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在华兴办医疗事业成就卓著，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在20世纪以前，我国的近代医院可以说全部是外国教会特别是基督教会举办的”。^[1] 四川也不例外。早在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葡）、安文思（意）经剑门关入川，到成都传教，并以金鸡纳霜等药物为教徒治病，由此开创了在四川使用西药的历史。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前后进入四川，由内地会传教士侃莫（英）、马嘉礼（美）等人在四川阆中创办诊所、开设药房，成为基督教在四川创办医疗卫生事业的起点。后来先后有英、美、加、德、澳、挪等国基督教30多个差会派传教士到四川传教，分布在沿江重要城镇、盆地周边山区和藏、彝、苗族等少数民族部分地区，并创办医院、诊所。四川最初的近代医院是由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两大教派创办起来的。“教会医药事业，与教会学校、布道经堂，鼎足而三。盖以医病办学，利于布道。”^[2] 教会医院曾在近代四川卫生事业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兹将近代四川基督教教会医院的创办情况及其历史作用论述于后。

一、四川教会医院的创办情况

四川近代卫生事业兴起于19世纪末，以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美国美以美会在重庆临江门创办宽仁医院(分男女两院)、美道会在成都四圣祠建立仁济医院为开端。^[3] 1892年创办的重庆宽仁医院是四川省第一所西医医院。此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外国教会在四川各地创办了大量医院、诊所。四川西医，最初多由教会创办。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们沿金沙江而至岷江流域，在重庆、叙府（今宜宾）、嘉定（今乐山）、成都逐步觅得根据地，次第扩展至于嘉陵江、中江、雅砻江等沿岸各重要城市，西方传教士们在这些地方，“或建经堂，或举办学校，设立医院”。^[4] 至1909年，四川省内共有外国医生26人，其中日本1人、英国7人、法国16人、美国2人；共有传教士39人，教会医院5所，外籍医士25人，主要居住在成都、华阳两县(属现今成都市)。^[5] 到1920年，四川全省已有教会医院26所，药方（诊所）28个，病床1000余张^[6]。 据1922年统计，关于四川医药事业，“本省凡有信徒团体之各差会，皆设有医院，其中以美道会医药业为最盛，时全省有医院26所，而美道会占11所；有床位1041张，而美道会占514张”，“内地会药局最多，皆设于无教会医院处”。就教会医院所属国籍而言：“本省医药事业，大半归英美各差会所办理。全省医药事业，有18医院，及23药局，皆用英人，而用美人者，仅7医院及5药局而已。”^[7] 据1936年统计，成都市的医院状况是“本市无官立之普通医院，现有者除私人设立之营业医院外，即为教会团体所组织”，“属于中国医生自办者，尚未闻有特殊成绩”^[8]。

1939年5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以前，四川的近代医院主要由教会和红十字会创办。清末民初，四川的医疗机构基本上是私立的。除教会医院外，多为私人诊所。1937年9月《四川省政府调查团报告书》称：“医院分地方医院、教会医院、私人医院三种。在此调查之各县市中，地方医院共有7所，……教会医院共有16所，以华西大学医学院在成都之四实习医院（即仁济男医院、女医院，存仁医院，牙科医院）设备较为完善，成绩亦较佳。”^[9] 其所谓“地方医院”，即指地方政府所创办的公立医院。在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之前，四川近代公立医院乃以教会医院为主体。

至1949年基督教各教派在四川创办的医院共约30所。^[10] 教会医院开办之初，院务大权多为外国医生掌握。1928年以后，各教会医院才逐渐有中国人任院长，但教会仍实际掌管医院大权。1939年，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中国地方政府也无法控制教会医院，只能与之合作。

1939年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以前，四川公立医院和西医医院均为数极少。据1939年四川省政府编辑的《四川省概况》篇记载，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之前，四川全省医院设立情况如下：

• （一）省立医院：四川尚无省立医院。因厉行禁烟，特设省立戒烟医院8处，设备简单。
• （二）市立医院：成、渝两市均无市立医院，1932年重庆绅耆及8省公益协进会，以应地方需要，创立重庆市民医院(1934年1月于通远门内五福宫侧正式营业)，受重庆市政府督率，并每月补助一定经费。
• （三）县立医院：县立医院计有万县县立医院、丰都地方医院、广汉地方医院、新都卫生院等，各院均设备简单，作治疗疾病工作。惟丰都实验县因推行公医制度，实验保健方法，卫生设施普遍于全县各乡镇，然因成立不久，尚未到达到公共卫生理想目的。
• （四）区立医院：三峡实验区于北碚设有医院一所，办理全区医疗及预防工作；对于接生一项，曾训练乡中老年妇女，作助产工作。因经费不足，未能将整个卫生计划推行。
• （五）教会医院：至1939年，全省教会医院共24所，分设于成都(5所)、重庆(3所) 宜宾(2所)及彭县、资中、荣县、仁寿、乐山、泸县、富顺、涪陵、忠县、遂宁、三台、绵竹、阆中、雅安(各1所)等17市县。教会医院设备以成都华西大学之四所实习医院（仁济男病院女病院、存仁眼耳鼻喉医院及牙症医院）较为完善。此外则为重庆宽仁医院，创立时间最早，设备较好。各教会医院均注意治疗，宽仁医院还于沿成渝公路各县设有卫生分所，办理部分乡村卫生，但亦因经济不足，时有停顿之处。^[11]

从上述统计看，当时教会医院虽亦有困难，但比较而言仍是四川医院机构的主体。共有医院24所，占全省医院总数的60%以上。在清末和整个民国时期，四川基督教所创办的医院均具有主体地位，其具设置情况如下表所示。

据1940年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所编《四川省卫生概况》记载：“本省教会医院并不隶属于一个教会，故各地教会医院之外表与内容亦有差别。欲知教会医院之内幕，须知悉本省教会之系统。其较为繁盛者，拥有医院和药局的教会是很多的。它们的教会有‘美道会’U.C.C.M, 即昔日之英美会（属加拿大）；天主教会R.C.M.（属法国）；美以美会M.E.M. （属美国）；其他尚有公谊会A.F.R.M.（属美国）；浸礼会 A.B.F.M.S.(属美国)；英圣公会F.S.C.;内地会C.I.M(国际)。”^[13] 至1940年，推动医药事业最为努力的三个教会所创办的医院大致情况是：（1）美道会有医院11所，病床514张，分布于沿江及各重要城市，如忠州、涪州、重庆、泸州、叙府、嘉定、成都以及新繁、彭县、仁寿、荣县、自流井等处，大半都由英国医生主持，医院名称为“仁济医院”；（2）天主教会有医院5所，药局7处，病床400张，分布于万县、重庆、叙府、嘉定、成都等处，系由法国医生或习医之女修道士主持，医院名称为“天主堂医院”；（3）美以美会有医院4所，病床300张，分布于成渝路上，如重庆、资州、成都等处，其中在重庆者名叫“宽仁医院”——宽仁男医院、宽仁女医院——为本省屈指可数的著名教会医院，在资州者名叫“宏仁医院，在成都者名叫”存仁医院，均由美国医生主持。四川境内其他各教会医院，在宜宾有仁德男女医院、雅安有仁德医院、遂宁有博济医院、绵竹有仁泽医院、三台有仁慈医院，已往均由英美医生主持，后因缩减开支、西籍医生不够分派，遂先后改由华籍医生主持。当时四川“本省教会医院极盛时共有26所之多，病床1041张，外籍医师44人，女护士11名，自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成立与仁济男女病院附设的护士学校有毕业生后，各教会医院始有正式华籍医务人员同工服务，年可收容住院病人1万，走医病人50万。”^[14] 教会医院最多的是重庆和成都，重庆有5所，成都有4所。英美教会医院在成都颇能适应环境，它们各就所长，分途发展，如美道会之男布道会所办四圣祠仁济男医院，女布道会所办惜字宫女医院，美以美会所办陕西街存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中国最早的五官专科医院）。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学生得就各医院实习，而各医院医师兼任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教授，互相为用。这“使华西大学医学院渐臻于健全之境，此固由于华西大学自身之努力，然各院辅助之功，不能泯灭也。”^[15]

自从19世纪末教会医院西籍医师乘帆船入夔门，溯江西上，陆续增加，到1940年，除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以外，均较其他各省为多，从而奠定了新医的基础，科学治疗的信仰。然后不幸的是，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使教会医院遭受巨大破坏。重庆木牌坊仁济医院、戴家巷宽仁男医院、临江六宽仁女医院、泸县仁济医院、自流井雨台山仁济医院等教会医院均被日本敌机先后炸毁，“堪称社会上一重大损失”^[16]。 抗日战争爆发后，教会医院也因经济困难而大受影响。

二、教会医院的管理

在管理上，近代四川教会医院均受外国教会支配，不受中国政府主管。教会医院开办之初，多由外国医生掌握院务大权。1928年以后，各教会医院逐渐有中国人担任院长。尽管如此，差会仍实际上掌握着医院的大权。教会医院里，设有宗教部、报恩堂、青年团契，以及职员崇拜会等。对中国职工和病人传播基督思想。早晚作“祷告”，星期日作“礼拜”。在门诊部每天都有布道员向候诊病人讲解“福音”，散发“劝世文”。复兴券上印着“圣经”。努力在病人中发展教徒。

在人事制上，教会医院无固定人员编制，一般一个医院主要医技人员仅几个人。院长都兼有院内门诊、手术等医务工作。中国医生很多是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毕业生，是各教会医院的业务骨干。人事任免权由主持者操纵。最初的医生和护士均由教会从外国派遣。如巴塘基督教医院医生和护士均由美国差令，五年轮换一次，初任医师和护士受先来医师和护士的指导，先学藏语和藏文两年，初步掌握一般临床上通用藏语、藏文后，在门诊和病室工作。随后，先到的医师和护士离巴（塘）回美。如阆中仁济医院，该院人事上隶属上海内地会，上海英国领事馆负责出入境签证。院长由内地会任命，医、药、护主要技术人员均系外籍。经济上，该院财源主要有三：上海内地会拨款；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拨款；业务收入。此外，还有基督教会成员私人捐赠和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团体组织的不定期捐赠医疗器械和药品。有的主持人对于他们认为忠实、驯服的人则以加薪、答应保送出国留学等相鼓励；对于“不听话”的医务人员，则加以限制或惩罚。外籍医生与中国本籍医生薪水相差悬殊可达10倍以上。^[17] 待遇上的不合理，往往引起中国职工的强烈反对，如成都、重庆、自贡等地教会医院时有罢工发生。

在收费管理上，教会医院门诊挂号收费标准分为三类：普通号、特别号、指定号。住院病房分四等：特等、头等、二等、三等。前两等病房专为官僚、军阀、豪绅设置，设备好、营养好、用药好，住单人，病人可以选择医生治疗及指定特别护士护理，三等病房则为一般病人使用，设备、饮食均差，服用一般药品。华西协合大学医院就是根据病人的需求，提供不同等级的收费服务的，其手术费、住院费和化验费均按等级收费，但相关的材料、药品费均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教会医院为了推行西医，吸引病员，采取了许多优惠甚至免费医疗政策。如巴塘基督教医院“收进医药费每年藏洋5000余元，普通能收一点挂号费，住院病员除能付医药费的病员外，其余都是免费治疗。收住院病员医药费也不过是藏洋30元左右，贫苦劳动人民病员医药费，全是免费，还要补助伙食。按当时情况，贫苦病员藏洋十元，另外病员经医师许可的营养如牛奶、鸡蛋等，由教会贴补。由此，信教的人数迅增多，不久达到400余人，由此建立教会、建立医院，把巴塘作为入西藏传教的基地。”^[18] 又如阆中仁济医院，该院人事上隶属上海内地会，上海英国领事馆负责出入境签证。院长由内地会任命，医、药、护主要技术人员均系外籍。经济上，该院财源主要有三：上海内地会拨款；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拨款；业务收入。此外，还有基督教会成员私人捐赠和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团体组织的不定期捐赠医疗器械和药品。有一部分免费治疗，门诊每月免费40人，住院免费5个床位，免费治疗占全部收入的2%。^[19] 华西协合大学医院专门设立有免费病床基金，使许多无钱住院治病的病人能得到现代化医药的治疗，收治一定数量的免费门诊和住院病人。^[20]

1936年以后，各教会医院推行商业经营管理方式，收入大增，有的医院收入已能满足医院全部开支和外国教会医生高标准的生活供给，并拨款支付教会牧师薪水。教会医院收费昂贵，一般平民百姓无法就医。我们从外籍人士所著《美国医生看旧重庆》一书中可以看到，当时贝西尔医生所提到的求诊病人，基本上都是军阀官僚。^[21]

三、教会医院对四川医药事业的景响

教会医院在四川近代历史上的作用，除了扩大传播西方宗教外，还在客观上对近代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重要积极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了西方医学知识和先进医疗技术，培养了医学人才。

教会医院不仅传播了近代西方医学知识和先进医疗技术，而且还训练了中国医生，并创办了一些护士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员，为四川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办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成都仁济、存仁医院等教会医院，是四川最早的西医医院，对西医在四川的传播和发展、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和社会风俗的改良均有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其医疗业务的发展，使西医医药的影响迅速扩大。如重庆宽仁医院的外科，成都存仁院的眼耳鼻喉科闻名西南，求医者纷至沓来。近代四川教会医院中最有影响的是1946年成立的华西协合大学医院(简称“大学医院”)，它作为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学医院，规模宏大，设施先进，“医院的医技质量和技术在四川堪称一流，某些医疗技术水平已与欧美同类医院大体接近”，“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与发展，以大学医院为龙头的教学医院，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先进、基础设施完备，开展医疗、救护、教学、科研等一系列工作，成为西南地区最著名的医药卫生中心”^[22] ，在治疗疾病和培养医学人才两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四川教会医院中的一些外籍医生被誉为“华西医药的先驱者”，如成都仁济男医院的创办人启尔德博士、仁济女医院的创办人启希贤博士、存仁医院的创办人甘来德博士等人，分别是四川现代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医疗业务的开拓者。启尔德还是四川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些教会医院开展的治疗工作，客观上把西医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传入了四川，并且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在教会医院供职的一批中国医院，其医疗技术也得到了锻炼，有的后来成为省内现代医疗业务的开拓者。成都仁济男、女医院均开展了医院办学，并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在四川尚未举办中等医学教育之前，这两所教会医院培养了一批中级卫生人才。教会医院还创办了一批护士学校，培养卫生人才。1914年、1915年，仁济男、女医院先后分别开办男、女护士学校各一所，均由两名外籍女护士主持，1939年两校合并，更名为成都私立仁济护士职业学校，1946年迁入华西大学新医院内。至1949年，基督教各教派在四川先后创办的护士学校如下表所示。

其他教会医院也创办了一些护士学校，如绵竹仁泽医院先后开办了四期护士学校，“每班约30余人，共计有120余人左右，其学制为三年，经过教会正式承认备案，与其他护士学校享有同等权力，但他们又比国民党所办之正规医职学校更为吃香，走在哪里都要容易找到工作”。^[24] 以上教会医院所办护士学校，为近代四川培养了一大批医护人才，从而推动了四川卫生事业的发展。

（二）与地方政府合作，支援了四川抗战。

抗战爆发之初，四川政府主办的医药卫生事业力量异常薄弱，“昔日政府对于公共卫生设施，不但毫无基础，而且漠不关心，认为民众自生自灭是自然的现象，不必多费人力”，此时因“战争的教训与思想的进步已经使公共卫生的萌芽在本省发动起来了”，故1939年5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不久，便“在各县广设卫生院并联合教会医院以补政府力量之不足” ^[25] ，以便配合抗战，提供健康的兵源。1939年，省卫生实验处在其工作报告中指出：“四川各县医务机关素不发达，惟教会医院颇为普遍。各县因有地方经济限制，短期内不能完全设立卫生院者，而值兹抗战紧要关头，各地医药卫生设施又不容稍缓，本处有鉴及此，乃拟定与教会医院合作办法，邀请各教会医院推代表来处商讨。” ^[26]

1939年10月16日，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召集各地教会医院代表到成都，会商合作办法。该会通过了《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与四川各地教会医院合作办法》^[27] ，省卫生处与教会医合作创办“特约卫生院”。会后，“绵竹、三台、荣县、宜宾、乐山、重庆等六处”教会医院成为首批特约卫生院。^[28] 按照规定，“各该特约卫生院对于贫苦病人，须尽量免费收容，得由本处每月津贴各该院三十名病人之费，每名以五元计算，共计一百五十元”。^[29] 省卫生实验处为此拨专款3000元。1940年制订的《四川各县卫生院与教会医院合作办法》对教会医院参与贫民治疗作出如下规定：第一，“各教会医院与卫生院合作后须设免费床若干张以便贫苦人之治疗”；第二，对持有卫生院所发之介绍书的病人，教会医院“即须……留院诊治，其收费数目可按照介绍书上所规定办理”。^[30]

1940年先行签约创办了绵竹仁泽医院、三台仁慈医院、荣县仁济医院、遂宁博济医院等4处。同年新县制实行后，省县卫生经费分开，省卫生处的行政权力削弱，地方卫生院工作的主动性增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制订了《四川各县卫生院与教会医院合作办法》，新办法的内容由原六条增加到十一条。^[31] 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医院与四川省政府进行了较好的合作。教会医院所起的重要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空袭救护、疫病防控、医药治疗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医疗卫生需求与公立卫生机构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此期间，教会医院和诊所积极救死扶伤，或组织救护队救治遭受敌机轰炸的受伤者或组织前线服务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总体上讲，教会医院的任用是正面的，是真正给四川民众带来了“福音”的。^[32] 另外，抗战时期在中华基督教会边服务部(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领导下大力发展西南边疆的医疗卫生事业，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使“现代医疗卫生开始得以在边远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并形成一定规模，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某些边远民族地区人民遭受疾病威胁的严重问题而且传播了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开始改变这些地区落后的生活习惯，在推动边疆社会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33]

（三）为四川创办现代医院提供了一定的管理经验。

教会医院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办法。如重庆宽仁医院，其组织上爱美国教会最高组织支配，在内地则受在中国管理教会的会督管理，在地方则有教区及医院董事会等控制，在医院内部则在院长下分设医务、护理、事务三大部门，分别管理医生、护士及行政人员。这些分部主任及医生全是外国人，多是教会亲信，而院长一职在1927年以前皆由外国人担任，其后虽有中国人担任，但实权仍在外国人手上。其董事会虽有当地士绅、名人，但其主持者仍由教会掌握实权。教会医院所附设的护士学校也实行董事会管理。西方医院的管理结构主要由董事会和执行机构组成。董事会（或医院管理委员会）是医院的决策机构。医院设立管理委员会或院务会，主要是执行委员会。医院院长由董事会任命，或由医院民主选举产生。院长全面主持医院的各项管理工作并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管理制度，是西方国家医院和学校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它为我国现代医疗机构的创办与管理无疑提供了借鉴。

总之，近代教会医院尽管其宗旨、动机最初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它传播了近代西方医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促进了我国西医医疗机构的创办我西医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客观上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四川近代教会医院也是如此。民国时期，就四川西医方面而言，“总起来看，当时政府没有大规模的医院，各县卫生院的水平很低，社会上多靠教会医院治疗普通疾病……在四川省内，由于教会医院数目多，代表社会上一部分重要医药力量。”^[34] 因此四川教会医院的历史地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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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顾杏元《基督教会医院与帝国主义侵略》，《人民保健》1960年第1期。↩
2. 《四川省卫生概况》，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376，第59页。↩
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4. 《四川省卫生概况》，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376，第59页。↩
5. 四川警务公所编《宣统元年统计数书》，转引自四川省卫生厅藏《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第五篇第99卷，第128页。↩
6. 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12页。↩
7. 《关于四川省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四川省卫生厅藏《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第五篇第106卷，第45页。↩
8. 《成都市区地理及社会概况》(民国25年)↩
9. 转引自四川省卫生厅藏《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第5篇第104卷第44页。↩
10. 刘吉西等《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第441页。↩
11. 《四川省概况》“卫生概况”篇，四川省政府秘书处1939年编印。↩
12. 资料来源：刘吉西等《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41－444页；四川省卫生厅编纂《四川省医药卫生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郑尚维、石应康主编《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史稿》，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第29页。↩
13. 《四川省卫生概况》，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376，第59-60页。↩
14. 《四川省卫生概况》，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376，60-61页。↩
15. 《四川省卫生概况》，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376， 61页。↩
16. 《四川省卫生概况》，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376， 62页。↩
17.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18. 格桑《巴塘教会医院概况》，四川省卫生厅编《四川卫生史料》（内部版），1984年第1辑，第8-9页。↩
19. 阆中县卫生局修志办公室《阆中仁济医院的五十四年》，四川省卫生厅编《四川卫生史料》（内部版），1985年第5辑，第30-32页。↩
20. 郑尚维、石应康主编《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史稿》，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21. 陈媛《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第36卷第1期。↩
22. 马俊之、吕重九主编《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23. 资料来源：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52-453页。↩
24. 《绵竹医院历史概况》，四川省卫生厅史志办藏《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第五篇第99卷，第77-78页。↩
25.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二十八年度五月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117，第3-4页。↩
26.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117，第51页。↩
27.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117，第51页。↩
28. 《省卫生实验处召集各地方教会医院会商合作办法会议纪录》，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13，案卷号128，第24页。↩
29. 《省卫生实验处召集各地方教会医院会商合作办法会议纪录》，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13，案卷号128。↩
30. 《四川各县卫生院与教会医院合作办法》，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13，案卷号：219。↩
31. 《四川各县卫生院与教会医院合作办法》，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全宗号113，案卷号112，第41页。↩
32. 秦和平著《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5页。↩
33. 成先聪、陈廷湘《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例》，《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4期。↩
34. 陈志潜《教会医院的作用》，四川省卫生厅藏《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第五篇第106卷，第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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