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基督教报刊的概况

作为中国近代报刊鼻祖的基督教报刊在清末的中国辉煌一时，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报刊编辑理念、管理方式、新闻思想，而且带给中国先进的文化、政治、科技思想。一部分传教士创办刊物以世俗性新闻为主，更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社会上的影响远大于仅仅在教民众传播的纯粹的基督教宣教刊物。如《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特别是《万国公报》，在清末社会的变革中影响巨大。1912年广学会年报称，以往25年，主要的书籍，属于宗教性的只有48种，非宗教性的却有120种^[1]。英美传教士在19世纪40年到90年代的清末时期，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2]。

相比之下，民国后的基督教报刊影响已远不如从前。究其原因，主要在国人自办报刊已经兴盛，商业报纸也越来越发达，中国民众有更多的报刊选择余地；而基督教报刊中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如清末。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期刊大部分为教徒内部流传的刊物，社会影响不如清末。

民国时期基督教报刊依然有宗教性和非宗教性两种，宗教性内容的报刊占72.5%，非宗教性内容^[3]的报刊占27.5%， 但非宗教性报刊的发行量和对社会的影响都大于宗教性内容的报刊。1936年，全国三日刊以上的刊物有1794种，其中基督教刊物238种，抗战前天主教刊物150种，共388种，约占全国期刊数的20%多，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月刊是该教派报刊创办的重点，发行总量最多，其他的刊物一般发行量甚少，刊均发行量没有超过万份的，千份上下的比较普遍。在这些报刊中有一份报刊比较出众，是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月刊《时兆月报》。二、三十年代月均发行在5万份以上，最高达7.5万份。

《时兆月报》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时兆月报》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远东的机关报。其母报为1874年在美国正式诞生的《时兆周刊》^[5]。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1848年4月由30人在美国“康纳的克脱州密德而坦”附近成立，并以此命名^[6]。该教会此后发展迅速，到1933年底，北美地区的教民已经达到143，777名，世界其他地区的教民有240，374人，共384，151人。该教派对教义严格执行，特别是“十一”奉献，1933年的奉献合计有4，491，730.36美元，加上其它的捐助，共有800万美金。该会“每年所支出的传道经费，若以教友人数为比例，那么就非任何基督教会所能及的了”^[7]。该会对外传教的基本而重要的手段是出版各种印刷品，到1935年，该会在全球有69家印刷机构，用161种文字印刷出版，上海的时兆报馆即是其中之一。1933年该会出版的所有印刷品价值总值87，682.66美元。同时建立卫生疗养院和医院，也是其扩大影响的手段，到1933年，他们在全球建立的医疗机构有112处，其中包括中国的上海、广州、沈阳、兰州、张家口、惠州、南宁、郾城等，资产总额在8，829，915美金。学校也是该会工作的重点，全世界范围内开办小学2064所，高小、中学、大学共207所。

中国的《时兆月报》是1905年11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s)在河南上蔡县出版的，时称《福音宣报》月刊，创刊初期只有乡民二、三十人阅读。创办者是来华宣教的美国外科医生米勒耳。他自言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印刷工人，于是医生本人就在一部小的手摇印刷机的帮助下，开始艰难的编辑、印刷和发行报纸。当时创办刊物的目的是“解释预言，并描绘今日的世界状况，使人知道那正是在应验上帝那永不落空的话”^[8]。

1908年迁到上海，改为该名；一直是基督教安息日教派的机关刊物^[9]。原在有恒路(今余杭路)，后迁宁国路出版。傅忆文(L·E·Froom)、苏清心(H·D·Swartout)、李宝贵、徐华先后主编。发行一度高达7.5万份，被认为是基督教杂志中最杰出的代表。出版该报的上海时兆月报出版社，还出版其他六种期刊，发行量在2000－4000份不等，以及一些传单，小册子和书籍。1941年11月该报停刊，1943年1月迁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复刊，1951年后停刊，后在新加坡复刊^[10]。

《时兆月报》的传播特点

以往人们印象中，这份刊物世俗性比较强，但实际上它神学思想坚定、主张明确、在世俗新闻和宗教主张之间努力寻求协调的关系。

1.该刊用世俗材料包裹神学思想，对基督教教义进行细致深刻的阐释

该杂志内容广泛，材料丰富，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栏目：“要闻日志”，“工商进化”，“时事释义”，“现代真光”，“注音字母”，“五洲杂志”，“妇女运动”，“卫生揭要”等栏目，到30年代，该报增加“家庭乐园”、“农村问题”、“中外趣闻”等栏目。其中只有“工商进化”世俗性较强；“注音字母”、“卫生揭要”两个栏目是知识普及性栏目。“现代真光”后改名为“论坛”，是纯粹的关于基督教教义解释性文字^[11]，刊登诸如《以利亚的信息》、《基督——圣经的本旨》，《耶稣要再来》等针对虔诚或资深教徒的信息。其他是借助书信、小说、讨论等方法进行的宣教。“要闻日志”，后来先后改名为“新闻提要”、“世界新闻”，为新闻汇编，早期这个栏目后面都要有一段神学意义上的阐释，后取消。其他大多是世俗与宗教结合的栏目。从篇幅上，含有宗教性的内容占了大半。

杂志封皮上印有“日报述新闻，时兆月报述新闻的实义”^[12]，为该报宗旨定位为解释性报道，但这种解释性报道并不是新闻学意义上的，而是宗教意义上的。其解释新闻的重要原则是宣扬“末世思想”。如1926年正月份，在“要闻日志”中有“关于和平公约者”的标题下，综合了三条中外关于和平公约的签署新闻，在最后笔者感慨道，“提案（指1925年12月的洛迦诺公约：笔者注）竟在会议中失败，未曾列欧洲列国意为籍着洛迦诺公约，可以免除战争危险，然凡细察此公约讨论之进行的，必记得那最关重要的裁减军备的入此公约之中，所以现时正如耶利米书六章十三四节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同样在“关于新发明者”的题目下，收集了4条有关新发明和天灾的消息，之后编者引用“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到末时，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明示世界已到了末时，这可作唯一可靠解释的理由”。^[13] 同样的经文也屡次被用在与飞机、火车、汽车的新式交通工具上。不过到30年代，该报就改变了编辑手段，在新闻后不再用经文直接进行诠释。

长期存在的“工商进化”栏目，被视为该刊最有见地和价值的世俗报道。主要关注中国的工商业发展。编辑本着爱国救国、发展实业的思想，提供资料翔实、客观可信、贡献社会的深度报道。如《我国之煤球工厂》、《濒于危境之中国茶叶产销现状》、《全国经济委员会七省公路计划》、《今年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开始》等有关中外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各个行业的深入调查报道。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在1926年正月号上《中国的工厂》的报道中，就附有中国各地铁厂、造船厂、电灯厂、面粉厂、廿五万锭的纱厂等工厂分布图，以及为了说明纱厂应有之硬件的图片三幅，其中一幅配有如下文字，“上海某处的纱厂，诸君可见这屋窗户太少，屋中光线不甚充足，使工人工作甚费眼力”。^[14] 另外两幅则显示是窗户比较大，比较多，屋中光线比较充足，整个报道图文并茂，精美清晰。有效提升了报刊在社会的影响，对争取普通读者方面有积极意义。

2、该报强调该教派的独特宗旨，守安息日和末日预兆。

与清末时期基督教刊物传播普通教义不同，该刊开始强调该教派的独特宗旨，显示出基督教在中国落地后进一步发展的从容和自信，是熟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差异后有目的的传播，凸显了教派之间的差异。

该教派所信奉的宗旨中强调必须守安息日，以及“只有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接受如今在世界各处宣传的末世警告和真理” ^[15]。因此报刊对这两点尤为关注。首先，对安息日的解释和为何要守安息日，以及安息日是如何在罗马教廷的干预下被篡改，甚至圣经中关于安息日要被篡改的预言都深刻地揭示在报刊中。这是基督教中非常深邃的神学理论，该报馆因为背靠美国安息日会，因此有神学知识丰富而渊博的专家为此撰文。三十年代初，该问题一度成为月报讨论的核心，几乎做到了每期必有的地步。主要撰稿者为海尼斯和韦格斯^[16]。1931年5月号上刊登海尼斯的《安息日之设立》，很有经院派味道，并不是简单的宣传，而是用基督徒比较常用的查经方式来解释教义，如安息日是何时设立的，有人认为是摩西十戒的时候有的，但他引用了《旧约 创世纪》2：1-3的经文指出是在上帝创造天地人类的时候就设立了圣日。6月号上又发表了他的《撒旦与安息日》同样利用12处经文指出，安息日是律法的中心。在11期的《基督与安息日》的文章中，更是引用了25处经文，从《创世纪》到新约的福音书，娓娓道来，安息日为什么是基督教律法的中心，以及基督教众教派在此问题上的复杂认识和他们教派为什么要坚守安息日等内容，深入到基督教内部教义争论的层次，作者在神学上的深厚造诣使文章并无牵强说教的意味，而是引证扎实准确，经文解释非常专业，让人感到很有说服力。从此可见，该报刊并不是我们以往所认识的那样是一份世俗性非常强的报刊，恰恰相反，这是一份基督教专业性甚强的刊物。

其次，该教派强调“末日”的来临和预兆。他们在解释编辑理念时强调：

日报和新闻杂志记录世界的新闻。时兆月报解释新闻的意义。可是有一点我们要郑重声明的，就是时兆的编者，并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来解释世界的新闻。他们所贡献与读者的解释，较此更有根据：因为一切世界的大事，都是用圣经教训的显微镜来观察，并且是放在神圣预言的明灯之下来研究的。世界状况的真意，以及人类努力之最后的收场，因此就得以完全披露了^[17]。

《时兆月报》的“时兆”本身就是《圣经》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的纽带。“时兆”直接出自《圣经》关于末世的教义，当门徒问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他回答说，“因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24：21-35）。因此这“时兆”就是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对世界末日的预示。在此层面上讲，其所选择的新闻应该是对这段经文、以及其他旧约、新约中关于末世预言的“见证”，是预示着末世即将到来的预兆。这就是《时兆月报》编辑理念，即所有的新闻应该是对这些教义的“见证”。1931年第五期上发表了许纳的《解释世界时局的一个大关键》，强调根据圣经在该问题上的预言，讨论世界问题及基督复临的重要性，文章从圣经旧约各章经文中找到24个预言，来印证耶稣来到被钉十字架的24小时之内发生的众多细节，专业性很强。同年第6期接着刊登他写的《由圣经预言推测世界未来的大事》，同样主张用该教派的神学理解对世俗现象作出阐释。

3、世俗新闻处理上的专业化，有效提升该刊的新闻专业性，获得在世俗人群中的传播。

那么他们在选择新闻上是不是很偏激或宗教味道十足。恰恰相反，该报对新闻的选择和处理显示出相当的专业水准。如1931年第九期关于中国水灾的新闻综述，就非常符合月刊对新闻的处理：深入，综合^[18]。该栏目选择五处电文将那年在中国发生的巨大水灾的情况作了点面结合的报道。新闻处理的手法比较到位。作为一种月刊，在新闻的快捷上并不占优势，因此他们将新闻作集锦处理，而且是国际新闻与国内要闻的综合编排。对国内新闻的选择上只选取本月相当重要的数条，与该月在世界各地发生重大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新闻综合编排，显示对新闻的选择相当有人文关怀精神。

我们可以利用随机抽样的办法来进行一个量化分析。样本选择随机抽取现存时兆月报31到36年间每卷的第9期中刊登的“世界新闻”^[19]进行分析：

从以上图中可见，在各地区的新闻中，中国所占最多，共有13条，占全部的29%；美国其次，有7条。比例比较合理，合乎新闻价值理论中贴近性和重要性原则。在各种类的新闻中，自然灾害、政治新闻、军事和地区动荡的新闻占据了前三位，分别是10、10和8条，也比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而当时的世界局势紧张，大战即将到来，国际间的政治、外交、军事往来十分复杂和频繁。

我们继续随机选取1934年的2、4、6、8、10、12月，6期的期刊进行样本分析，看一年里的新闻选择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按地区来讲，新闻数量最多的还是中国、美国各10条，由于1934年各国间外交频繁，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因此国际间的政治、军事冲突不断，成为新闻报道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种类上说，政治新闻以12条之优势列居首位，显示了该年份政治事件频发的状况，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其次，灾害新闻依然居多，只是这里有更多的是人为重大事故，如中国的两则新闻都是火灾爆炸事故，而不是自然灾害，与上表中多达8次的重大自然灾害的报道有不同之处。

两个时段的定量分析验证了我们先前的假设，即，刊物在新闻的选择上是有方向性的，并具有专业主义精神。虽然是世界新闻，但更多关注中国以及世界的大事。在新闻的类型上，即有灾害、战争、政局动荡等负面消息，也有科技进步、人类探索自然等积极意义的信息。

这是一种比较积极宣教方式，比起同时代的基督教内部刊物那种简单的只能在基督教教途中间传播的对神的“见证”，影响要更大，意义更深远。

4、努力协调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对社会发展作积极的影响。

实际上，在世俗新闻编辑和“神”的话语的见证方面，两者之间应该有矛盾的地方。如果处理不好，刊物要不变成世俗新闻的翻版，而弱化宗教报刊传教布道的功能；要不就成为布道传教的专业刊物，成为只流传与教民之间的内部读物。但《时兆月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矛盾，淡化冲突，协调二者，取得了世俗和教民的认可，发行大为普遍，影响日益深远。这首先归因于该刊编辑在处理新闻材料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即把这些新闻材料全部作为“末世的预言”来看待。报刊一直在强调这点，“本刊的宗旨，就是要将这革心的‘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因为上帝实行审判的时候到了，我们愿意国内每位同胞，都有听见并接受这末世福音的机会”；“本刊的宗旨，就是要尽力将现代真理供献于读者之前，本刊的希望，就是我们的读者能接受现代真理的劝告，而避去未来的危机”。^[20]

实际上，这样的理念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接受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对天灾的应对能力低下，对战争的到来又无法控制，在这种无助的情况下，比较容易有自发的宗教情结，合乎普通百姓“命由天定”的宿命论观点。因此虽然不是该教派的教徒，但也能成为该杂志的读者。

另外，该刊非常重视报刊的发行工作。到1935年全国已经有长沙、汉口、北京、西安、鼓浪屿、重庆等28处分销处，，在海外的朝鲜、新加坡、暹罗等地设有分销处；这些做发行工作的时称为“经理人”，他们规模庞大，仅华北地区就有75人用自行车进行工作，在贵州、西藏、新疆、黑龙江、海南岛都有他们的分布^[21]。

这些人并不仅仅进行杂志的派送和推广，更重要的是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对社会进行积极的影响：

时兆报馆的代表，并不单是一班书报的推销员，他们乃是一个伟大运动的一分子，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提倡更高超和更优美的生活。他们提倡一种计划，为的是建设更美好的国家、国民、家庭、商业、实业、农业、都市，和乡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读者的灵、智、体、三育。

……我们认为刊印正当的读物，乃是改良社会及防止犯法的急需之一，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本刊已有相当的收获了^[2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刊在社会生活上的积极姿态，试图以道德和知识的力量来影响社会。的确，刊物的读者包括贫民、军人、商人、政府官员等，这些人在个人的品德、治理军队、了解时事、提升社会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

的确，该刊对新闻的处理编辑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注重对人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外交类新闻，以及和人类福祉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灾害新闻，世界最新科技报道，世界各地风情人物的精美照片，以及中国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新型行业及传统行业的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出现问题与解决思路等积极而有价值的长篇报告。该刊在中国出现的重大灾情面前是积极主动的。如1923年第12期的水灾专号报道，1925年的鸦片专号报道等，他们很会动用社会力量进行救助。如在推广鸦片专号时，就获得了黎元洪、林长民、周作民、李思浩、王士珍、汪大燮等社会政客、名流的帮助^[23]。

它批评某些世俗报纸上的低俗新闻和不负责任的编辑方针：“但是在我们日报上最占地位的是哪种新闻呢？是不是论到世人的成功啊？是不是论到和平与兴盛啊？它可有登载人类管理自然势力及为世界建立稳固基础的新闻吗？”文章刊登了一组某日报一天的标题制成的图片，“请问我们的日报，是不是天天充满了此类的新闻么——饥饿、虫灾、地震、暴动、谋杀、绑票、捲逃、自杀、劳资冲突、国际纷争！”^[24] 因此单就报道理念看，它体现了在《圣经》原则指导下的对社会较为负责任的态度。

作为一份宗教刊物，它很好地维护和宣传了本教派的主张，并以自己的虔诚和努力，将教义中晦涩的预言与现实进行结合，我们可以不赞同他们的教义和主张——甚至他们对末世的预言一直受到人们的嘲笑，但对这种宣传所体现出来的成熟方式、获得的效果，和其中体现的专业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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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江文汉：《广学会史怎样的一个机构》，政协全国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集，第20-21页。↩
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30页。↩
3. 内容主要有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农业、健康和妇女问题等。↩
4.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by Rudolf Lowenthal Reprin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San Francisco 1978，p85.冒号前面的数字表示刊物的种数，后面的数字表示发行量。↩
5. 关于该刊的确切创办日期，国内并无记录，笔者是从1935年中国《时兆月报》上刊登的新闻中推测出来的，说“去年我们的母报美国的《时兆周刊》”过完60周年的纪念……。中国神职人员的研究中有引用1843年该报的文章的数据，这一课题研究有待深入。维基百科中有如下解释：Adventists have long been proponents of media-based ministries. Traditional Adventist evangelistic efforts consisted of street miss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racts such as The Present Truth, which was published by James White as early as 1849. Until J. N. Andrews was sent to Switzerland in 1874, Adventist global efforts consisted entirely of the posting of tracts such as White's to various locations.↩
6. 这一数据同样来自中国《时兆月报》在1935年的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的文章，与目前一些数据有出入。确切数字将需另行研究。↩
7. 施吉纳，《一种普遍全球的宣传工作》，《时兆月报》1935年，第十一期，20页-21页。↩
8. 米勒耳，《三十年前的回忆》，该报第30卷第11期，6页。↩
9. 该报民国15年3月刊《现代真光》栏目中提到，“往往的有人说，安息日会常反对一切别的教会，所以时兆月报此次选录圣公会的《问答集要》书，特为证明本会所传得道与圣公会的大同小异”。↩
10. 目前从人大图书馆收藏的该报最后一期为1951年6月号，在该号上并未见停刊的迹象，在刊物的最后，还有“本刊紧要声明”：指出新加坡的南洋时兆报馆并非该报馆的分支机构，请其停止使用“时兆海外版”的名称。并继续有征稿简约。而且该报馆已经向“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呈请登记中”。↩
11. 这个栏目的字号比其他栏目的大，显示其重要性，但实际上在刊物的篇幅上并不占优势。↩
12. 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收藏，该报1926年上有此广告，但1936年之后就没有了。↩
13. 《时兆月报》，1926年正月号，第9页。↩
14. 《中国的工厂》，《时兆月报》1926年正月号。↩
15. 该教派信奉的真理有，“一、只有一位真神上帝；他乃是宇宙的创造者与管理者。二、只有一位救主，即天父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三、四海之内，不论国家民族，皆是兄弟。四、上帝只有一种律法——十戒——包含人类完全的责任。五、只有一个安息日，凡愿完全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必须遵守每周之第七日（星期六）为安息日。六、只有一次基督复临，并且复临的日期已近，届时就是人类得救的日子。七、只有基督的圣经，包含永生与得救的真理。八、只有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接受如今在世界各处宣传的末世警告和真理”。摘自该报第30卷，第十一期，21页。↩
16. 非常遗憾的是这两位的身份一直未能知晓，从其撰文中可以推测应该是神学院的教师。↩
17. 李宝贵，《时兆月报与世界新闻》，《时兆月报》，1935年，第十一期，8页。↩
18. 全文如下：几遍全国之水灾，七月六日香港电：粤路被水毁，南下车到英德北，北上车到源潭止，修理需十日。又电：今年省商电慈善界决七日出发散赈，请府拨赈款，南海文氵窟园当抢救时,水突涨冲,死百余人.江西水略退。佛山被浸六十余县街，省佛车五日全停，粤路水略退，总部令三日修复。但据呈复，需工程一月，始能复通。七日汉口电：六日夜七日晨雨较五日夜尤大，马路两旁及低洼里巷已水深一两尺，为数十年仅有现象，湖北夙称泽国，倘再大雨三日，必成巨灾。汉站六七两日，仅开广水短票车，需俟天晴始能开平。七日北平电：平连日大雨，永定河已涨到一丈八尺，于学忠奉张令派兵两营急往防险。河工局已预备防水工程。七日南京电：京七日又大雨，通渠间波涛汹涌，贫民竞张网捕鱼，低区室内水深及膝，摩登女郎家居亦跣足而涉，床蛙声阁阁，机关职员都有因以请假者，仓顶塌屋一所，压伤女孩一，四郊田畝尽没，雨势为七年来所未有。↩
19. 1931、1932年该栏目的名称是“新闻提要”。↩
20. 以上两段分别摘自该刊1924年第一期和1934年第三期的第三页。↩
21. 这和该教派重视印刷品的推广是分不开的，同时期全世界各地有这样的经理人3000多。摘自史约翰，《时兆月报之分派》，《时兆月报》，1935年，第十一期，22页。↩
22. 史约翰，《时兆月报之分派》，《时兆月报》，1935年，第十一期，22页。↩
23. 在第二年1926年的正月号上，还刊登了这些人照片，以示感谢，当然也扩大刊物本身的影响。↩
24. 李宝贵，《一个危险的时代》，《时兆月报》，1931年7月号，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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