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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抗战与基督教

于殿宝(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内容摘要:基督教从英国、美国传入江苏徐州后,得到徐州人的接纳。基督教在徐州开展的文化文明教育,大大提升了徐州的文明程度,所建立的免费学校、医院,服务民众,救死扶伤,功德无量。抗战期间,基督教冒死设立的难民保护区,减少了难民、妇女儿童和抗战官兵的大量死亡,保护了中国军民免受日军的蹂躏与杀害。其中,美国籍彭永恩牧师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中国平民,一直被作为佳话在徐州民间传颂。基督教在徐州的大爱行为加深了美国与中国的真挚友谊。

徐州古称彭城,历史上为华夏九州之一,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和2600多年的建城史。徐州是彭祖之家、孔孟之乡、大汉之源,道教天师张道陵也是在徐州出生,自古以来,徐州就是文化之源[1]于殿宝:《为了和平——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赴难捐躯的中国将军们》中卷(美国旧金山:壹嘉出版,2024年),第548页。 。徐州的水路、公路、铁路交错,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一、基督教在徐州的传播

1890年基督教传到徐州。在山东的英国浸信会牧师仲钓安(Alfred G. Jones),曾多次到徐州传教并为五位信徒施洗。之后,仲钓安请在淮阴传教的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到徐州传教。赛兆祥与另一位传教士葛马可(Mark Grier)於1895年到达徐州。后因赛兆祥传教非常忙,就把徐州教会的牧养工作交给了葛马可夫妇和白秀生(Hugh White)夫妇[2]尹少华:“徐州南关基督教堂建立110周年纪念”,载《徐州南关基督教堂》,2017年,第17-18页。 。1896年12月3日,他们在徐州城西关购置了四栋老房子作为传教地点与住所,1904年,又在徐州城西关建造了徐州第一所砖瓦结构的西式教堂。1908年白秀生夫妇调离徐州,安士东(Oscar Vance Armstrong)夫妇前来接替,任西关教堂牧师。由于传教士们“待人以诚、爱人如已、救人之急、解人之危”之行为,教会发展迅速。为容纳快速增加的信徒,教会于1911年购置地皮筹建新教堂,并在1914年建成。在建造教堂的前后,传教士们还建成了几所教会医院,如1897年建成了“福音诊所”,1900年建成了“博济医院”,后易名为“基督医院”(现为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3]2022年11月13日,作者对基督教在徐州王陵路和“基督医院”的旧址进行了实地考查,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内南楼的墙基上找到了当年刻有“基督医院”的石碑,认证此地为基督医院旧址。 ,1914年又建成了“坤维医院”。这些医院全都无私为平民治病,救死扶伤,服务社会。

1911年彭永恩(Frank A. Brown)开始了在徐州的传教工作。彭永恩1876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从美国汉普登悉尼大学毕业,后入弗吉尼亚联邦神学院学习,1910年被派往中国传教。自1911年到1949年,彭永恩在徐州教会侍奉38年,在徐州开展乡村布道,建立乡村教堂,组织救灾、医疗与修路等慈善活动,足迹遍及徐州周边乡村和邻近山东省一些乡镇。特别在中国抗战期间,彭永恩祈祷和平、积极投入对徐州民众的人道主义救援中,不遗余力地在西方媒体上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呼吁美国中止与日本的战备贸易[4]于殿宝:《为了和平——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赴难捐躯的中国将军们》中卷,第152页。

彭永恩在徐州传教期间遇到了先期已在徐州传教的夏洛特•汤姆森女士,两人志同道合,很快结成生活伴侣。夏洛特•汤姆森女士和妹妹玛丽•汤姆森于1910年创办了桃李女子学堂,1913年更名为正心女校(现为徐州第五中学)。两姐妹一同组织了“反缠足协会”,夏洛特任副会长,一位中国女士任会长。她们积极倡导学生反裹脚,或鼓励学生将已裹的小脚放开,要求大家多识字明白道理,做纯正文明人,服务社会。

1914年彭永恩与夏洛特结婚,住在牌坊街(现中枢街)一座旧式土草房内。之后,夏洛特改随丈夫中国姓氏,名为彭夏丽。1922年,教会购置了云龙山山脚西北边“王嬷嬷墓”(即王陵母墓)旁的一块土地。彭永恩与两位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海姆登、蓝士登一同建造了三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洋楼,彭永恩夫妇搬到这里居住(即现在的王陵路)[5]政协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徐州:铜山文史资料编辑部,2015年),第309页。

二、基督教在徐州的慈善活动

1921年山东一些地区发生大饥荒。徐州和潍县基督教会得知后,立即向美国申请救护[6]吉树春:《乐道沧桑》(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96页。 。美国红十字会救灾委员会即刻拨款、汇物。彭永恩与传教士会同医疗人员以及一批中学生与大学生前往济南以北地区,帮助分发救灾物品和救护灾民。

由于徐州地处津浦、陇海铁路交汇处,在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徐州成为激烈交战地,交战双方大批伤员均在徐州教会医院诊治。因为战乱,外国传教士被本国领事告知离境以策安全。他们有些人虽前往青岛、天津等地避难,但又担心其财产被占用或被劫掠。在彭永恩精心安排下,中国籍牧师以王恒心为首,成立了19人委员会保护与处置外籍传教士的财产。王恒心,江苏省铜山县人,1920年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到徐州教会侍奉,是徐州教会第一个中国牧师。当外籍传教士返回徐州后,看到财产安然无恙,对王恒心的工作大加赞许,由此成立了由中国籍教牧人员和外国籍传教士共同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统一管理徐州教会、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的工作,开创了教会管理的先例。[7]政协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第309页。

1928年,彭夏丽在徐州创立了妇女学道院,根据中国农业特点分春秋两季各上课两个月。据1934年的统计,来自徐州周边37个村子的117名妇女在学道院学习,她们读书非常积极认真。毕业后,她们有些人在教会里帮助教导圣经,有些人继续升学深造,有些人则返回家乡,推广基督教清洁、爱民和无私奉献的美德。[8]同上。

1936年,徐州地区河水泛滥成灾,冲毁了很多道路与村庄,许多灾民流离失所。彭永恩受命主持徐州地区的国际救灾总署,在徐州市政府的全力帮助下,展开了全面救灾工作。据《徐州交通史》记载:彭永恩受华洋义赈会的委托,主持徐州地区救济、修路工作,征募灾民2500多人修筑铁路、公路,工钱由救灾粮垫付。此义赈之行动共修筑通往徐州附近各县公路113公里,新修环城路5公里,修补铁路数公里,从而保障了灾民物质供给、津浦与陇海铁路的畅通和国家战备物资运输的通畅[9]同上,第310页。

三、徐州抗战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发动侵华战争,打破了中国和平建设环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被迫组织军民自卫应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23日,日本军队突破黄河天险由北向徐州扑来;1938年1月,日本军队跨过长江由南向徐州杀来;紧接着,日本军队炮袭黄海主要港口(青岛),由东北直冲徐州而来,企图包围、夺取占领中国战略要地徐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积极调兵遣将自卫应对,徐州会战拉开战幕[10]于殿宝:《为了和平——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赴难捐躯的中国将军们》上卷(美国旧金山:壹嘉出版,2024年),第75页;中卷,第148页。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高校学子纷纷请求参军报国,支援徐州会战。金山、王瑩、冼星海、臧克家等青年名人亲自来到徐州,为徐州军民加油打气。各大报纸、电台记者自动汇聚徐州,支持和报道中国各路大军阻敌入侵、保卫家乡、保卫徐州的事迹。徐州的教师和青年学生则主动为云集徐州的青年、学子、记者引路和教唱《徐州颂》:

莽莽古徐州,山河气势遒,赤帝成功凭徒手。壮哉大风歌,欢然沛公酒,西楚威名同不朽。濉水奏奇功,彭城资战守,自古英雄说项刘。楚汉阅千秋,青史仍如旧,古今帝王谁与俦。莽莽古徐州,夙号人才薮,汉世萧曹功居首。三刘擅才华,两龚贞操守,蒋肱大被传孝友。天禄书校仇,父子相传授,经学渊源共仰刘。往哲画殊尤,纬武经文手,大名鼎鼎震全球。浩荡徐泗东,取虑贯当中;濉水流城遗泽洪。南邳祥云龙,东海盛气流,匹秦郑布流芳永。登高唤群蒙,直上舞台顶,欺霜傲雪战严冬。盛地夸光荣,为我中兴颂,佇看国道舞云龙。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和部分从军的青年学生,不顾日本飞机扫射轰炸,结伴登上徐州名山——云龙山:他们脚踏着苏东坡的足迹,俯瞰着周边山山水水,仰望着百年松柏国槐,抚摸着文人武将的题词石碑,吟诵着中国汉朝统帅刘邦的《大风歌》,共抒报国之志,相互鼓励: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1]于殿宝:《为了和平——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赴难捐躯的中国将军们》中卷,第146-147页。

青年学子们激情豪迈的报国诵声与歌声,得到了云龙山中“兴化禅寺”“大士岩寺”和附近寺庙僧人、居士与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纷纷为报国学子祈祷或送上热茶与供果。对面山上“泰山娘娘庙”的道士也遥望为他们祈求平安。城中的“城隍庙”“地藏王堂”“奉亲奄”“华祖庙”“三义庙”等寺庙,城北九里山的“宝峰寺”“白云寺”“平山寺”和城东的“慈济庵”“子房祠”“竹林寺”等寺庙僧尼念咒诵经保佑青年学子,祝愿国泰民安。徐州城中和城周边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团体也带领教徒们奔走呼吁祷告和平[12]同上,第147页。 。特别是基督教会,号召全体传教士和信徒积极献粮捐药,救护和保护平民。

四、基督教在徐州抗战中的善举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发布告示,要求所有在华美国人离开中国免受伤害。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必将是日本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彭永恩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留在徐州。他向美国领事阐述了理由:美国是个热爱和平的中立国家,不会伤害任何一方,但是,传教士的存在会遏制日本军队对平民、伤兵的抢劫和野蛮杀害,还会将目睹日本军队的任何凶残行为报告给美国国内,并通过媒体公布於世,日本不会面对国际舆论谴责而无动于衷。于是,彭永恩夫妇、葛璧玺和麦克菲迪恩医生等人不顾个人安危,留在了徐州。他们全力祈祷和平,以新的活力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3]政协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第310页。

1938年3月,中国军队阻击日本军队进攻的徐州会战达到了白热化,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在徐州上空和周边地区扫射轰炸,特别是从4月下旬到5月18日,日本飞机成群结队轮番轰炸徐州。徐州城整日硝烟弥漫,房倒屋塌,平民死伤无数[14]徐州史志办公室:《抗战时期徐州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参加徐州会战的国军负伤官兵从四周汇集到徐州治疗,徐州教会医院和教堂里伤者人山人海,医生、护士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忙碌救治。为了防止日军飞机轰炸教会医院与教堂诊所,牧师在医院房顶上竖起国际红十字旗,南关教堂也在房顶上画了巨大美国国徽与红十字标志。由于战事紧张,医药短缺,医院里的很多官兵与平民因缺乏抗破伤风药物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彭永恩不顾战乱,亲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抗战指挥中心汉口请求帮助[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第310页。 。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与夫人宋美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16]王忠欣:“基督教与中美抗战同盟”,载《思道学刊》,2021年第三辑,第52页。 ,他们的信仰鼓励了彭牧师。恰巧,4月16日中国广播电台为复活节向全国播放《为什么信仰耶稣》[17]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上卷(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228页。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彭永恩牧师在汉口为徐州顺利争取到了大量救死扶伤的急需药品。

1938年5月19日,日本军队侵占了徐州,展开了烧杀抢劫。彭永恩夫妇和海牟登夫妇在王恒心牧师的大力协助下,立即将城内外(王陵路)的传教士住所、妇女学道院、基督医院、西关基督教堂和南关基督教堂等处设立为难民保护区,大批的难民、妇女跑来躲藏。由于中国籍守门人员被日军射杀,日军企图闯入,葛璧玺医生和彭夏丽女士立即挺身冒死把守大门,阻止日军冲进。在此期间,教会先后救助保护了4300多名妇女儿童、负伤官兵与难民,并全部无私为他们提供食宿和治疗[18]政协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第311页。 。因此,彭永恩和海牟登等美国传教士,成了徐州人们心目中的“活菩萨”与和平使者,受到徐州人民的敬重。同时,徐州的天主教会、伊斯兰清真寺等宗教团体,也把宗教场所大门和住所打开,收留难民与妇女儿童,保护受伤官兵。

1939年5月17日,侵占徐州的日本军警诡称基督教会内部设有“抗日救国会”,将王恒心牧师等17名中国基督徒强行抓走,对其进行严刑审问与拷打。彭永恩和海姆登等美国传教士向日军反复交涉,并向侵占南京、上海的日军指挥部提起诉讼,但都无济于事。于是,彭永恩夫妇利用休假期间,乘船赶赴日本东京,直接与日本负责国外事务的高级官员进行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王恒心牧师等17人。由于彭永恩夫妇的特殊身份与强烈抗议,他们的交涉受到了日本军方的重视。7月30日,被日本军警无理抓走关押的17位中国信徒,终于被全部无罪释放[19]同上。

1941年夏,彭永恩夫妇休假后再次返回徐州。当他们耳闻目睹了徐州在日军蹂躏下的一片荒凉、民不聊生后,十分痛苦,便向美国求援,开始了向民众分发粮食、衣物以及行医救人的慈善活动。同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宣布对日本宣战。1942年6月12日,彭永恩夫妇等在徐州的美国传教士被迫乘车前往上海[20]同上。 ,历尽艰险,最后辗转回到了家乡美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彭永恩夫妇等传教士欢欣鼓舞,他们于1946年年底,又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第二故乡——徐州,开始投入到救助徐州贫苦百姓、重建徐州的事业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在徐州的基督教会被取缔,传教士被要求撤离,彭永恩夫妇等传教士被迫返回了美国。1972年2月1日,彭永恩传教士病逝,享年90岁。[21]同上,第312页。

彭永恩夫妇等传教士对徐州、对中国的无私奉献与友谊,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美之间的友谊仍在继续,彭永恩夫妇的孙子乔治•布朗担任美国“国际友谊之力”的总裁,孙女玛丽•布朗•布洛克担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他们兄妹带领全家与传教士后人继承祖辈的奉献精神,致力开展中美民间友好交流活动,增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22]同上。


注释

  1. 于殿宝:《为了和平——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赴难捐躯的中国将军们》中卷(美国旧金山:壹嘉出版,2024年),第548页。
  2. 尹少华:“徐州南关基督教堂建立110周年纪念”,载《徐州南关基督教堂》,2017年,第17-18页。
  3. 2022年11月13日,作者对基督教在徐州王陵路和“基督医院”的旧址进行了实地考查,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内南楼的墙基上找到了当年刻有“基督医院”的石碑,认证此地为基督医院旧址。
  4. 于殿宝:《为了和平——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赴难捐躯的中国将军们》中卷,第152页。
  5. 政协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徐州:铜山文史资料编辑部,2015年),第309页。
  6. 吉树春:《乐道沧桑》(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96页。
  7. 政协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第309页。
  8. 同上。
  9. 同上,第310页。
  10. 于殿宝:《为了和平——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赴难捐躯的中国将军们》上卷(美国旧金山:壹嘉出版,2024年),第75页;中卷,第148页。
  11. 于殿宝:《为了和平——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赴难捐躯的中国将军们》中卷,第146-147页。
  12. 同上,第147页。
  13. 政协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第310页。
  14. 徐州史志办公室:《抗战时期徐州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第310页。
  16.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美抗战同盟”,载《思道学刊》,2021年第三辑,第52页。
  17. 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上卷(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228页。
  18. 政协徐州市铜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徐州抗战》,第311页。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第312页。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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