它们看起来像长尾猴，其中还有其它长着人形脸的动物。我们看着这些动物，大约有3000只，它们围着他有秩序地排着队。他们围着他站好，他把碗放在他们面前，尽他所能喂他们。吃完后他又摇响铃，它们都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看完这些笑着说：请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他回答我：这些动物都是高尚的人的灵魂，我们出于对神的爱喂养它们。我反驳说：这不是灵魂，只不过是野生动物。他回答我：不对，这不是动物而是高尚人的灵魂。如果一个人是正直的，那么他的灵魂就会附着在这种高贵的动物身上，恶人的灵魂则附着在粗野的动物身上。我真想对他多说些，因为他不愿相信其他的”。[34]这种轮回转世说不仅对他而且对欧洲人都很陌生。
奥多里希在北京居住了3年。在此期间他作为上宾经常出入宫庭，参加宫廷的盛宴，在那里有固定的位置，并为大汗祈神赐福。他赞叹北京的皇宫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宫殿”，宫殿内的包金立柱、精美的壁毯、玉石的大鼎以及皇帝阶前妃嫔群臣的公顺和奇丽的服饰。他讲述了皇帝游猎时的庞大气势，盛宴时的奢华。[35]这些在当时的欧洲确实是鲜为人知的。“所说的有关这个君主的伟大以及他的宫廷里所有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几乎令人不能相信。至少没有人对他巨大的开支惊奇因为在他的帝国内除了一种被看作是钱的确定的纸币外不使用其它的钱，无尽的财富都到了他的手中。”[36]这里，奥多里希继马克·波罗之后再次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纸币的流通方式。此外，奥多里希还向欧洲人介绍了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通讯方式——古代的驿站制。
“大汗把他的帝国分为12个行省。……他的帝国是那么大，如果有人想要从任何一个地方横穿它都要6个月，大约还有5000个岛屿不算在内，它们也不属于那12个行省。为了给旅行者提供必要的东西：大汗在他的帝国内的各地设立了一种有庭院的客栈，称为iam（驿站）。那里有人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
如果在他的帝国内有了什么新消息，立刻就有骑马的信使急驶去他那儿。如果是困难的危险的商务他们就选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每当他们快到旅店或客栈时就吹响号角，根据号角声下站的店主马上让人做好准备，到达的信使把他带的信交给这个人。他在客栈中休息，接过信的人急驶到下一个驿站。第二个人也像前者那样做。这样皇帝在一天内就收到了也许需要三天才能得到的消息。”步行信使的传递方式也与此相同，“因此在他帝国内没有什么事情他不是立刻或者很快地详细地知道的。”[37]
从上面摘译的奥多里希的旅行记中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出，这部旅行记涉及到了中国元代社会的行政、经济、城市、宫廷礼仪、生活习俗、佛教教义、民俗民风等许多方面。它不仅是作为史料的《马克·波罗游记》的一个佐证，而且也可以说是欧洲人了解元代社会的一部小小的百科全书。尽管从文学价值上讲它逊色于《马克·波罗游记》，因为它不是出自作家之手，没有经过文字修饰。但也正是由于威廉不加修饰地笔录了奥多里希的口述，使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亲身经历，而作为史料则并没有因此减少它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奥多里希的旅行记促进了欧洲中世纪使徒传的形成，对中世纪晚期的游记文学始终有很大的影响。16世纪时这部游记曾一度被看作是粗劣的抄袭作品而黯然失色，直到德国地理学家费尔迪南德·封·里希特霍芬（Ferdinard Von Richthufen）和英国考察旅行家亨利·尤尔（Henry Yule）才证实了它的准确性，肯定了它对地理学的历史以及世界知识方面的意义。1755年奥多里希被宣布为有福者，[38]定2月3日为他的纪念日。
三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欧洲到中国的传教士的身份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也有一些以传教士为身份的学者。他们不仅向中国输入了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向欧洲传送了中国传统科学的信息。德国传教士约翰纳斯·施雷克（Johannes Schvech）写给他朋友的信件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施雷克这一名字也许使人感到较生疏，但他的拉丁语名字特伦茨（Terreny）和中国名字邓玉函则为人所熟知。1576年施雷克出生于德国的康斯坦茨。1603年起在意大利的帕多瓦学习。早在青年时代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就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植物学、矿物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不仅研究过欧洲大陆的植物，而且还发表过有关墨西哥的植物论著，在布拉格讲过学。1611年施雷克被吸收进入由费德里科·策西亲王（Federico Cesi）创建的科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著名的天文学家伽利略也是该院的成员。同年施雷克加入了耶稣会。在罗马学习神学时，他结识了来自中国请求教皇支持中国传教团的修士特雷高特（P·Nicolas Trigault）。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激起了施雷克去中国进行科学活动的兴趣。1618年施雷克随同特里高特以及其他几位耶稣会修士经印度前往中国。施雷克在中国居住期间曾给他的挚友，罗马的药剂学家约翰纳斯·法贝尔（Johannes Faber）多次写信，但现存的仅有4封。他在信中讲述了他所经过的城市、山川河流，更主要的是他还以亲身的经历介绍了中国的文字、医学以及历法改革。施雷克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中文。还在澳门等待前往大陆的两年时间里，他就开始学习中文，甚至舍弃了他偏爱的对植物的考察活动。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忙于学习中文，不想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上面，直到我克服语言的障碍。我的学习至少需要2年才能达到熟练地用中文撰写书。”[39]然而经过两年的学习，他体会到学习中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已经学习这种语言两年了，但是我现在既不会说也还看不懂书。这种语言太难学了，原因在于我们要同时学习说话和看书，就好象我们要同时学习3种语言。因为，仅学说有两年时间就可以做到，就像我们说波兰语、匈牙利语或土耳其语。学文字用一年是不够的。两年了我还没有学到3000字。
如果你学会了字但还看不懂书，你必须知道每个字后面藏有什么意思。因为通常一个被组合成的句子意味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或者寓言。大多数的书都需要由老师对其进行讲解，也就是说我还要经过一年或两年的努力才能看懂几本书。”[40]
在印度时，施雷克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医学：“一种中国的药在这里非常著名。他们把它加热溶解在一种液体里用它治疗被蛇咬伤垂死的病人。他们还用它来抑制霍乱和某些疼痛及疾病，大多数是腹部疾病。”[41]在澳门施雷克两次生病都是用中医中药治愈的，使他对中医中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于中国的药物和医生我可以大致这样说：几乎所有的药都要熬煮，这都是些晒干的药草，切碎的根子。他们很少用矿物。（医生）自己都是凭经验，他们不知道原因，在号脉方面他们非常卓越。他们摸着脉不向病人提任何问题就讲出了所有的现象，就好象他们从书中读出来一样。他们就像是一个根据手说出寓言的吉卜赛人。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只知道一点。他们把动脉按长度分为几个部分：离拇指最近的部分相当于头部，接着是心脏，如此等等。根据这些推断出各部位的疾病。这里的医生都这样诊病，所以忽视技能。”[42]他向法尔贝介绍了中国的针灸技术：“中国人不用烙铁而使用苦艾灼烧皮肤，很见效。他们把一根很长的针扎进皮肤刺进去，然后转动。他们戳一个僵硬（Stare）的东西，我想是消除湿气和肿瘤。但这些我都是听说的，还没有看到。”[43]
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施雷克始终对考察植物和生物有浓厚的兴趣。他在印度的4个月时间发现了他从未见过的植物500种、一些矿石以及鱼类和蛇类等生物。[44]但是在中国由于当时社会动乱使他无法从事这项活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讲述了荷兰人、日本人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入侵，北方满族人的南下入京，杭州市两次被大火吞噬。[45]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不允许他外出进行考察活动。尽管如此，他仍注意庭院中生长的植物，给法贝尔寄去了樟脑树的叶子。[46]虽然在这个领域中他的收获似乎甚微，但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他却有很大的成就。施雷克曾受徐光启之托协助改革中国的历法。[47]为此他在信中请法贝尔转告著名的天文学家伽利略：“没有比寄来有关太阳和月球的理论能给他们一个比他们计算日、月食更准确的计算方法。”[48]“我非常希望从伽利略处得到根据他的新观察计算日、月食的方法，特别是计算日食的方法，正像我曾经写过的一样：因为历法的改革非常需要它。如果说有一个支持我们不被驱逐出这个帝国的要求的话，那么这就是唯一的。”[49]遗憾的是，他离开杭州去北京后就再也没有书信到欧洲。1630年5月施雷克客死北京。他在中国不到10年但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如：有关欧洲机械方面的《奇器图说》，有关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割圆八线表》、《大测》以及有关解剖学方面的《泰西人身说概》。
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出于各种原因来到中国，或为传教，或为旅行，或为从事科学活动，如此等等。他们为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不仅开辟了中西交通的航线，而且通过游记或书信沟通了中西之间的信息交流。因此，研究中德关系史，中西关系史，考证、研究他们的游记、书信，不能不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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