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步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社会，同时，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变动，使得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的发展之中，由此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波及到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宗教，其中包括基督教。本文着重探讨基督教在目前中国社会变迁中所处的地位，可能发生的作用以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 社会变迁
随着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它导致了下述问题的产生：
1、贫、富两极分化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市场经济运作方式带来的动荡、冲击。在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也出现了有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描述的现象：在许多全球化的城市中，中央商务区和贫困的内城的并存，新经济的“增长部门”如金融服务、营销、高科技、其获利的能力远远高于任何传统经济部门。随着高收入群体的新酬和奖励的持续攀升，被雇来为他们打扫办公楼的工人的收入却在减少。吉登斯还引用萨森的话来批评一种谬见：我们只看见位于新全球经济前沿的那些工作在“获得稳定的收入”，而在幕后，另外一些工作则在“失去稳定收入”而陷入贫穷；吉登斯还指出，虽然获利能力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但在新全球经济之下的巨大失衡正在给整个社会从住房到劳动力市场的许许多多方面造成负面影响。在金融和全球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获得了高薪，他们生活的地区出现了贵族化；而与此同时，正统的制造业正经历着衰退。贵族化地区又在餐馆、旅馆和服饰店之类的行业造就了大量低收入的工作机会。这样，在全球化城市里，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地理学正在成型。[1]而这些情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中国上海就已经出现。而这种在中国被称之为经济的转型，恰恰又是政府所为，譬如纺织业、机电制造业、仪表业、轻工业等传统制造业都被迁出上海，上海正在被改造成所谓“四个中心”（金融、服务、现代制造、现代物流），与此同时则制造了百万失业者（下岗工人），或百万穷人，他们的住所也被迫迁出中心城区，成为城市边缘地带的住民。
2、移民和民工潮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移民（可称为政策移民）和民工潮（经济移民），两者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属于移民的范畴。按照所谓“推拉”理论（虽然这一理论日益遭受批评，但还是具有可解释性），前者的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都是外在的（被动），而后者则皆为内在（主动）。建国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大规模移民是上世纪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近期则是因为国家实施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如山峡工程），迫使大量的工程地原住民迁移到一定距离之外的一个陌生的新住地，并在那里居住了一定时间或终身居住。民工潮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沿海城市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内地农民工进城务工。虽然这些农民工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具有极大的自愿性，但由于迁入地的环境及其容纳量等准入条件的限制，对这些农民工迁移者未来生活来说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3、社会道德失落
社会变迁也使得社会道德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政府官员的受贿与贪腐，商界的不正当经营，屡见于报端的制假造假，从一般商品向化妆品、保健品、食品乃至药品的恶性发展，其背后无一不是对利润的追逐。这些行为导致人的社会信誉的丢失乃至社会良心的丧失，继而是人作为社会人的对国家、社会、家庭、以至亲人（祖辈父母、兄弟姐妹、夫妇子女）的责任感、义务感的丧失；
甚至对自身的极端道德颓败：吸毒贩毒、淫乱性病、人际冷漠、自我残害等等，最为可怕的是社会失去了主导的道德价值判断，表现在公共生活领域里的道德失落：作为新大众传媒的互联网络的道德失范乃至越出法律底线的现象；传统大众传媒主持人作为公众人物的道德失范以至媒体公共立场的丧失等等；中国社会目前可以说正处于道德虚无主义的状态之下，这给当代中国人提出了十分严峻的道德重建问题。
4、社会情绪：焦虑
当代中国，正在开展现代化建设，传统社会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社会的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人们的观念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转型中，人们的心理也经常地受到冲撞，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活力和机遇，但是也带来挑战，带来不确定因素。竞争的压力，以及对行为后果的难以预期等等，造成了普遍的社会情绪是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或经济生活层面通过两种方式反映出来，一种是负面或消极的焦虑，譬如拒绝消费，对社会发展进程采取对抗或反抗的态度：不认同、不合作；另一种是正面的或积极的焦虑，譬如过度消费，非理性参与（如证券投资、房产投资等等）。
这种焦虑来自人类自身，因为人类是有限的存在，不能不依赖于其他事物，“但是，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就可能产生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人们误用自己的自由。人们在焦虑中，会千方百计地要去支配或控制自然界，支配或控制其他一切事物，人们还会个别地或共同地去探索克服自身知识和智慧的局限性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宇宙万物之间的协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被彻底毁灭了。
保罗·梯利希说指出，这种焦虑也是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本身就是焦虑，而焦虑引发出罪恶。人们误用自己的自由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和智慧是有限的，然而更重要的也更不幸的是，人们误用自己的自由是因为人们希望超越自身的局限。这种最根本的焦虑歪曲了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且颠覆了我们的社会制度。 [2]
类似这种焦虑的社会情绪或情感，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也说过，“在日常生活里，功利的和个体的追求吸引了人们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每个人都关注着自己的个人事务；对大多数人来说，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私人利益始终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当然，社会情感从来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始终与他人保持着联系；教育灌输给我们的习惯、观念和取向，规定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让我们总是感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是，由于必然要为日常生活而奋斗，这使社会情感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种相反倾向的对抗与牵制。社会情感依靠自身固有的能量，会有效地多少保持一段时间，但是这种能量没有得到更新。” [3]
二 社会变迁中基督教何为？
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当代中国人信仰宗教的总人口大约在3亿人次。其中，天主教、基督教[4]、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信众占了信众总数的67．4％，显然占着绝对多数，他们构成当代中国宗教徒的主体，信仰其他宗教的只占6％；其中有11．5％的信民间俗神，15．1％的信仰祖先保佑，总数达26．6％。这是一种分散的、非制度化的信仰形式。虽然如此，这种情形反映出当代中国人的宗教需要。市场经济的高风险，更容易引发人们对行为后果的担忧，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其它心理失衡，同时，财富的获得与人的主观努力和工作的勤奋并非对称，这就容易使人们相信存在着一种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由此呼唤出对宗教心理慰藉、情感功能和乞求安全感的需求。[5]
这项调查还显示中，中国沿海先富起来的地方，往往也是宗教恢复和发展较快的地方。显然，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给各宗教的自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另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以往，60岁以上老年人是上海信徒的主体，其中有些是因病信教，也有一个原因是“为了摆脱孤独的生活和心理”，他们在退休之后，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精神空虚，“为了排忧解闷，寻求社会交往，得到关心和理解，他们参加教会的礼拜读经活动，并经常自发聚在一起作祷告、作见证，以填补精神空虚和孤独感。还有一些老人在信教之后，会对年青时所作的坏事加以忏悔，按教义认真检点自己的言行，表现出对死后的企盼”。调查表明，当代信众关于信教原因主要是“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的占回答总数的24．1％；“精神充实，心境安宁”的，占总数的20．3％；“宗教文化感人”的占4．9％，三者之和达到49．3％，这三项原因都表明信徒相信入教之后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有直接的好处，足见当代信众明确的精神追求。在其余的信教原因中，有的尽管不是直接讲出精神的目标，但实际上，却是与疏解生活中的困难与由之导致的心理失衡有关。比如为了“消除灾祸”、“保佑顺利”和“为了治病”，二项合并占28．5％。
那么，面对当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现状，基督宗教何为？
1、“平安”的慰籍
坎默认为《旧约全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平安”（ShaLom），是对个人和社会安定的综合期望，《新约全书》则把“平安”概念引入对上帝和天国的憧憬之中。而这个上帝天国也是指一种包容宇宙万物的和平与和谐的世界，以及一种总体安定社会状态。因此无论《旧约全书》还是《新约全书》都描述了这个令人期待和渴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界包容着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物质，人类社会则有着各式各样、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而“和平”与“和谐”是指对其他价值的相互承认和接受；是指既要承认一种价值又要喜欢不同的价值；是指心甘情愿地允许他人发展其自身丰富的人性。最高层次的和谐一致既包含自然界的和谐一致，又包含人类的和谐一致。正是上述这种对“平安”的基本愿望，对“上帝天国”的基本期待，能够赋予人类所有价值以意义和轻重次序。 [6]
2、协调和帮助
基督宗教能给人与人的关系以协调与帮助。
坎默认为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是：伟大、博爱、有创造性、公正。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要的生活的本质是爱、公正、怜悯、谦虚和宽容。我们的爱、公正和宽容将被扩大到所有的人。基督教要求关心邻人，爱邻人，这种关心和爱是基于对人性的尊重、保护和提高他们的人性行为，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同时，基督教也认为，我们必须愿意接受并感谢他人给我们带来的帮助，这显示出我们的谦虚。[7]因此，基督教在社会变迁甚至社会冲突中能够起到协调和帮助的作用。
3、道德意义
与上述宗教生活相关的是基督宗教的伦理道德观念。
基督宗教的道德问题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怎样的团体、怎样的社会？作为全体的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
基督教承认人类的本性有一个基本的结构，人类的发展要求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因此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关心人的基本需要。《十戒》表达了人们对物质安全感、对尊重别人、对稳固的团体照顾的需要。在《圣经》中，人们的互相关系也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由此，“公正”也就成了基督教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公平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且，基督教认为，我们主要的不是关心我们的正直，而应该是其他人的需要，是与其他人和谐相处的愿望。惟有这样，才能将完整与完善赠与我们个人，才能将完整与完善赠与我们的团体。
4、情感作用
人对于神的笃信无疑，产生了一种文化心理上的感受，就像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是一种希望与恐惧交织着的两重心理。人对自己的创造物所持的这种两重态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宗教情感。宗教情感把人与神联系在一起：
“稠人广众中动人观听的礼，有影响处便在宗教信仰有传染作用，共信共守的行为有庄严感人的作用，全体如一地举办真挚肃穆的礼，足使没有关系的人大受感动，更不用说当事人在里面参加的了。” [8]
因此，宗教仪式一方面将人们借着崇拜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又使属于个人的体验变成大众所共同体验的情感。这种群体化了的宗教情感不仅起着巩固宗教教义的作用，也巩固和发展了群体间的共同意识。
在社会变迁中，动荡的生活迫使人们向内寻找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即从心理上寻找人的本性，于是宗教情感也就有可能变成人们的一种向内的情绪体验，它日益注重那种超越一切的圣洁和庄严，越来越专情于那种悲壮的牺牲和献身精神。”
涂尔干认为宗教仪式能使这种能量得以更新，因为在他看来，在宗教仪式中，“人们感觉到有某种外在与他们的东西再次获得了新生，有某种力量又被赋予了生机，有某种生命又被重新唤醒了。这种振奋不是想象，所有个体都从中收益。因为每个人内心所激起的社会存在的火花，都必然会参与到这种集体更新的过程中来。个体灵魂再次融入到它的生命源泉之中，因此也获得了再生。这样，人们发觉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更能全面地把握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物质的需要了。” [9]
由此可见，在社会变迁中，基督教能够为人们营造一个寄托情感和交流情感的场所。
三 社会变迁中基督教何以为？
在中国民间，人们的宗教信仰常常采取一种亦此亦彼的态度。这就是说，他们并不执着于某一特定的宗教，即所谓的“逢庙就烧香，见菩萨就磕头”。这种信仰态度对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徒来说，在教义上是绝对不允许的。凡是皈依这三种绝对一神教宗教的信徒而言，是绝对不能再信仰别的神，尤其不能像佛教、道教和中国民间俗神那样进行偶像崇拜。中国历史上天主教徒就曾写过攻击这三种信仰体系的文章，比如，《辩惑》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在现代社会中，一部分信众的宗教皈依与其信仰分离，即他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并不一定在组织上皈依于它；或他们虽然皈依了某种宗教，却同时又信仰其他宗教。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目前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宗教有着一种日益私人化的趋势，各宗教组织的约束力也逐渐减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基督教何以为？
1、教会的本色化
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处境中有过一个适应、认同和本色化的过程。与之对应的是中华民族对基督教的体认、理解和创新。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的基督教神学就不是走的“启示神学”的路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神学集中关注的是耶稣的人格及其“救世、牺牲和爱”的精神，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主张“修、齐、治、平”是一致的。而儒家思想是一种侧重于“践行”的。所以，基督教神学在中国就有一种“实践神学”、“力行神学”和“笃行神学”的品格。“注重践行”就要关注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并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中以自己的宗教践行，主要是道德践行来参与社会进程，并在这种参与中塑造自己的人格，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持续进步，尤其是一个新兴工业国和新兴消费社会如何避免原先工业化过程和过度消费给社会发展造成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在这方面基督教教会需要尊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宗教理解，在此基础上，帮助中国的基督教教会走上本色化的道路。
2、世俗化
英语“世俗”（secular）一词的拉丁语词根（saeculum），包涵着“时代”和“世界”的意义，而后希伯来人将“世俗”（secular）理解为一个变化的世界与永恒的宗教世界的对立。“世俗”一词迄今为止主要包涵着如下含义：（1）世俗的过程，指人们脱离宗教的保护或控制，获得人性自由的社会过程；（2）人们的精神生活从来世转向此世，由彼岸转回此岸；（3）政治与宗教分离，宗教退回自己的独立领域，成为个人的价值向度，获得内敛的文化性格。相应地，社会过程则实现非神圣化，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
在中国语境中，“世”作时间解；“俗”原意指风习，即教化相续沿习；也指人们所欲所想。还有就是把礼俗作为对人群的统理方法。“世”“俗”两字连用表示：（1）社会风习；（2）尘世或世间；（3）流俗，即民间流行的通俗文化。此三种语义都未与宗教世界相对。而是注重于政治道德教化：“上施教化”“下习为俗”，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化和伦理化特征。因此，中国宗教不存在世俗化问题。但在中国的外来宗教，譬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就有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目前这种世俗化表现在三个维度上：宗教组织的成员规模；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其社会影响、财富和威望；涉及宗教信仰、价值观以及宗教仪式。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不同传统和信仰的人，彼此之间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接触。随着对于传统观念不加质疑的接受不断减少，我们都应该以更开阔的、更具反思性的方式来生活——不同信仰之间的讨论和对话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控制或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10]这一看法也同样适用于基督教会对目前中国社会宗教精神生活现状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一现状的基督教世俗化取向。
3、变化与适应
根据前述引用的调查[11]，目前中国宗教信众已逐步趋于年轻化。样本人群中，16—39岁的信众共889人，占全部信教人数1435人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有137人，占总数的9．6％。按照60岁以上为老人的年龄划分，老年信众仅82人，占5．7％，差距更大。这种情形与以往估计信众中老年人居多的结论颇有不同。
此外，调查还显示，在全部信仰宗教的人群中，佛教信众所占的比例最高，达34％，道教、民间俗神信众以及相信祖宗保佑的也超出了30％，两者合一占信众人数的绝大多数。伊斯兰教因为与民族相关，较为特殊。基督教信众所占比例略高于12％，天主教则刚过6％。据此可以推算出，目前中国的基督教徒大约达四千万，高于教会自己宣布的一千六百万，但仍然远低于传统宗教的信众。
中国目前的宗教信仰现状与台湾地区宗教发展状况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曾谈过这样一种情况，自1949年至1965年15年间，是台湾的外来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快速成长的时期，信众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5倍，但从1965年台湾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后，外来宗教开始下降，民间宗教却大量增长，并与工业的成长同一条线往上走，这一现象值得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注意。
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的这一走向与信众选择信教原因有关，如前所说，选择“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的占调查人数的24．1％；选择“精神充实，心境安宁”的则占22．3％。由此可见，遏恶扬善是目前大多数宗教的基本倾向。因此，基督教会必须适应中国信众的价值取向。
4、助人与救济
基督教要在当代中国存在和发展，必须具有积极的“参与”意识。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种种问题，基督教会也要变退隐和避世的消极态度而为积极的参与态度。基督教会可以介入社会的慈善事业和救济事业，为失业者、残疾者、智障者、受灾者等等解决生活问题；基督教会还可以资助教育，为各类教育机构提供教职、提供图书资料、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信息条件。从基督教影响较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来看，教会对现代社会的参与是非常积极的，他们采取比较主动的态度来面对现代社会或社会变迁，从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发展，焕发了生命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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