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为严峻的社会不公问题。全国私有财产85万亿人民币，其中的96.5%被5亿城市人口所拥有，8亿农村人口只拥有其中的3.5%。500万富人拥有私有财产的90%，他们的个人财富均在1000万元以上。5万个亿元富豪，他们的财产总额在10万亿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60%，高出警戒线20个百分点。政治上的不公现象则由于不能贯彻机会均等原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本文对政治不公现象不做更多涉及。

财富被社会上的极少数人所拥有，这对社会的发展会生灾难性的影响。众所周知，经济发展会带来高额的社会成本，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更大规模的社会失业。要偿付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就必须进行产业创新，就如熊彼特在其《经济学分析》中所论述的那样。而产业创新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又在于有没有需求，这就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有闲阶级或称中产阶级来消费些新产业，凡勃伦的《有闲阶级》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阐述。20世纪5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次产业正是这一理论的最好验证。这样，理想的社会财富结构应该是纺锤型的，即中产阶级是大多数。然而，中国现在的社会财富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少数一小撮人拥有了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财富，他们无论怎样消费都构不成一个新产业的消费规模。篮球、足球等体育产业、高尔夫球等娱乐产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贫富悬殊成了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社会不公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不用说人们对不义之财的获得者的心理仇恨，就是那些广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因生存的需要就会铤而走险去犯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恰如其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当饥、渴、衣、住、行等生理需求不能满足时是不会顾及安全需求的。目前中国境内居高不下的恶性案发案率就是明证。看来社会不公是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目前中国解决社会不公苦无良策。但是有一个良方肯定会奏效。它就是基督教。宗教被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不容。但是，淡化意识形态是大势所趋。只要意识形态宽容一点，也未必用政治方式去提倡，一定规模地自由蔓延就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使得中国高基尼系数情况下的社会转型得以顺利实现。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看法。

一、中国改革的社会本质

社会改革就像霍布斯用利维坦来命名人类社会一样，是个神秘莫测的东西。历史上以改革命名的社会运动举不枚举。但未必每一个都与“改革”的真正含义相契合。其实社会改革是这样一种社会运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己的个人目标出发，而全社会却形成一种合力，因此，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社会突变的效果。按着这样的定义来衡量。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名符其实的。不过它的时间与节奏并不合通常的说法吻合。

1980年开始的改革要说它是一种精心的设计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但它必竟是在某个极权人物的推动之下进行的。这一步就是广大农村开展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从一种集约化的权力农村经济变成了小农经济。但是，这只是改革的序幕，一方面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并没有取得上下一致的结果，它只在人均土地面积较小的省份，如安徽、浙江、四川、江苏等省，受到了普遍的拥护，而像黑龙江省等人均土地面积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省份进展得十分缓慢。另一方面，它虽然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但它只是在农村，倘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改革的序幕。

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相同的社会运动是企业的承包责任制，它起始于1984年。政府号召和推行的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最高权力集团中改革派已经取得了绝对的权力。承包责任制给企业以更多的自由。但自由度只是转换为企业领导者口袋中的货币，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发展的契机。反到是刺激了企业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疯狂追求。短缺经济中资源约束是硬约束，这一规范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资源成了一块企业争相分割的蛋糕，对资源争夺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因而，承包责任制是个失败的措施。然而，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城市改革序幕，它的副产品——举国上下的经商热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一种自发的动力。到85年年底全国的公司达到了28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皮包公司。作假、欺诈、投机等恶习大肆泛滥。在此情况下，国务院不得不颁布整顿公司令。到1986年底公司减少到17万家。整顿办公室把这一喜讯乐颠颠地向国务院报告。这一报告的墨迹未干便迎来了1988年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发烧。但它是全社会每一个人自觉参与的，而社会形态的走向又被全社会每一个人的行为所集体推动，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社会改革。1988年4月，国务院发布高档烟酒调价令，高档烟酒几乎上涨10倍以上。对高档烟酒调价，任何省份都不甚敏感，只有经济开放捷足先登的广东反响极大。因为广东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商，并把高档烟酒做为贿赂和通融的腐败润滑剂。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消耗高档烟酒，高档烟酒就像生活必需品一样，它一涨价必然使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提高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从而补偿涨价中的损失。这样，到6月初，大规模的涨价风潮从广东涌起。7月份涨价之风挺进上海，8月份涨价袭卷全国。在涨价的狂潮中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发财致富的希望，但其结果却是极少数人的腰包开始丰满。当年国库中400亿元不易而飞，11亿中国人平均每人损失200元，全国计2200亿。这样，全国2600亿元社会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货币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强劲动力。但是这场财富的社会重组清晰的打上了政治的烙印，甚至是暴力的烙印。

要想说明中国社会这场财富的再分配，只需要看看今天全社会私有资产的结构就一目了然了。当前85万亿的私有财产，其90%的拥有者都有权力背景。尤其是那5万个亿元富翁更是如此。中国自50年代初权力更替以来就是一伙暴力集团把握着全社会的各种权力。正是这伙暴力集团本身或者他们的后代在1988年的这场社会财富之中大大获益。

这场财富再分配的运动大体分成三个步骤。80年代后期，主要是倒卖政府控制的紧俏资源的审批权和进出口的审批权。第二步则是90年代初在房地产开发热中倒卖土地和在大型基本建设之中吃贿赂和回扣。90年代末期则是在大型进口设备的交易中捞得好处以及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商品交易中获益。显而易见这都不是平头百姓力所能及的领域，这些行为是官僚们的拿手好戏。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新的阶级形成了，即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些暴力官僚和官僚后代直接演化而来。所不同的是改革之前的权力是一个整体的版块，改革之后的权力从整体分解为个体，在政治学上来说从君主变成了政治寡头。因此，改革只是共产党执政形态的变化，是共产党中把握高层权力的人获得了自由支配的经济权力。梅加罗斯在《超越资本》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这和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是一个资本的制度化过程。两者的区别只在于西方是资本和权利分家，中国是资本与权利统一。其实这样一种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一个朝代的出始阶段往往是一个君主控制的绝对权力，当克里斯玛型的权力失去了魅力后就会分解为个体对经济和政治的控制。

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是一种巨大的社会不公现象，解决这个社会不公不能依靠社会重组更不能依靠社会革命。摩尔的《民主与专制制度的起源》洽如其分的说明了这一点。那么靠什么解决这一危险系数高得惊人的社会状况呢？

二、基督教的历史作用

人类历史上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始终连续不断。当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紧锢着贫穷者的心扉，使他们安于贫穷的时候社会并不动荡，而一旦平等的追求成为社会成员的目标时贫富悬殊就会让贫穷者发疯。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主要是非法的手段和富人争夺财富。西方世界在启蒙运动中把平等追求变成了全社会尽人皆知的崇高追求时，西方社会已经为它准备好了一副精神良方。那就是新教伦理准则，或称方法论个人主义。

当代西方人的观念模型包括四个维度：民主政治、自由市场、个人主义、普遍人权。其中个人主义是核心。因为只有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才能实施民主政治，发展自由市场，落实普遍人权。那么个人主义究竟来自哪里？或者个人主义究竟怎样形成？什么是个人主义的母体？个人主义可以内生吗？所谓内生即指人类社会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力量就能培植起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自我责任感、自我约束力、自我能动性的精神规范。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还没有提供个人主义的内生先例。西方世界个人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并已转化为巨大的社会能量。但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绝不是内生的而是在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教义外在的缔造的。康德的伦理学精湛的总结了这一点。他的伦理学有三条准则：上帝存在，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也就是说一个自由的意志只有平等的面对上帝才能生产不朽的灵魂。

基督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已经孕育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它不计较自然的秩序，即中国人所说的伦理或辈份之间的行为准则。每一个人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辈份如何都平等的面对上帝，这就是个人主义的滥殇。但是在西方的宗教改革之前，上帝的中介或称上帝的代表即神职人员却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使人败坏，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败坏。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们大小神父们也不能逃脱这一铁的规律。他们腐败了，没落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朝他们去的。从此之后新教崛起。虽然新教并没有把天主教彻底埋葬，新教的发展势头超过了天主教，也逼迫天主教做了相应的改革。

新教首先在组织形式上打破了精神的大一统格局。只要坚信因信称义等新教教义就可以在组织上获得充分的自由。这样，新教教派林立。这是一种解构，一种平面化的组织形态，相互之间的关系规范超越了教派的领导权。这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格局。竞争就是一种约束一种压力一种向上的动力。新教教派就是一种整体性的个人主义。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宗教禁欲主义其实就是来源于新教教义。禁欲包括着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人生哲学，更包括着加速运转自己个人物质资源的精神需求。当新教教义鼓舞着英国，荷兰和德国的新教信徒时，这些国家的财富并不均衡，绝大多数操纵在贵族手中。新教徒并不是对他们的财富垂涎三尺而是寄希望于自己通过禁欲主义的生存模式，获得财富，并最终取代那些懒散怠慢不劳而获的贵族。他们的目标实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制度。除了少数国家，如法国之外都是采取和平演进的方式实现的，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宗教禁欲主义变成市俗禁欲主义，即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不在于它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是它在许多国家中避免了社会重组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社会动荡给社会大众所带来的历史灾难。谈及这一点有必要说一说1789年到19世纪末的法国。论及社会革命的激烈程度彻底程度持久程度没有比法国大革命更突出的了。法国大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并没有给法国人带来福音，随后的100年是法国彻底的黑暗和动荡。到19世纪末才走出了革命的阴影。法国之所以如此基督教新教与旧教的冲突异常激烈以及新教势力薄弱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20世纪人文科学的创作有三大范式：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起自海德格尔完善于加达穆尔、利科的解释学。在解释学看来一切经典都是文本，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也不例外，对圣经的理解也按解释学原则来解读。后现代主义者福科走得更远，他说作品出笼就杀死了作者。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之下神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蒂利希的存在主义神学。发端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认为存在是高于一切的哲学范畴，存在是个只有外延没有内涵的特殊概念，每一个个体都给自己的存在加上特定的内涵。存在主义神学就是用基督教的神学教义来给自己的存在加上特殊的内涵。基督教的精神主旨可以概括为爱、希望、信仰、救赎与终极关怀。以此来创造自己的内涵就是存在主义神学的最高准则。这无疑是个人主义的精神典范。它注重于在神的启示下价值的内在化，和物欲横流的外在追求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价值取向对于贫富悬殊的社会形态是一个稳定性因素。

三、当前中国的社会危机与基督教可能发挥的社会作用

21世纪之初中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争取社会公正的公民运动。2003年这一运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点。年初一个湖南籍的大学毕业生因未带身份证而被广州收容审查部门毒打至死，拉开了争取社会正义运动的序幕。他就是孙志刚，他的悲惨遭遇见著报端之后引起轩然大波，全国舆论哗然。在极大压力之下中国不得不把社会收容审查制度变成社会福利救助制度。流落他乡的外地人员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争取平等的权力，触及了社会正义最敏感的神经。孙志刚的死使得一种行政执法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专政向福利过渡。

2003年的另一个争取社会公正的公民运动当数争取公民知情权的斗争。上半年非典示虐，全国有些地方当局掩盖实情造成疾病蔓延，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当事官员被撤职。非典疫情报告形成了一种制度，直到疫情结束，这是落实公民权的巨大进步。

由四川农妇熊德明向国家总理温家宝提出的进城打工农民欠薪问题成了另一个争取社会正义的时代热点。农民进城打工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出路。然而许多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资，全国拖欠农民工资近3000亿。如此宠大的拖欠工资数额直接影响了社会安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由国家机器撑腰的为农民讨薪的运动是落实社会正义的最大亮点。

2004年召开16届人大，2003年下半年选举人大代表是中国立法机关权力交接的重要步骤，在选举的过程中，中国几个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一批毛遂自荐的勇士。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信号，它说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正在逐步深入人心。全国苦干地区有近40个自由选举人当选，他们真正代表投他们赞成票的选民，这说明中国开始了合法代议制的进程。

200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加大了反腐的力度，有十几个省部级高官被依法惩处。同时，吏制的加强还体现在有重大失误的官员被撤职或引咎辞职，如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海军政委杨怀庆因潜艇爆炸事件被撤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隐瞒SARS疫情被撤职，这是社会公正运动的又一范例。

在中国的司法机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已经盛行了50余年。2003年这一根深蒂固的法律理念也受到挑战，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有些预审机构或法庭干脆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条幅改成了犯罪嫌疑人权力知情书。这是一个法律理念的重大变化，即从有罪推定变成疑罪从无。

社会公正运动向方方面面扩展。北京、深圳等地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些中小学干脆摘下了赖宁的照片（赖宁是一个文革中和盗窃公共财产的坏人斗争的未成年人，它被罪犯杀害）他一事迹长期以来作为鼓励中小学生的楷模，今天他已不再是未成年人心目中的英雄。提倡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同样是在落实社会公正。

2003年司法界有一些不公平的案件得到了社会的广范关注。遭到污陷的河北企业家孙大午获得无罪释放，湖南的一个年轻女教师意外死亡，她的男朋友涉嫌杀害了她。法院对涉嫌者的处理引起了社会的强大不满，这就是所谓的黄静事件。四川三岁的女孩李思宜因其母被拘而活活饿死，她的事情见著媒体之后，有识之士纷纷置疑司法公正。

凡此种种都说明社会不公问题是当前中国的热门话题。它们十分敏感而又棘手。但是以上的问题基本上是在政治范围内争取社会公正的行为。政治上的解决绝非轻而易举但总要比经济上的社会不公更容易得到解决，只要给社会弱势群体以相应的权力，只要对特权部门和特权阶层的权力加以限制就会收到明确的效果。而经济上的不公绝不这么简单。政治上的维权运动必然引发在经济上争取平等的社会要求，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得惊人，千分之几的人拥有全社会90%以上的私人财富，8亿农民只拥有全社会财富的3.5%，这里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经济上的不公无法用财富平均的方式解决。贫穷者既不安于现状又不对富人的财富垂涎三尺，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中国经济有一个最大的隐患那就是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全国有12万亿城乡个人储蓄，死账、坏账、呆账近12亿的45%。目前危机没有显露，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高储蓄率，加之境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已达5200亿美元，维持着中国一定规模的就业率。这两个条件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2006年年底，境外银行将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中国银行的恶劣信誉和真实的经济信息可能会造成激烈的银行挤兑，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甚至使若干中国商业银行破产。金融动荡必然恶化外资投资的经营状况，外资大规模撤出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贫富悬殊的经济结构会造成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

医治经济不公的弊端靠平均主义的伦理原则是决无可能的。中国文化中众子继承制的惯习使平均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为当前的社会不公雪上加霜。平均主义只能平均贫穷，在贫穷的状况下大家同舟共济，一旦贫富分化，立刻就会产生劫富济贫的暴力倾向。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造成无数次灾难。因此从文化上入手医治社会不公的疾患在当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打碎整体主义板块的文化模式就必须引进个人主义原则。在人类历史上，基督教是树立个人主义信念的一种有效途径。

孟德斯鸠有一句至理名言，所有权是道德神。所谓所有权首先是自己对自己拥有所有权，就是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同时自己是自己的奴仆。这就是个人主义文化模式的精髓。把这一信念深深的植根于国民心灵之中，必须缔造一种不在场的精神权威。这个精神权威最好应该是由社会结构凸显出来的社会公正的规则。但是这样的规则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引入一个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上帝就算是权益之计，也是个可以生效的有力措施。20世纪崛起的社会生物学把宗教性论证为人类的本性。如果这一理论得到普遍的证实，那么上帝就将是人类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领袖。人类不分年龄、学识、地位、财产多寡，统统平等的面对上帝，完全可能是营造个人主义氛围的必由之路。

一个社会的财产结构一旦形成，它就有不可逆转的惯性。用市场配置资源促使财富和货币流通才能真正把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扭转，使个别人手中的巨额财富不再成为统治社会的强制权力，而是社会流动的场域。只有每一个公民都以个人主义的正确态度面对财富，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富裕者不把社会财富看成是个人和家族统治世界的力量，贫穷者不以贪婪和妒忌虎视眈眈的仇视他人，而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进入财富和货币游戏的正确规则之中，经济不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就可以避免。基督教的伦理原则正符合这种精神风貌，尤其是基督教经过改革之后的新教把教派的组织原则建筑在平面化的基础之上，新教教义的信奉者更是把自己看成是社会平面上的一个平权的棋子。这就是个人主义文化模式的典范。因此适度的放宽宗教政策，让人们接受基督教新教的核心教义对于打破等级制的中国伦理准则是个得心应手的路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更是如此。

“所有权是道德神”这句名言的更深层意义在于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严格净化，即用不可通约性把各种资本平权，在政治资本、文化资本、货币资本之间化出清晰的界限，尤其是政治资本和货币资本同一的官僚资本必须彻底打散，使暴力经营资本的现象彻底在社会上灭绝，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把所有权营造成道德神的最高境界。中国现在的暴力与金钱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统治模式离这一目标相距甚远。扭转当前这种局面，基督教伦理大有用武之地。各种资本面对上帝也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精神净化让暴力不再直接染指财富肯定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统治强烈的国家。让现有的意识形态一下子走出历史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基督教信仰不可能由政权大力提倡。但是只要采取宽容态度，让基督教教义一步步走入中国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领域，既不会造成社会震荡，也不会把我们的传统完全丢失，只是让个人主义随着上帝信仰的普及逐渐树立起来，肯定会在中国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基督教应该是扭转中国社会不公的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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