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月29日，是个纪念日。30年前的今天，即1977年6月29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讨论有关停止了整整10年的高校入学考试事宜。所谓的“新三届”指的就是30年前恢复高考以后的前三级 – 77级、78级和79级 – 大学生和研究生（1977年11月3日恢复招收研究生），予以区别“文革”前的66级、67级和68级“老三届”中学生。

“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是2006年教育部重大攻关招标课题，山东大学竞标获得。课题的内容包括自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至20世纪、欧洲-北美-西亚北非-印度-日本五个区域、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神道教七大宗教间的关系历史。课题的结构为“通史”、“译丛”、“编年”三个部分。计划自今年开始到2012年，用五年的时间完成。

除海外合作参与者以外，“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课题组成员中的近90%属于“新三届”。因此，借纪念恢复高考30年之机，以中国“新三届”学者的视角，分析我们在“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中的优势和劣势，以期获得多方支持，较好地完成这个课题。

报告分三个方面：（一）问题的提出；（二）研究优势；（三）潜在劣势。

一，问题的提出

之所以要探讨一个课题研究的“优势和劣势”问题，一方面，这个问题离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不算太远。我们的会议主题是“基督教与社会变迁”，今年是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恢复高考后出现的“新三届”从一个不应忽视的侧面演示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是借题发挥。我想借这个题目，告诉在座的教内兄弟姊妹，我们正在做什么，并向你们表示，我们非常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同时特别希望获得你们的支持，因为我们还有不能讳忌的劣势。

“世界宗教关系史”是一个迄今没有研究的题目，虽然已经有许许多多具体的教际关系史研究，例如佛教与基督教关系史、基督教与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史，等等，但是，通过各方检索和查找，结果是：至少在英文、德文、日文以及中文世界，迄今没有一部《世界宗教关系史》。“世界宗教关系史”不是一个抽象的、纯学理的题目，它应该划归历史学科，应该与国际关系史、世界经济史等等题目同样地是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并且，应该与国际关系史一样，包含学科理论、历史、现状三个部分。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或许，关于这个题目的研究已经有人正在进行，甚至已经有研究成果正在发表，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明确说，自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来，这个题目应该是宗教对话大浪潮中的基础性主流。但是，事实是，直到今天，包括国内和国外，不仅没有宗教关系学的基本概念，而且也没有一部世界宗教关系的历史著述，没有一种可资借鉴的、可凭以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代形势的研究成果，而这种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开拓新的、非常重要的“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的学科领域的机会，同时也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是一次面对两类人士的挑战：一类，世界学术界，包括国内、国外，特别是那些已经在宗教对话、宗教冲突、宗教战争与和平等等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体系的学者；另一类，世界宗教界，包括各大宗教，特别是那些已经对自己的历史具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入研究的信仰团体。因此，在全面展开工作之先，非常有必要明确自己的实力，明确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优势和劣势。

不能否认，至少在“历史”的学科领域内，几乎所有涉及到“世界”、“全球”的话题都由欧美学者率先提出。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全球史以及具体的世界文化史、世界经济史等等，都由欧美学者掌握着话语主动权。但是，“世界宗教关系史”是由我们中国学者提出来的，并且一俟提出，马上听到来自几个国家的学者的积极回声。然而，我们是否有能力主导这个题目的研究，是否能够把握住这个题目的话语权，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理清这个题目下的基本内容，是否能够在没有基本的“宗教关系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阐述世界宗教关系的历史，以及更具体的，是否能够确定“宗教关系学”的基本概念，是否能够将具体的宗教在具体的地方于具体的时间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阐述，是否能够对当代各大宗教关系提出历史性的解释，等等，等等。一句话，虽然我们能够提出这个课题，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研究这个课题，是否能够通过研究得到最基本的结果？退一步说，我们即使不能找出世界宗教关系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否能够理清世界宗教关系史的发展脉络？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我们的研究优势在哪里？同时，我们具有处在什么程度上的劣势？

我们将自己定位在“新三届”，因此我们的优势和劣势与“新三届”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新三届”的评价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如今的新三届，在各条战线上是支撑门户的栋梁之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宏大的生力军，是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另一种说，“新三届”是“深重残疾的天之骄子。兼具精神残疾和知识残疾的、全面而彻底残疾的一代大学生”。念及前一种，我们感觉信心十足，我们能够承担时代的、民族的重任，提出和从事一个课题的研究当力所能及。然而，想起后一种说法，我们又不能不直面自己：我们确实先天不足。

显然，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什么优势承担“世界宗教关系史”这个全新的研究课题？面对国际学术界、宗教界，我们又应该怎样克服我们的哪些劣势？

二，优势

谈到我们的优势，应该首先提到两个不能否认的史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在中国内地，各大宗教基本上是革命的对象，因此，“新三届”的世界观基本形成于“破旧立新”、无宗教信仰的大环境之中。据有关资料，“新三届”入学时的最小年龄是16岁，最大36岁，大多数在20-22岁。这个年龄的人其世界观基本形成，而世界观的改造与国家全面的“拨乱反正”同步进行。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这一代人在上大学之前几乎不了解最基本的宗教概念；关于“宗教”能够说出的仅仅是“精神鸦片”。上大学之后，大学教育正处在百废待兴甚至青黄不接的时期。一方面，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确定新教学理念，即在全面恢复文革前的模式和学习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经验之间进行选择和定向，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学习和研究的价值取向明确地指向“新材料、新观点”。就涉及宗教的内容而言，这种价值取向的主流结果就是宗教中立，就是拒绝迷信，拒绝武断否定、拒绝盲目入教的宗教中立立场。

另一个，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间，中国内地出现了出国留学的浪潮，因此，“新三届”的知识结构基本形成于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大形势之下。据有关资料，自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讲话开始（他说“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十个八个”），到1999年为止，20年间共派出留学生32万，回国约11万，其中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第一次出国高潮。八十年代中、下期正是“新三届”逐级毕业，确定研究方向并稳定工作岗位的时期。所以上述“在各条战线上（特别在学术战线上）是支撑门户的栋梁之才”的新三届，其中绝大多数“具有海外经历”。就宗教信仰而言，海外经历是新三届中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从事文科学习和研究的人，补充其宗教知识的重要途径。这里还要特别强调，在早期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人员当中，绝大多数有与教会接触的经历，特别是与基督教各类组织接触和交往的经历。这一点不需要统计，凡较为长时期地在北美和西欧国家留学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普遍说来，有两方面原因促使我们与教会接触，一方面因为语言和环境的生疏，另一方面因为交流的需要。当然，基督教会所坚持的“传福音给万民听”的大使命和“爱人如爱己”的大诫命也促使教会的兄弟姊妹自觉并主动地与留学生接触，这也是重要的原因。

这两个事实基本说明了“新三届”在“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中的优势。

第一，宗教中立的文化背景

应该承认，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特别要求研究者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怀有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的偏见都会使研究者在课题的整体规划、材料取舍、史事评论等等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所奉宗教的更多的同情与理解。正如国内具有影响的宗教研究者牟钟鉴教授所说：“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这对研究者来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首先需要明确予以解决的，否则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就很难保证。”对此，牟教授认为，“研究宗教的最佳位置和态度便是在信与不信之间”。他说：“就我个人的选择，我倾向于在态度上处于信与不信之间，在方法上博采众长，不拘一格。这样可以避免专信或绝不信两种极端态度引起的强烈情绪化因素，从而增加研究的学术性。我这样讲并不是什么折衷主义，更不是游移之戏言，确实是一种辩证的思考。”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中立的立场。

“新三届”的特殊经历表明我们具有自然地偏向客观、中立的宗教立场的可能性。自然地，或说与生俱来地偏向宗教中立的可能性，是我们面对具有某种宗教信仰传统的他国学者的优势。在此，我们避开与此相关的神学、社会学以至心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也不去探讨具有宗教文化背景的学者在什么样的前提下，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在什么程度上才能具备真正的宗教中立的立场。在此要说的是，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宗教的时候，在当今世界具有影响的各种宗教以相同的趋势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气氛和学术氛围对我们的宗教选择不作任何导向。这确实造成了我们的优势。特别是对那些持某种或多种宗教立场主张宗教间进行对话的学者来说，我们在起点上占了优势；因为我们不必表白自己，不必使自己从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宗教信仰中站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所谓的宗教中立是以宗教无知为基础，是的，“宗教无知”或“宗教白纸”是我们宗教研究的起点，我们愿意将这个起点当作优势，以求在叙述宗教关系历史的时候尽可能地公平而公正。当然，其中也隐含着下面将要谈及的我们的劣势。

我们不能确定，逾千年之久的宗教传统是不是欧美学者没有提出“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课题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在“破旧立新”、“拨乱反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新三届”学者，在同学科的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国内外同行的辅助下，在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领域内，将最有能力建构全新的、对于从各个角度关注宗教问题的各类人物不能忽略的话语体系。

第二，与相关学科同步发展的成长背景

不能忽略，我们的许多人文学科的真正发展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的，与“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相关的学科更是如此。与这个题目相关的学科，如世界历史、宗教历史、国际关系史、全球史以及宗教学和各派宗教研究等等，除个别情况以外，如果不是重新确立的，就是经过了深刻的拨乱反正。这个过程正是与“新三届”成长的过程同步。

以宗教学为例。1964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宗教研究所，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段的起步性研究告以段落。1977年宗教研究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分支重新工作，1978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宗教学研究生，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先生就是这第一批研究生，属于今天在此谈及的新三届。紧接着，一批高等院校和省市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建立起宗教研究机构，并同时有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从文史哲等学科转向专门的宗教学术研究。例如我们课题组中的大部分成员。如此一来，引用卓新平先生的话，“一个新的学者群体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迅速崛起，形成世界范围的影响”。这是一个“新的学者群体”，学科体系的新，研究方法的新，评判标准的新，以及追求目标的新。等等。在宗教学领域与在其他人文学科领域中一样，全新的面貌突出地显现在“新三届”学者群体之中。

再以世界历史学科为例。作为一个学科，世界历史比宗教学要早一些。在中国内地，1949年建国以后的第一批学科建设中就有世界历史专业，然而，那时的世界历史专业无论是体系和方法，还是内容和思路都是仿照前苏联学术界。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的确立和发展真正开始于1978年，不仅从这一年开始各级社科院和高校及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而且逐步地在重点大学中设置世界史专业，选派留学生。就是说，世界史专业的“新的学者群体”的“新”与宗教学专业的“新”不同，不是“白纸”基础上的新，也不是学科转向过程中的新，而是对于文革前的研究模式的新，一种经过改革、继续发展的新。在这种新的学者群体中“新三届”又是一支可以说是独势可见的中坚力量。

总之，这种伴随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成长过程使我们身处一种不仅得以充分解放思想而且还得以充分地接触吸纳国际学术研究成果的机遇，同时也培养起须臾不可缺乏的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精神，这是我们面对前一代学者的优势。在此，我们避开学术发展的视野问题，也不谈极个别的情况，不谈学科间的差异，在此强调的是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即改革开放后的学者视野。看一下统计资料，在与“世界”相关的学科领域中，没有海外经历的人已经成为特殊情况，普遍情况是被国家派往国外访问、进修、深造及攻读学位。这确实造成了我们的优势。特别是对那些在主观或客观上隅于一地、在观念或方法上受某种意识形态影响的学者来说，我们的成长过程使我们在视野上占了优势。这大约也是我们会提出并勇于研究诸如“世界宗教关系史”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历史原因。

最后，国家支持下的合作方式

有一个事实在此应该首先提到：从1993年起，直属国务院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始主持确定社会科学研究，分别以重大、重点、委托、一般及青年项目的名目直接资助各类研究课题，在设立的22个学科中，宗教学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平等并列，占据独立的位置。从1993年至2005年，共资助宗教学项目227个，平均每年资助17.46个，2005年最多，有31个。同时，教育部也有差不多相同力度的支持。我们的“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获得教育部的支持。

国家支持科研的宗旨是：“支持高等学校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握学科前沿，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支持研究的内容是：“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领域的重大问题”；鼓励采取的方式是：“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支持的原则是：“公平竞争、择优立项、严格管理、铸造精品”；支持的具体做法是：1，确定选题；2，组织招标；3，主持开题；4，定期检查；5，组织专家评定、公开发表。在这样的前提下，首席专家得以自主地联合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的优秀学者自由并自愿地结成团队，合力研究，并及时公布研究进展或成果。勿庸讳言，从确定选题到主持招标竞争，一直到资助、监督和推广应用，学者的学术研究被纳入国家行为。这是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学者望尘莫及的学术环境。这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优势所在。

正是因为感觉有这样的优势，我们才敢于提及“新三届”学人的“文化自觉”，才敢于相信，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来的学术积累，承担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这一课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的和时代的使命，才敢于就我们这一代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实力和地位接受公开的检验。

三，劣势

谈到我们的劣势，不能绕开我们的两种真实的社会经历，而这两种经历都是历史的偶然：

一种，我们没有接受系统而合理的小学、中学教育，有人说我们是启蒙教育的“残疾儿”。“新三届”的主体部分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年龄大的小学毕业不久，年龄小的则刚上小学；启蒙教育的残缺在此不必多做介绍。

另一种，我们以“天之骄子”的称号走进大学，有人说我们仍然是基础知识的“残疾者”。因为大学教育以教材与教师为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的教材与教师正处在复苏重建的阶段；在校学生的学科基础教育的残缺在此也不必多做描述。

这两种经历对于人文学科，在此，对于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来说，所造成的劣势无可讳忌。

首先，“文科思维”方式的缺陷

所谓“文科思维”方式，是指一种没有普通数理化基础知识的、缺乏严密性和实证性、无力进行理性演绎和逻辑思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结果是，不能建立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思维方式，在此，我们不拟将话题扯远。就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来说，我们是否有能力建立宗教关系学，或宗教关系史学，我们本身信心不足，而宗教关系学应该是宗教关系史的基本指导。许多新学科，如全球史，有欧美学者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在介绍的过程中确定自己的体系，但有关宗教关系史的理论却必须自己建立。仅从表面看来，宗教关系学的深刻基础是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甚至国际法学，但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我们几乎没有能力掌握和理解这些学科理论。另外，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又特别需要驾驭时空坐标系中的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能力，这又是我们的思维能力几乎不能承受之重！每每想到这里，我本人几次想放弃这个课题，几次将本该用于课题研究的精力投放到如何放弃这个课题而不失职业道德上来。

其次，使用外语能力的缺乏

缺乏使用外语的能力特别指使用三种以上外语和古外语的能力，这种缺乏的直接结果是，不能完整地掌握、处理文献史料。除个别情况外，“新三届”普遍地缺乏使用外语的能力，虽然作为东方人天生地不能与能够掌握多种语言的欧美学者相比，但是，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与老一代的掌握境外古典语言的中国学者相比。即使我们课题组的成员不能每人都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但是，从集体的角度也应该涉及我们研究的宗教的主体语言，如印度教的梵文，天主教的拉丁文等等。不能回避，研究任何历史都需要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世界宗教关系史需要的大量史料尚未处理，我们堂而皇之地从事世界宗教关系史研究，却没有能力翻译、处理这些史料！还是上面那句话，每每想到这里，我本人就想放弃这个课题。当然，我们不能放弃，挥之不去的使命感让我们不能放弃。

此外，面对国际学术界，面对老一代学者，我们还有其他无以掩饰的劣势。时间关系，不多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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