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多元主义盛行的今天，谈这个题目似乎有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多元主义者认为，真理是多元的。人的行为模式也是多元的。如果对人的行为模式进行整齐划一的教导，就违背了这个金科玉律。
实际上真理是终极的，人类的道德观念应当有一个统一的取向。过分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必然导致人无所适从。多元主义导致了美国到的水准的滑坡，在同性恋争取合法婚姻的同时，校园枪击案件接连不断。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很多方面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迅速被国人接受的同时，负面的后果也日益突显出来。毒品猖獗，艾滋肆虐，和金钱带来的亢奋，一起融入了这个时代的大合唱。根据网路统计字资料，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人死于自杀。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沉重的时代。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模式，更好得履行我们的职责。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对基督徒的行为模式给于了明确的界定，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反思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把世人的目光引到耶稣基督的“宝训”上来。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导社会的潮流。但是由于自身的缺陷，往往又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悲叹。我们有必要认识自己的缺陷，找到弥补这个缺陷的力量源泉，从而树立坚定的信心，勇敢面对自己的使命。从中国历史来看，由于否定了终极真理的存在，每个时代的行为模式就变化无常。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孔子开始，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对于终极真理无法把握，只好退而求其次，以和谐社会，造福乡党为毕生的追求。孔夫子七十而知天命，什么是天命？孔夫子没有讲清楚，其实就是“无可奈何”四个字。缺少对终极问题的解释，就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样，人生一片茫然，所以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会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掬清泪，也会出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个诗歌创作的悖论。
两汉时代，宰相权力很大，读书人的梦想是“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1] 当时普遍推崇儒家，能够通晓一种儒家经典，便成为平步青云的阶梯。家学和做官联系在一起，进而出现“门生故吏”这个现象，既是学生，又是下属，老师不仅是学问的来源，更是升官的阶梯。经学大师不仅从思想上束缚了读书人，更从仕途上控制了读书人。正是儒学的无限膨胀，才孕育出了王莽这个大野心家。更培养出袁绍这样的草包将军。在人材的选拔制度上，也是弊端丛生，经过“举孝廉”选拔出来的人材，缺乏孝行，贪污成风。两汉时代的儒学实践，证明了儒家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彻底破产。
南北朝时代，士家大族主导了社会的政治活动。门阀大族建立庞大的庄园，里面拥有各种各样的手工业设施，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同时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他们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割据一方，同时在朝廷中拥有盘根错节的势力。“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的描写了世家大族的豪横[2]。辛弃疾说“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知识分子的仕途被门阀决定，甚至婚姻都被门阀控制。不管你的有多大的才能，只要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一切机会都与你无缘。知识分子面对森严的门阀制度，只好发牢骚，“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3]就像陶渊明一样，高叫一声，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到老家柴桑开荒种田去。
隋唐时代，藩镇权力很大，读书人通过幕府生活，获得一些从政经验，然后一步一步向上爬。节度使权力很大，几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就是“出将入相”。固然有一些读书人最终成功了，就像大诗人高适成为开府一方的领军元帅，更多的人一生奔波流离。就像当时一首诗讲的“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江淮度寒食，京洛缝春衣，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唐太宗以后的科举制度，只是笼络读书人的一个渠道而已。大多数读书人必须匍匐在武将的权势下面，学习生存的本事，否则不要说向上爬，弄不好小命难保，大诗人陈子昂就是得罪了节度使，而被冤杀。读书人不得不在割据一方的军阀那里，仰人鼻息。这样的生活经历当时称为“游幕”。
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宋代最高。宋代的文官政治，常常为人称道。但是终极问题的缺失，导致了读书人性情偏狭。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内斗不休[4]。雪球越滚越大，最终发展成为“党争”[5]，互相指责对方为奸臣。北宋、南宋晚期的党争，弱化了政治力量，最终葬送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两宋时代的外敌之患实际上是推倒这棵参天大树的一缕微风，在党争的内耗中，赵宋王朝的统治力量早已衰朽不堪了。
明清以降，科举制度被八股文扭曲。当权者有意识控制读书人的思想，用八股文来规范考试内容和形式。《儒林外史》、《绿野仙踪》等等讽刺和挖苦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消极堕落。
归纳起来，历代读书人所谓的“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细雨中”[6]只是一场美梦而已，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就像当时流行的一首道情[7]所言：
“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
漫说着前辈高科中。家童气势猛入虎，门前车马去似龙。
门前哗啦一片声，不觉金兵到门庭。
倒不如，蓬门闭户，教几个小蒙童。” [8]
这里的“金兵”固然指女真人的士兵，也暗含了官场的凶险，朝不保夕。这段唱词流行得那么广，以至于被写在陶瓷制造的枕头上，成为商品的装饰到处贩卖。我不知道睡这个枕头的人们做何想？
从此以后，中国人清醒了，直接讴歌悲剧，以悲为美，以悲为乐，陷入病态。 你看《水浒传》李逵大板斧一路杀过去，好痛快，结果如何？“煞曜罡星今已矣，馋臣贼子尚俨然！”[9]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百单八条好汉最后还是栽在贪官的手里。《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死的死，亡的亡，连那个看热闹的贾宝玉也弄了个非僧非道，亡命天涯的下场，“恰似那，食尽鸟投林，落下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人生没有价值，人生没有意义！这就是两千年读书人的出来的结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奋发图强，管什么进化论还是共产主义，只要能让我们重新回到天朝大国的地位，都是好东西。自然科学不用说了，人文科学也很仔细的学习。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根基—基督教则敬而远之。中国人向西方世界学习的时候，正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基督教信仰虽然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有雄厚的根基，但是在知识界，尤其是大学里面岌岌可危了。这就深刻的影响了留学生们的价值观念，例如王国维、陈寅恪这些人。他们作为当代学术的开山祖师，一方面建立了当代学术规范，为当代学术奠定了根基，另一方面，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现代社会是脱节的。他们有很好的家学基础、又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所以能够周游列国，学习西方文化，从而成一家之言。头上的辫子，剪掉了。但是心里面的辫子舍不得，企图以西方的治学方法，来为中国残缺不全传统的传统辩护，让孔夫子的传统重放光彩。陈寅恪先生摆脱不了“先朝故侯家”这个文化负担，视基督教为洋教，弃之如敝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从利的一面而言，保证了我们的民族性没有丧失。从弊的方面来看，我们对西方文化关键内容拒之门外。因此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根基一片茫然，不得要领。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有三个源头，从宗教来看是起源于东方的基督教，从政治体制来看是罗马传统，而哲学和文化则是希腊传统。这三个传统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适应调整，已经成为完整的有机体。相反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呢？我们的传统被儒家独占了，外来的东西一概被边缘化，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儒家如同耄耋老人，垂而不死，耗尽了社会仅存的一线生机。十四世纪当欧洲已经开始酝酿宗教改革，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的时候，明朝都城南京在干什么呢？北方燕王朱棣带领的叛军节节胜利，已经快要兵临城下。当朝大臣不是在谋划如何调兵遣将，而是召集一帮儒生，商议如何恢复消失了两千年的井田制！这就是我们可怜的、贫乏的传统啊！我们中国的传统是涓涓溪流，怎么可能托起21世纪这个万吨巨轮！我们的传统是一茎芦苇，怎么能够指望他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我们需要开放的胸襟和谦卑的态度去学习。
二、重气节：需要找到根基的文化情结
程朱理学用理来解释一切的本原。伴随着这个学说的确立，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包围临安，南宋皇室不战而降，当时文天性仍然坚持斗争，最后兵败被俘，劝他投降的人说：皇帝都投降了，你还保什么朝廷，投降算了？因为文天祥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元世祖想把他收归己用。没想到文天祥冷冰冰来了一句：“君降臣不降” 。[10]他用死来实现理学家关于“正气”的教导，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殉道者。
中国军事博物馆展览大厅的墙壁上，至今仍然悬挂着启功先生手书的《正气歌》，启功先生漂亮的书法，配上文天祥的千古绝唱，每次都让人流连忘返。“千古有正气，杂然赋流行，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溟，……”这里的“正气”就是《道德经》里面讲的“道”，明代利玛窦把基督教传到中国以后，中国的佛教、道教、儒生纷纷起来，用这个东西抗拒福音[11]。
把“道”当成所有东西的来源，并且内驻在万物当中，是一种典型的“泛神论”。中国的道学家企图通过“格物”的方法寻求事物后面的“道”，而不是采用归纳、推理、观察、试验等手段来进行科学研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佛儒道三家鼓吹“大道”（心、理），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坚强堡垒。理学家诡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有限的人无限放大。我们的道德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可是自我赋予了无限的责任和义务。结局是不得善终。这样知识分子的结局大概有三种情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种类型。不堪重负，披发佯狂，例如阮籍，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最为普遍，表里不一，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甚至利用权力，把自己变成超级恶霸。你以为中国官场的黑暗只有今天才有吗？读一读《金瓶梅》你就知道，今天中国的官文化，不过是中国历史的重演而已。
《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借用中文的一些字，但是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圣经》把“罗格斯”翻译成为“道”，但是《圣经》所讲的“道”，和中国文化中的“道”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正气，转化为行为规范，就是“重气节”，这是近代大文人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努力提倡的。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的大小官僚，争相投降。抗清斗争中的名士例如钱谦益、冒辟疆等人竟然最后投降，节操甚至赶不上他们的红颜知己。“气节”是一个主体性的概念，是一个哲学方面的假设，如果用以建立人生价值的基础，则是不完全的。
人只有认识了创造他的上帝，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陈寅恪先生的后半生几乎是钱谦益的翻版。既不能象王国维一样，为传统尽忠，更不能与传统断然决裂；既不能认同现实，更没有勇气“不食周粟”。陈寅恪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意志至上的年代里面，用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取代全国几亿人的意志，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陈寅恪利用“自由意志”和强权抗衡，这样的硬骨头是少见的[12]。虽然我对陈寅恪先生的人格和学业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是要声明：自由意志不是世界的终极真理，人类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记得二十年前，我读书期间，一个同窗好友把当年陈寅恪先生给王国维先生写的挽词，贴在自己的书桌上，其中两句是“维此自由之意志，独立之思想，历千万祀，共三光而永光。”把自由意志，独立思想，吹捧到无限的境地。当前，读书人简直就把陈寅恪当成了圣人，随便google一下，冒出来23万条。我只想问一句，人的意志真的可以“自由”吗？这样的“自由”可以不付出代价吗？真的有人把他实现了吗？陈寅恪没有，王国维更是没有，否则就不会投到昆明湖自杀了。
王、陈二位师尊，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说：“哲学家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近世德意志之叔本华，其最高理想亦存于解脱。”佛教影响了叔本华，中国人向西方世界张望，首先看到的不是深受基督教影响欧洲人文传统，而是看到一个深受东方影响的欧洲人。于是便把中国的那一套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自我意识。耶稣说，人非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认识真理的前提，在于重生，重生是一个人生经验，不是一个空洞的宗教概念。人经重生而重新获得神儿子的名分，可以读明白圣经的精义，在圣灵的引导下明白真理。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认为，基督教和佛教一样，都是寻求解脱。这是完全错误的。基督教不是寻求解脱，乃是教人作光，作盐，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教是入世的宗教。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期间，理想是“续命河汾”[13]，就是效法北朝时代隐居绛州的王氏兄弟，培养人才，为新时代的到来作一些准备。王绩兄弟的确成功了，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例如魏征、萧瑀等等。但是陈寅恪在清华的工作，卓有成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他的治学方法，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笔者生也何幸，虽然无缘一识尊颜，但是治学方法却深受其影响。从学术上看，陈寅恪先生的确达到了泰山北斗的境界，但是如果谈到对社会变革做出的贡献，则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常常说“正本清源”，中国学术界的现状的问题，就在“本”和“源”上。“本”就是上帝，《圣经》第一句“起初，神造天地”多么简单一句话，要然我们中国人接受，又是何等的艰难！“源”就是救恩。中国人只知道“内圣外王”，不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一个人连正常的人都作不到。如果忽视了人的缺陷和需要，生硬拔高，就是企图要把母鸡美化成凤凰！
我们需要给气节赋予新的含义。中国古代对于“道”的认识，和“重气节”密切相关的。因为道在我心，我心就是道，就是神。保守自我，重视气节，就是“道”在我身上的实践。我们去掉“道”为世界本体的观念，就破除了“重气节”的哲学基础。那么，“气节”在基督教文化里面，是否仍有存在的价值旧？答案毫无疑问。按照《圣经》的教导，人是具有上帝的形象，肯定气节，就是要保守上帝给我们的“形象”（image）[14]。人类自从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作为上帝的形象已经完全扭曲。所谓救恩的历史，就是恢复人类所具有的上帝形象的历史。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气节”，正是基督教救恩论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人类具有上帝的形象，保持这个形象不受玷污。凭借我们自己无法实现，这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局限所在。我们要在基督里恢复我们被赋予的上帝的形象。晚年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仍然念念不忘“重气节”，把它定义为中国文化的精髓[15]。陈寅恪先生的“气节”同宋明理学中的“大道”密切相关，是建立在泛神论前提下的行为规范，故其实质含义不明朗。只有在基督教信仰的大前提下，我们才能看见“气节”的本来含义，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气节，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神的形象”。“重气节”就是“保守上帝造人时给人的形象”，中华文化这一伟大的精神传承，必然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光大！
基督徒学者就已经使用“气节”这个词语了。赵紫宸教授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抓到监狱里面，写下了一首诗，表达自己成仁的决心，诗歌最后是：
“顾我虽疲弱，立志俨岗峦。修道砺清节，人格容可完。昔须赴鼎镬，抚此一寸丹。武穆《满江红》，忠言洵不刊，文山《正气歌》，风檐曾展看。赖古多此贤，夫岂曰孤单！上帝临无贰，恩露日溥溥。赐我神圣力，熏拜仰瑶坛。慷慨待阴霾，双眉决不攥！”
先贤对于“气节”的推崇，并不因为仅仅局限在普遍启示的范围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相反，在上帝的恩典下面，焕发出新的力量，支撑着赵紫宸面对日本人的屠刀，眉头都不皱一下。
一个把气节看成生命的人，必然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就是要抹掉人的气节。保守个人气节，换来的后果必然是不为世界所容，陈寅恪先生说：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斜阳。
这是陈寅恪先生晚年生活的写照。因为他保持了这个气节，他失去了讲坛；因为这个气节，他写成的书不能发表；因为这个气节，他遭到了同为读书人的围攻；疾病困扰他，学生背叛他。然而他的骨头依然刚健，他的双眼早已失明。每日傍晚，他拖着自己瘦削的身躯在夕阳下踽踽独行，陪伴他的只有自己孤傲的身影。
基督徒的路是一条窄路，耶稣说：天国近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就是要脱去属于世界的一切，最终才能与永生有分！一个蒙耶稣基督拣选的人，经历的路虽然坎坷，最终是对生命肯定的把握。由于耶稣基督的同在，即使在患难当中，也有平安喜乐相伴。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是孤单的。
北宋儒学的代表人物张载曾经对儒生们提出这样的期许：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段话，有正负两个方面。从正的方面来看，人是上帝所造，具有上帝的形象，他责无旁贷的负起管理世界的责任，追求真理，关心民瘼，发扬学术，推动和平，本来就是他分内的事情。从负的方面来看，张载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好一架先进的波音飞机，但是没有燃料，怎么指望它飞起来呢。这个问题，基督教给出了圆满的答案。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
三、历史研究的结论：人人都需要认识创造他的上帝
人是上帝创造根据自己形象创造的。创造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由于罪的缘故，人类选择远离上帝。中国人希望“自得”“自成”“自道”，把自己完全独立于上帝之外。从人类吃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开始，到巴别塔的建造，人类关心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凭借自己就可以如何如何”。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不仅仅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他还在施展他大能的手臂，来推动这个世界走向既定的目标。每一个人来到世界，都是这个宏伟计划的一个部分，无论你多么渺小，创造你的上帝都对你寄予厚望。人生的目的首先要明白，上帝对我的旨意如何？可悲的是，我们总以为，命运在我自己的手中，我要作我自己的主宰。失败了再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这样我们就会逐渐聪明起来。
为了更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中国很早就发展出完善的历史学体系。希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是实际上，人永远不会从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因为神才是带领我们每一代人的关键力量。历史的钥匙是掌管在神的手中的。我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祖先的错误，这是印证了《圣经》中关于罪的论述。罪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认为“只要我自己作的足够好，我就能够成为一个不犯错误的人”。历史研究最终的结果是：人企图通过自我完善而实现自我超越，是根本不可能的梦想。中国历史研究最发达的时代，是宋代，大量的史学巨著编纂在这个时期。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写的本来目的是从历史演变当中，找出天下兴亡的规律，趣利避害，但是恰恰相反，宋朝人的政治智慧非常低下，北宋和金联合灭辽，结果兔死狗烹，辽亡后而北宋亡。南宋和蒙古联合而灭金，金亡而后南宋亡。简直就是天大的玩笑。这就是历史！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上帝那里。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对历史学是这样定义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意思是：历史学是为了查考上天和人的关系，通过人类活动来阐述并且验证这种关系。多么了不起的见解！可惜的是，在儒家思想的冲击下，史学背离了它的初衷。历史研究的任务应当是为真理作见证，可是在儒家思想的冲击下，历史学的目标转化为如何重建巴别塔。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一句话把上帝撂到一边去了。唐朝名臣魏征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句话虽然成为千古名言，但是试想一下，我们知道了兴亡的规律又能怎样？知道了大难将至，却只能随波逐流。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悲哀吗？改变人类命运的是上帝，不是人类自己。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炼可以说是“屡败屡战”。既可贵，又可怜，明知道此路不通，但是还是要走下去。《资治通鉴》逐渐演变成知识分子实现sanctification 的教科书，《纲鉴易知录》演变成为“正人心”的镜子和尺度。读书人每天对照这本书反省自己，写日记，不断的鞭策自己。大家知道，曾国藩是晚清时代的风云人物，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他干什么去了。他整天做的事情，就是和一些儒学家讨论如何正人心这样的事情，并且付诸实践[17]。知识分子逐渐吸收了佛教“念经”、“烧香”等修行方式。知识分子向佛教徒学会了“做功课”，包括读经，材料主要有朱熹注释的五经四书和从儒家伦理角度写的历史书，也包括焚香、默想等灵修活动。这个字流行得太广泛，以至于现在小学生回家写作业，也被称为“做功课”了。这一套自我修行的方式，就像一个掉在沼泽地中的人，拒绝任何外来的力量帮助自己，一味的挣扎，结果只能是越陷越深。
宋元以来，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他们认识到人的局限，这和基督教认为人罪性的普遍性是吻合的。第二是他们深刻理解了人类出路的渺茫。靠自我修炼是不可能实现自我超越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出路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一个死节的忠臣。所以诸葛亮演变成为读书人的偶像。冯梦龙小说集中曾经有一篇《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出现了一个整天呼叫“汉贼不两立”的“忠臣”。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只好向诸葛亮看齐。无怪乎成都武侯祠中的诸葛亮墓越修越大，甚至超过了刘备墓。全社会向诸葛亮看齐，说明整个社会思潮的病态和畸形。诸葛亮死了，知识分子的偶像死了，“好看绿荫青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宋元以来数百年间，知识分子遥望长天，蓝天白云之间，既没有鹰击长空的点缀，也缺乏风云际会的想象。翘首凝视，隐隐约约的是诸葛亮的旷古幽魂。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有！知识分子的出路就在耶稣那里，因为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决不会实现自我超越，我们也决不会自我完善，我们一定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由于上帝普遍的爱，他在创造人的同时，就把追寻上帝的意念放到每个人的心中。“千家笑语漏声迟，忧患潜从物外知。独立市朝无人问，一星如月看多时。”这是一首千古绝唱。但是那棵明星代表的是谁？他是否也看见了诗歌的作者？人类的心中不是感悟不到超越的上帝。谁将上帝的心意象我们诉说？是耶稣，是基督。只有福音种子撒到的地方，才可能会认识他。
此岸世界里面绝对没有世外桃源。金墉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面，曾经改写了一首元人小令：“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与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家兴亡谁家败。兴，气不改，亡，气不改。”很让人神往，但是别忘了“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梦想终究还是梦想，还是得为圣上服役纳粮。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中国人很容易把它同儒家宣扬的大同世界联系起来。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一场春梦，新中国成立了，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反右派、文化大革命，晕头转向，碧血没有浇灌出自由花。现在终于清醒过来。但是由于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便向着一个假想的真理狂奔。拜金主义横行，笑贫不笑娼。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背诵过方至敏《可爱的中国》，也背诵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金句。为什么忘得这么快！人的热情可以一时迸发，但是不能变成永恒。因为永恒属于上帝。人类的理想只存在于上帝那里，才能得到永恒。
历史学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史学界普遍的答案是：史料即史学。这个定义说明了历史学的工作特点，但是没有说明历史学的目标。历史学的本质应当是见证神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从而给人生的价值找到目标。本着这个目的，建设一门新的历史学科—神学历史学 （theological history），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和迫切的。
四、耶稣基督的榜样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出生在富有的人家，乃是没落的贵族家庭，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已经没有丝毫的气象。父亲不过是一个木匠。耶稣能够受到多少教育，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他是非常喜欢钻研以色列传统的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问题。他的讲道浅显易懂，可是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并没有高高在上，而是来到人间，成为一个最为卑微的人。他深深体察人间的苦难，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门徒。在他三十多年的时光中，把被世界遗弃的人重新招回。
他并非不知道文化，他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人。但是他却远远超越了文化。他尊重传统，但是也毫不留情的揭露了文化的缺点。坚持律法的法利赛人，在当时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良心。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坚持条条框框，却没有生命的源头。终究成为人民的枷锁。法利赛人的做法，和宋明理学家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清代哲学家戴震指出“理学以理杀人”，真是入木三分。但是戴震没有指出，废除理学以后，人类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先贤已经知道“此路不通”，但是他们不知道“路在何方？” 福音传到中国以后，我们知道了，人类的出路在耶稣基督那里。
在救亡图存的近代社会，救亡意识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功利主义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很多共产党人在前方带领人，打土豪，分田地。想不到自己的家也被共了产，生他养他的父亲被自己的同志扣上土豪劣绅的帽子，拉出去枪毙[18]。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其说是苏俄的渗透，毋宁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主动寻求的结果。实际上，早期共产主义者，大多数是非常狂热、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
现在，历史快经历了一百年，中国逐渐成为经济、军事强国。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逐渐成为世界主导力量之一的前提下，我们是否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回顾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从“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过渡到民主共和；然后过渡到社会革命；然后就是原子弹；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又过渡到金钱万能。现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民主政治”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于是鼓吹民主，看到台湾的“民主”好像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干脆 “犬儒主义”，无视中国社会的前途，无视广大人民的苦难。吃喝嫖赌，斯文扫地，迷失在灯红酒绿当中。
我们常常说，要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应当怎样效法？历史、文化都在变革，我们具体的做法也在变革。我们不是回到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去效法基督，而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来效法基督。我们的担子太重，我们的力量太软弱。不要怕，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我必与你们同在”。神的力量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信靠耶稣，勇敢前行。努力研究当前问题，把我们的神学运用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
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需要爱周围每一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能够变革社会，将一个社会变得更为和谐美好，那才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爱人如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两方面都要做。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表率，他关心周围每一个人，医治疾病，甚至帮助婚礼宴席中，酒用光了，他都想办法张罗。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于整个社会的关心。他多次出现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讲论天国的福音。有关社会变革的大事情，耶稣基督不仅没有回避，而是身体力行。一个基督徒，企图置身社会活动之外，不能说是完全的“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榜样，努力讨神的喜悦，是基督徒的行为模式，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彼得前书2章9节：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因为基督徒知识分子清楚明白，自己身份的转变和生活目标的转变。他们是被神拣选的属于神的一群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宣扬神的救恩。这就决定了基督徒行为模式和世人有一定的差别。
五、个案分析：宋江和加尔文的比较
分析欧洲和中国社会形态的比较，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中世纪集镇这个新的聚落形态的出现。
中国集镇的出现，时代是在十一世纪左右。由于工商业和长途贸易的发展，在封建统治的中心州、县以外，出现了新的聚落中心，经济发展很快。北宋以后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集镇，当时一般称为“草市”，这是传统的封建统治模式无法管辖到的，于是便设置了“巡检”一类管理治安和税收的小官。不少集镇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史的遗迹，例如，今天湖北沙市，就起源于北宋的草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水泊梁山”可以作为宋元草市一个代表[19]。虽然《水浒传》纯属虚构，但是毕竟反映了一些历史的真实，我把梁山当作中国草市镇的符号名称，是可以说的通的。
欧洲情况与此类似，大约在十三、四世纪，也出现了集镇。一些手工业者逃离封建领主的管辖，聚集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经营自己的事业，这些聚落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城镇。工商业者通过向封建领主缴纳税收或者其他方式，获得自治权力。在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在这些新兴的城镇当中孕育出了新的国家模式，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谱写出新的篇章。以日内瓦为例，最初和中国的草市，基本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一些水泊梁山的影子。市民通过选举产生议会。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虽然市民大多是基督徒，但是信仰不够纯正，大街上吃喝嫖赌，乱成一团。
但是，随着加尔文的到来，日内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新的国家模式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加尔文有很强的法律背景，本来他的兴趣是在法律上面，他法学方面接受了完善的教育，可能成为律师。但是神呼招他成为牧师，他一方面深入社会，利用神的话语教导人。另一方面，利用他的法律知识，为这个城市起草了很多法律，从而把日内瓦引向一个新的方向。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日内瓦的组织形式终于成为未来国家的模式。无怪乎一个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美国历史起源于加尔文”[20]，美国的政府模式后来又被法国学习，逐渐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的主流模式。1911年，中国革命成功，中华民国的政府模式，实际上仿效了美国政府模式，比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政府模式，晚了四百年。而中国草市镇的出现，比欧洲市镇的出现，早五百年，如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成立，那么新的国家体制应当首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我们反而比欧洲晚了五百年？假如不是列强入侵，不是洋务运动带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动摇，也许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真龙天子的管辖下面，摇头晃脑的背什么“子曰诗云”呢！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只具有相对和局部的意义，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宋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忠臣孝子是他的价值归属。他和自己手下的弟兄活着就是为了“替天行道”，天，就是上天，梁山好汉们看清楚了封建皇帝道德沦丧和愚昧无知，幻想让天国在地上实现，不断的抗争，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他们的信仰是模糊的，不知道应当行的路在哪里，只有重蹈覆辙。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儿生平志已酬。”幻想自己成为别人的偶像。终极真理不是人可以悟出来的。耶稣曾经教训人说：没有传福音的，怎么能听道呢！没有听道，又怎么能行道呢！梁山好汉们固然不把外界的人当成人，随便乱砍乱杀，自己弟兄之间，真的就是亲密无间吗？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和外边的世界一样。从根本上说，宋江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深深感受到儒家文化局限，但是他找不到出路。这一点决定了他和梁山好汉们的悲剧下场。朱元璋、李自成们都在重复这个悲剧。实际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早在十一世纪就预备了现代国家的肥沃土壤，但是还要经历八百年的沧海桑田，才盼来了民主自由的种子，在一百年的血雨腥风中慢慢发芽。如果我们今天继续漠视基督教信仰，拒绝耶稣基督的拯救，现代民主政体永远不会脱去梁山草寇的模式，只不过是把“替天行道”这面旗帜改成了“替金钱行道”而已。
结论
三国时代，不仅是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也是价值观念的大动荡时期。有的人遁入空门，有的人求仙学道，有的人纵情狂欢，有的人披发佯狂。这的确的是令人沮丧的时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有一个知识分子，规劝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说：
道不虚行，士不徒生，生则干时，为国之桢。
意思是：大道一定要通过人的行为彰显出来，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不会白白的来到这个世界，既然来了，就要影响这个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先锋，成为这个国家的栋梁。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拯救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了任何一个，这个计划就不完美。既然真理已经向我们显明，我们就应当振奋精神，努力向前。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一方面让人看见了神；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行为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可以随时随地呼风唤雨，但是他选择了和我们一样，甘愿被肉体局限。任劳任怨，履行自己一切的责任。我们既然自己称为耶稣的门徒，就应当效法基督。
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正确的信仰绝不是他生命中的麻醉剂，相反信仰给他提供了力量的源泉。他可以是著述等身的学者；但是在信仰的旅途上，他乃是一个谦卑的学生，他并不以此为羞耻，乃是以神的同在为最大的喜乐。他可以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企业家，但是他知道自己无非是财富的管家，他自己的每一分资产乃至生命，都甘愿摆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为他所用。他也可以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乃是把国民引导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同样的，他可能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知道那看顾飞鸟和野草的上帝掌管明天，在陋巷箪瓢的清贫中，依然能够唱出赞美的歌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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