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登陆，由西方引入上帝与爱的过程中，经历过从上层到下层的迅速发展，也经历过从乡村到城市的剧烈反抗。传教士们殷勤“播种”、身历体验，从中国带回的，有欢乐喜悦的“福音”，也有惊心动魄的“噩耗”。然而其中最奇特的经历，要数利类思、安文思二位神父。他俩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进入四川传教；后为张献忠俘获，在农民起义军中呆了近三年。他们一面传教行善，一面目睹张献忠的残暴与农民起义军的大规模屠杀，甚至不得不为大批教友成为刀下冤鬼而乞求、祈祷。每天善与恶的交织、爱与恨的抗争，最终融铸出《圣教入川记》一书。张献忠的大规模屠杀政策使整个四川成为荒野，也使张献忠自己遭到毁灭。大劫过后，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逐渐兴起，移民中的教会活动也逐渐兴起，利、安二位神父播下的“爱”的种子，逐渐收获；然而，张献忠式的农民起义军却再也不见兴起¼¼人是“可堕失的”，“有罪的”，但却是“向善的”；人民的选择最终不会是“邪恶”，只能是“爱”、道德与良知。这就是利、安二位神父的精神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的宝贵见证，以及洞烛未来的深刻反思。

二十年前，我在研究“湖广添四川”的移民运动时，偶然接触到《圣教入川记》一书。

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研究思维定式，在我脑子里印象还很深刻，“农民运动”、“造反有理”的大旗悄然耸立，飘飘至上，对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抱有天然的理解与同情。而且，我对基督教的了解更多地限制在官方教科书的范围内，对近代反洋教运动往往与爱国主义相联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难以排除，对西方传教士们深入内地的善意以及孜孜不倦的努力，不免抱有某种审慎的怀疑。

然而，我在阅读《圣教入川记》一书时，不知不觉受到强烈的震撼与吸引，书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记下的第一手材料，使善与恶、爱与恨形成鲜明的对比。张献忠的农民队伍不讲政策，“血洗四川”的残暴行径，不仅粉碎了学术界为农民军左遮右辩的种种言论，使“屠蜀”成为历史定论；同时，传教士们爱的义举及受洗入教的民众的广泛热忱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转变了我的固始观念。可以说，当我看过《圣教入川记》一书后，有了新的觉醒。

一、关于《圣教入川记》一书及其作者

《圣教入川记》，铅印本，不分卷，初版于1918年，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印行。当时印数不多，仅二千余册，主要在川东教区的教徒中流行，现已很难见到原版。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了满足科研需要及保存史料，重新整理出版，共印三千二百册，流传也很有限。今日哈佛燕京图书馆有幸收藏的一册，即为四川大学图书馆交换赠阅。

《圣教入川记》的作者古洛东（Gourdon），法国人，约生于1840年。1866年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派来中国，一直在重庆从事教会活动，1930年左右卒于重庆。^[1]

据作者自叙，“考究四川圣教来历，向为余之素志。……迨十余年前余下上海时，耶稣会神父慨然出一抄本以示余，内载有利类思及安文思二公在四川开教情形，颇为详细。余甚为欣慰，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复向各方征求其余事实。即本书所记载者是也。”说明该书事实有本，不为杜撰人云。他还说，“利、安二公之纪事，诚而且奇，因述及张献忠之全段遗事故也。”^[2] 这就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人写当时事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利类思（1606~1682），原名Buglio, Lodovico，或Luigi，字再可，意大利人，出生于西西里岛，6岁时进入修道院。29岁（1635）启程来华，次年到达澳门，1640年（崇祯13年）创建成都（四川）传教区。安文思（1610~1677），原名Magalhanes, Gabriel de，字景明，葡萄牙人，出生于一个著名的航海家家庭，15岁进入修道院。24岁（1634）启程来华，先住爪哇，1640年到杭州，1642年到成都，参与四川教区的传教工作。^[3]

二位神父1644年（崇祯17年）在四川遭遇张献忠之乱，成都破城前逃到绵竹山区。旋为张献忠所召，在起义军中传教，直至张献忠失败身亡，前后两年多，亲见亲历了张献忠农民军的最后岁月。1646年（顺治3年），二位神父又为清军所获，次年出川，留置肃王军营；1648年被囚解到北京，1651年获释。此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允许他们传教，直至去世。

居留北京的二、三十年中，二位神父一面传教，一面著书。利类思主要撰写有关天主教的著作，安文思则于1651年撰写了纪实体的《张献忠记》（又译《中国新游记》，巴黎，1688年版）。古洛东在撰写《圣教入川记》一书时，予以参照的，应该就是安文思的《张献忠记》。

二、利、安二位神父入川传教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景教”，但在四川，最早是由天主教传入，即古洛东所言：“大明崇祯之纪，即耶稣降生后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扬福音。”^[4]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传教，首先走的是上层路线。“利类思到川省之先，有四川在京大员刘阁老，系湯若望及京中耶稣会众司铎之友，善待圣教，时加护佑。并为利类思致函川督及各当道，游扬利君之贤。并另函致其家人，饬在成都省垣本府第内，另备馆舍招待利君，不拘时日之久长，任其居住，须款如至亲好友，不可待慢云云。利类思抵成都，果寓刘阁老之府第。”^[5] 刘阁老名宇亮，四川绵竹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　

刘阁老的介入，为利类思的传教大开方便之门，一时会众繁盛。“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利司铎在新奉教中先选三十人，为之付圣洗。另外教训伊等圣教道理，使其信根坚定，道理洪通，将来为他方之传教先生，作四川圣会之栋梁，匡组传教。领洗中有一名伯多禄者，系皇室后裔，学问出众。领洗后，热心异常，恭敬天主，并常传扬天主圣教，欲引众人认主，先回头本家人等进入圣教。”^[6] 四川家庭教会的格局由此而来。

春日播种，秋有稼穑。一、二年内，信徒云集，利司铎一人已难遍顾。于是，“安文思司铎(Gabriel Magallaens)由浙江杭州府到川，襄助传教事宜。利、安二位司铎同心同德，敷传圣教。不惟在成都宣讲福音，并且往保宁、顺庆等处虔救人灵。弃邪归正者甚多，领圣洗者亦复不少。于是，在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为教友领圣事、诵经之处。”^[7]

三、道教与基督教的冲突

基督教本来与世无争，进入四川也只是“劝人行善”，按理不应有社会冲突，但问题在于它发展太迅速。当时奉教者，不但在成都、重庆、保宁各府有人，而且在附近地区、州县城乡各地兴起。

“当时二位司铎驻成都日多，故成都教务较各州县尤为兴旺。……是时，新奉教中有武官员名阎督者，洗名多默，年已七十，曾入道党。弃邪归正后，竭力传扬天堂永福满人心愿者，并谓信主之人，死后方能获此永生。其下属兵士、仆从进教者，殊不乏人。” ^[8]

阎督率领自己全家老小及其子侄仆从等人领洗入教后，即在自己府第内建造圣堂，颂经祈祷，讲论经文。

四川向来为道教的根据地，青城山、鹤鸣山等为道家圣地，信徒远较他省为多，成都的道士尤盛。基督教的发展，大大冲击了道教的传统阵地；类似阎督等人由道教改信基督的例子，更是大大刺激了道教徒的敏感神经。

当时，“礼、刑各署之官多未能得领洗之恩，因若辈娶有姬妾，不愿离弃故也。”^[9] 这些官员遂与道士勾结，密谋排教。

道士们在官绅们的暗中支持下，遂召集同党及他党人士四千，大开会议，共同议决，要将利、安二位司铎扭送官府，置之死地。其声讨的理由有三：

• “西人妖言惑众，劝人舍弃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劝人供奉中国历来未闻之天主，背弃菩萨。”
• “洋教煽惑人心，离弃列祖列宗昭事之典，断绝布施，蔑视我教，无以复加。”
• “西人到川，为賊间谍，探我虚实，以便引张献忠入我成都，毁我宗社，绝我川民。”^[10]

三条理由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条——“断绝布施”。象前述阎督等人，由道教改奉基督，当然不会再“布施香火”，不仅有碍道教的颜面，而且有损道教的荷包，自然是“此仇此恨，不共戴天”，“无以复加”。其余一、三两条皆系子需乌有、似是而非之言。

“众道士集议后，即将恶谋刷印成篇”。“印峻后，即满城布散。并在蜀王府及成都府二处捏词妄控，均被批驳。后竟往刑部（刑署）具控，亦未蒙邀允，反受驳斥。众道士心仍不死，大集省城内外各寺观僧道约六千人，齐赴刑部衙署，籍众迫胁，鼓噪大作，逼刑司准案，请将二西人按法治罪，以保道德而卫民社。”^[11]

幕后支持道士的官绅们，此时也到刑署添油加醋，逼刑司准案，“刑司因各官之请求，又见众僧道之鼓噪，心无主张。又恐激成变乱，难以卸责，即时允准”，一面发差往提利、安二位司铎到案，一面详细调查实情。

此时有两位官员出面予以保护。一位是阎督，他见形势对二位司铎不利，当面斥退官差，并派士兵保护教堂；另一位是成都县令吴继善，他由北京到成都任职，曾替汤若望带信与利类思，及闻僧道交恶之事，不禁惊愕良久。接着他遍访省城各官，介绍西人来华行善的宗旨及人品、学问等等，以及北京朝廷如何尊敬西人等各种见闻，以释群疑。成都官绅态度始有转变。

但蜀王府的太监与僧道交往尤深，平素仗势欺人，不畏官府。风潮中，“每日沿街布散谤贴，毁谤圣教”，又“屡往各署，逼官办之”。僧道人等见蜀王府的太监出面与西人作对，愈觉得势。“于是扰害教友之家，拆毁圣像、圣物与及教内书籍等，任意毁坏，故作践踏。”如此一连半月之久，社会秩序动荡，甚而有引火欲烧教堂者，二位司铎与教友终日惶惶不安。

幸而此时阎督尽力而为，保护神父及教会。他将圣教道理，逐一阐明，刷印成篇，沿街张贴。又因僧道人等滋事骚扰，须用武力对待，遂率马兵六百名，各持器械，沿街梭巡。凡遇毁教谤帖伪书等，即时拆毁，另贴自作之简明文告，以靖地方。一场风波逐渐平息。

四、圣教蒙难之经过

不料，一劫刚过，一劫又起。道教骚扰之后，张献忠的部队又至，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他们。

“成都百姓无日不闻献賊残虐，惨杀无辜，愈为恐怖，人心惶惶，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城中百姓见大难将临，各皆逃走，教友亦多奔避山中。利、安二司铎见事不佳，亦作暂避之计，即将圣堂托安当看守。二位神父妥备一切，即往绵竹县，寓刘阁老府第。此时刘阁老已死矣。”^[12]

张献忠入蜀之初，尚有长远打算，建立大西国，设官任事，增聘人才。县令吴继善投奔新政权，获得重用，被简为礼部尚书。他向献忠上书，极赞二位司铎才德兼优，现住附近山中，若迎二人出山匡助国事，必有可观。献忠已知西士利玛窦前在北京，为万历皇帝所隆重，为国出力，人所共闻。及闻吴尚书称美利、安二司铎系泰西学士，遂发命令，遣礼部之官往迎之。

二位司铎再三推辞不过，又兼前受吴令庇佑，翼往相助，遂从其请，前往成都相见。

“次日，由礼部长官引见献忠。行礼后，献忠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从已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资，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13]

一日宴后，献忠又面许二位司铎云：“尔等现居署中，将来吾当为尔等建筑教堂，奉祀天地大主。”^[14]

张献忠善待二位司铎，允其在军中传教，是其他史料所未曾提及的。

古洛东综计二位司铎在大西国军中滞留，共有一百五十人进教事主，其中最著者乃献忠之岳丈，率领全家进教。

“老岳丈之夫人暨其二子二女，全家老小共三十二人悉奉圣教。老岳丈即在本己府中建一圣堂，家中人等诵早晚课玫瑰经与及念各圣书，俱在此处行之。后劝引某阁老之弟，乃文学有名之人，官至宗丞者进教事主。此官奉教不久去世。老岳丈又引己女即献忠之妻认识天主。”“然因其不为献忠正妻之故，未得领洗之恩。彼虽未能得领圣洗，然早已弃绝一切菩萨异端，一心虔敬天主。”^[15]

后六阅月，二位司铎上书提议修堂之事，献忠置若罔闻，将书留中搁置，二位司铎始知张献忠言而无信。继后，二位司铎发现张献忠虽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于是，整个“屠蜀事件”暴露在二位司铎面前：

“二位司铎在成都屡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人莫能当。无论宫人、大小官吏，稍有不顺，怒即随之，或令绞死，或定斩决，或命凌迟碎剐以缓毙命，种种虐刑，令人寒心。又亲见献忠将吴继善——即前保护神父、反对僧道者，已任礼部尚书，因奉命散给马匹于各兵人，继善请开兵人之名，以此细故，触怒献忠，即受虐刑毙命。又某教友前在山东省尼各老龙各巴尔第神父手中领洗，已任军官之职，为献忠所宠幸，因冬至节祀天，令读祭文，未遵献忠之意，因而冒犯，剥去衣服，受极重鞭打，血肉横飞，痛极而亡。又某官得闻圣教道理，大有爱人之心，见献忠残杀无辜，心中不忍，遂上前善言谏阻，献忠不听，反将此官令受重刑而死。二位司铎屡见献忠残害生灵，劝谏不听，大为焦灼。处此惊惧危险中，命如悬丝，一遇细故，即能断决。”

“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此时，成都城中僧人最多，已达二千之数，因献忠惨杀，无一漏网者。其余住川中各州县人民，多遭杀戮，因献忠疑若辈所为为谋乱之尤，故下令剿洗。”

“献贼如此残杀，致招众怒，各处川民，皆举义兵，为父母妻儿亲戚邻朋报仇雪恨。献忠见之，疯病忽作，故发剿洗成都之令。”

时在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冬十一月二十二号。

“次日，二位司铎见军队纷纷出城，聚于平原，不知作何举动，并不知昨日会议何事。后闻献忠吩咐各官各保已家，否则妻氏儿女不保，俱遭屠戮。二位司铎始知献忠恶谋，于是急奔往寓所，欲救安当先生及佣人等。此时众佣人势难保存，因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凡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时利司铎在南门上，安司铎在东门上，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急向刑官求赦，均属枉然。二司铎各在一方，惶极恐极，惨闷欲绝。继闻献忠领马队将由南门往东门，二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为百姓求赦，未蒙允准。”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哀求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蹄（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乎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16]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规模的屠杀中，成都先前入教的数百名信徒，几乎全部殉难。二位司铎在城楼上不时见有教友被拘，押往刑场就戮，终不能救，其内心之哀痛，可想而知。

偶尔，张献忠也有清醒之时。一日，出城巡阅军队，见人数之少大不如前，且随身官员不及登极初人数之众。又见城中空无人居，诺大川省，几成旷野。不禁悲愤难忍，抽刀自刎，为左右所劝阻。

“献忠虽痛恨前非，然终不改其暴行。无论军民人等，任意惨杀。计其僣位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人，临死时仅有二十五人。皆因献忠残暴过甚，杀人众多，或命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二位司铎处此凶恶危险之中，日见杀毙多人，时时自危，预备待死。并闻献忠恶言，谓官员立功多者当以极刑处之，以报其功，虽杀之，实惠之也。”^[17]

二位司铎无法容忍，意欲离去，但为献忠之岳丈伯多禄极力劝阻；直至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张献忠被清军射死在西充县凤凰山，队伍溃散，二位司铎为清军所获，继后送出四川，蒙难始告结束。

五、教民与移民

张献忠“屠蜀”之后，四川几成一片焦土。史载：“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18] 加以其后连年不断的饥荒、瘟疫、内争，以及清政府的平蜀战争，四处人口丧失殆尽。

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赴任由广元入境，“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郭衣色”，往昔田园，尽皆荒芜。每每“行数十里，绝无烟爨”；“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19] 后来，他由顺庆、重庆而达泸州，溯流而上，“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川东各州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类皆一目荒凉，萧条百里，惟见万岭云连，不闻鸡鸣犬吠”，^[20] 完全是一派抛荒景象，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

当时，不惟川东、川北荒凉，就连素称“天府之国，水旱从人”的川西平原，也不免沦入绝境。余榀迁移去宁波，从青神途经成都平原，但见“生民百万同时尽”，“四郊廓落农人稀”，往昔“夫耕妇凿无所扰，桑麻树畜随所宜”的景象荡然无存，因而发出“数十年后看生聚，庶几天命有转移”的哀叹，完全丧失了希望与信心。^[21]

四川人口到哪里去了呢？绝大部分逃亡了。面对长期的战乱，不逃无异于等死。而大规模的避乱逃亡，造成清初四川在籍人口锐减。极大地影响了保宁政权控制全川的局势，清军曾数次攻占成都，但因缺乏民众基础，不得不放弃。直至康熙四年(1665年)，保宁政权才全部迁入成都。

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 招抚流亡；
• 鼓励屯垦；
• 实行移民填川的政策。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道奏折中提议迁湖广人士填实四川。他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然无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请”。^[22] 其实张德地的奏折就是为了打动玄烨。所谓“不敢仿此妄请”，只不过是一种臣下自谦之辞。就在同一道奏折里，张德地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移民措施，他说：“各州县人民，虽册籍有名，而家无恒产，出外佣工度日之人，准令彼地方查出汇造册籍，呈报本省督抚，移咨到臣，臣即措处盘费，乡官接来安插”。并解释说，这种无业无产的游民，在他省是累赘与肇乱的包袱，到川省业农，由无产而有产，自为良民。“在于蜀省，无人而有人，渐填实而增赋税，一举两得，无逾于此”。^[23] 这条建议的范围不仅针对着湖广地区，而且带有普遍性，实际上已成为整个清代以“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依据。 　　

声势壮阔的大移民运动以湖广籍移民为主体，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纷纷涌入四川定居，并沿江河通道形成浸润式分布的格局，前后绵延达一两百年，其社会影响无疑是深远的。而在这深远的影响之中，基督教在移民中的复苏是不可忽视的一环。下表反映了这种历史趋势：

基督教在移民中复活，有省外教民移入的原因，也有后继神父们继往开来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四川已经具备激活教会的内因。

“因利、安二位司铎所发信德之真光，在四川省内一次燃着，从未熄灭。”当时，“在管理四川之官府中有一奉教官长，姓许名讚曾，圣名巴西略，即许太夫人之子也。按太夫人，是徐光启相国之孙女。太夫人全心为主，帮助传教，虔救人灵，找寻教友，尽心助之。太夫人同子到川，寻获散居教友不多，闻在保宁寻出成团教友甚众，随由陕西请穆格我号来真［Claudlus Motol]司铎来川治理教务，传扬圣教。穆司铎即在成都、保宁等处建堂。或谓在重庆亦立有圣堂，因许讚曾任川东道台。

穆司铎在川传教，教务处发达，约一年内已付洗六百人。此时天主圣教传至川中各处，不幸历时未久。后来许讚曾升任河南按察使，穆司铎亦回汉中府本任，因在该处有教友四千余归其经理。穆司铎去后，未尝离弃四川教友，年中常遣司铎一、二位来川看顾教友，付各秘迹，坚固教友信德。四川教友受如此之待遇，直延至一千七百零二年即康熙四十一年。”^[24]

六、见证与反思

张献忠“屠蜀”与“湖广添四川”的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以今天的观点看，的确有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从传教方式与近代反洋教运动的变化看，基督教在中国登陆，由西方引入上帝与爱的过程中，经历过从上层到下层的迅速发展，也经历过从乡村到城市的剧烈反抗。当上层社会（官府）支持和保护传教时，反洋教的浪潮即使有也不会太猛，就如本文所述四川道士们的行径一样，有骚扰但终难阻挡；而当情况相反，上层社会（官府）实质上不支持（或因条约表面保护），传教活动只能从社会下层做起时，反洋教的浪潮就可能很猛烈，有如后来大量教案以及义和团发生时的情况那样。生活于物质困乏与精神苦难中的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是需要关怀与爱的，民间反洋教仅仅是表象，真正反洋教的动力来源于官方。

其次，农民起义军与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同路人。尽管近代史上曾有过“太平天国”那样的“拜上帝会”起义，也有过张献忠式的许诺，答应起义成功后要帮助基督教传播，甚至要立为“国教”等等，但毕竟暴力、血腥与关爱、扶贫难以统一。利、安二位神父与张献忠的恐怖主义行径时时意见相左，内心蒙受着极大的痛苦；三年的时间中，目睹了大量的起义军的残酷暴行，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见证与线索。最终，仍然是各行其道，各享其果。大劫过后，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逐渐兴起，移民中的教会活动也逐渐兴起，利、安二位神父播下的“爱”的种子，逐渐收获；然而，张献忠式的、极端恐怖主义的农民起义军却再也不见兴起……

第三，“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受难”的经历是光荣的。利、安二位神父在张献忠营中传教，尽管难有大的收获，但也不是毫无益处。张献忠的岳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父子二人领洗后，较前大不一样。遵守教规，善尽职守，不特为善教友，亦且立好表样。百官见之，大为称奇，谓其前日之暴虐与婿（张献忠）无异，今何一旦革面洗心有如此之速者云云。”^[25] 遗憾的是，张献忠本人并没有从善入教，而这位岳丈后来也被张献忠杀害了。利、安二位神父在张献忠营中受难的经历同样是宝贵的，树立起舍己为人，仗义行善的楷模，为后任所景仰。无独有偶，后来居上：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时，大烧教堂，大杀教民。法国传教士华芳济被俘，在起义军中生活了200多天，^[26] 同样受尽苦难与煎熬，同样表现出爱教行善的坚定信念，同样是值得称赞的，启悟无穷……

于是，我们知道，人是“可堕失的”，“有罪的”，但却是“向善的”；人民的选择最终不会是“邪恶”，只能是“爱”、道德与良知。这就是利、安二位神父的精神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的宝贵见证，以及洞烛未来的深刻反思。

---

注释

1. 《圣教入川记》，出版说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同。　↩
2.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序》。↩
3.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页93，页398。（法）荣振华著，耿升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
4. 《圣教入川记》，页1。↩
5. 《圣教入川记》，页1。↩
6. 《圣教入川记》，页4。↩
7. 《圣教入川记》，页5。↩
8. 《圣教入川记》，页6。↩
9. 《圣教入川记》，页7。↩
10. 《圣教入川记》，页8。↩
11. 《圣教入川记》，页9。↩
12. 《圣教入川记》，页17。↩
13. 《圣教入川记》，页20。↩
14. 《圣教入川记》，页23。↩
15. 《圣教入川记》，页36。↩
16. 《圣教入川记》，页24~28。↩
17. 《圣教入川记》，页39。↩
18. 《蜀破镜》卷5。↩
19. 康熙《四川总志》卷35《筹边》。↩
20. 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
21. 余榀《蜀都行》。↩
22.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23.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户部题本》。↩
24. 《圣教入川记》，页63~66。↩
25. 《圣教入川记》，页36。↩
26. 《法国传教士华芳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页516~530。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