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十辑 二零二四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10 Autumn 2024
内容摘要：本文阐述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以山西大学堂为例，从李提摩太的教育背景入手，分析其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和推动“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在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外语等课程，并配备外籍教师，倡导实验教学与实地考察，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科学素养的新型人才的实践价值。李提摩太教育理念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社会思想启蒙及高等教育制度形成的深远影响。
一、前言
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打破了中国长期存续的封闭状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对外合作条约，割地赔款，经贸合作，使中国逐渐走向与前不同的新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考核内容的科举制度，注重儒家经典的背诵和阐释，培养出来的人皆为统治阶层的驯服工具，即所谓“奴才”。西方经济经贸元素的进入，急需与之相适应的实用型、创新型人才。此时的西方，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教育体系已经发生了彻底更新，科学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其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正是在这一中国社会急遽嬗变、传统教育亟待转型的时期，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这位来自英国的浸礼会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李提摩太1845年生于英国南威尔斯，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弗福德学院[1] ，当过小学教员，20岁进入神学院学习，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1869年远赴中国传教[2] 。
李提摩太在华传教生涯长达45年，在宗教、政治、外交、科学、通讯、赈灾等诸多领域都演绎了非凡的传奇。他积极参与中国的社会变革，不仅与中国的上流社会接触频繁，与众多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关系，还通过创办学校、翻译书籍、发表文章等多种方式，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轨迹。
本研究专案以山西大学堂为例，从学校的创办背景、与清政府的交涉过程、校址选择、建筑风格设计，到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实施、师资队伍建设，再到学员的选拔、培养以及毕业后的去向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详细阐述李提摩太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解析其成效与影响，总结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研究李提摩太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李提摩太在中国的教育经历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他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历程。
二、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李提摩太自幼便展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和追求。在当地的学校接受基础教育时，他勤奋刻苦，积极汲取各类知识，对数学、自然科学等学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学校里丰富的藏书和开明的教师，引导他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这些早期的学习经历，为他日后深入接触各种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教育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65 年，李提摩太顺利进入哈弗福德学院深造。在神学院的学习生活中，他积极参与各种学术讨论和思想交流活动。当时，神学院的课程设置较为传统，以欧洲史以及希腊语、拉丁语的学习为主，李提摩太与同学们敏锐地察觉到时代的需求，共同提出了改革课程的大胆主张。他们强烈要求用现代英语替代希腊语和拉丁语，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传教工作的需要[3] 。
他们认为，实用的现代科学知识对于传教士来说至关重要，比抽象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具实际意义，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服务社会，从而更有效地传播宗教信仰。而且，他们进一步主张学习世界通史，涵盖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打破了以往只专注于欧洲史的狭隘局限。
参与课程改革的成功经历，对李提摩太的教育理念和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具有广泛知识视野和实际应用能力的人才。
李提摩太的这种理念在他日后的传教生涯和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到中国后他在宣教实践中又重视跨文化交流和多元知识的融合，努力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他在中国的教育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李提摩太式教育思想
李提摩太身处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变革时期，目睹了中国的衰败与困境，深刻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根本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他认为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教育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从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
李提摩太在《新学》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就无法培养出适用的人才，在与他国的竞争中必然会处于劣势。他将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比作 “母钱”，认为这种投资能带来巨大的回报，就像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实现了国家的富强。
李提摩太主张通过教育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这些人才应具备多方面的素质：不仅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还要具备国际视野，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能在国际舞台上与他国进行交流与合作。
李提摩太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教育。他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必须让学生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他极力倡导在学校中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在他所创办的学校里，配备了先进的实验设备，为学员提供了亲自动手操作的机会，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4]
李提摩太在《西国学校》[5] 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学校的科学课程设置，强调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计算能力；物理和化学则是探索自然规律、揭示物质本质的重要学科，对于推动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具有关键作用；天文和地理知识能拓宽学生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宇宙的奥秘和地球的多样性。他希望通过这些科学课程的设置，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使他们能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李提摩太认为历史、哲学、文学、语言等学科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至关重要。他主张教授世界历史，让学生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历史洞察力。
作为一名宣教士，李提摩太当然也将宗教纳入了教育内容之中。他认为基督教教义中蕴含着许多道德和伦理观念，如爱、善良、宽容等，这些观念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积极的作用。他在学校中开设了宗教课程，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价值观。
四、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1900年，中国山东、北京等地爆发了义和团暴动，这场暴动迅速蔓延至山西地区，部分愚昧民众排外情绪高涨，对外籍宣教士和教会设施发起了冲击。在疯狂的暴乱中，山西境内众多宣教士和教民不幸遇害，大量教堂、医院等教会设施被焚毁，房屋遭到严重损毁，这一事件史上称为“山西教案”。
义和团暴动后，清政府在西方受害国家的压力下签订了《辛丑条约》，山西必须承担巨额的庚子赔款。为了平息西方国家的怒火，解决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清政府急需寻找方法缓和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李提摩太作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凭借其与清政府官员的接触，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解决方案。他建议从山西的庚子赔款中拨出50万两白银，专门用于在山西创办一所西式大学堂，“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6] 。
李提摩太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向山西民众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理念，提升民众的素质，减少民众对西方的抵触情绪，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李鸿章、奕劻等清政府高层官员的肯定，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既能满足西方国家要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山西教育现代化的可行方案。
1902年，岑春煊奏报光绪皇帝批准，将太原的晋阳书院[7] 和令德堂[8] 两所书院合并，正式设立山西大学堂。5月8日，山西大学堂如期开学，校址暂设在太原文瀛湖的南乡试院 。随后，李提摩太积极运作，将其并入山西大学堂，成为山西大学堂的西学专斋。
至此，山西大学堂形成了独特的“一校两制”办学格局，即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并存，分别传授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现代科学知识。
山西大学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李提摩太与山西地方官员在学校的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师资配备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山西官绅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意识，认为学校应该归权于中国地方政府，外国人可以担任教职，但中国官员应该掌握学校的核心事务决策权。李提摩太则希望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管理学校，引入更多的西方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10]
为了弥合分歧，双方进行了多次艰苦的谈判和协商。李提摩太详细介绍了西方先进的教育体系和成功经验，强调科学教育和国际视野培养的重要性。山西地方官员逐渐认识到时代的发展趋势，在保证教育主权的前提下，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经过李提摩太的顽强努力，最终确定了山西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中学专斋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内容，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西学专斋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现代学科，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实践能力。[11]
山西大学堂这种中西合璧的办学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五、中西合璧的教育
山西大学堂采用中西合璧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有机结合，而其中的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两个部分，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山西大学堂独特的教育体系。
中学专斋开设了经史、词章、义理等课程，采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在教学方法上，注重诵读和考课，强调学生对经典的记忆。学生们朗声唱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篇章，以及学习《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培养道德修养和历史思维。
西学专斋全面引入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开设丰富多样的学科课程。在自然科学方面，设置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课程。数学课程涵盖了代数、几何、微积分等内容，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物理课程通过实验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力学、热学、电学、光学等领域的知识；化学课程则注重培养学生对物质结构和化学反应的认识，通过实验操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天文课程让学生了解宇宙的奥秘，地理课程则帮助学生认识地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12]
在社会科学领域，西学专斋开设了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课程。历史课程讲述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历史洞察力；政治课程介绍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引导学生思考政治治理的方法和原则；经济课程教授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发展规律，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法律课程则讲解国内外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文，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西学专斋还设有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外语课程以英语为主，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体育课程注重学生身体素质的锻炼，开展了田径、球类等多种体育活动；音乐和美术课程则丰富学生的艺术修养，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西学专斋在教学方法上也突出创新，注重实验教学、实地考察和课堂讨论。学校配备了先进的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条件。在物理和化学实验课上，学生们通过亲自动手操作实验仪器，观察实验现象，得出实验结论，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
西学专斋在课堂上，鼓励学员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还经常组织学员从事实地考察，走出课堂，亲身感受社会和自然。
山西大学堂这种中西合璧的课程设置，使学员很好地涉猎中西方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为其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许多学员毕业后，以所学知识和技能在不同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六、山西大学教学制度的形成
山西大学堂在教学管理方面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确保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在考勤、考核等方面也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学员认真学习。学员必须按时上课，如有缺勤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学期末进行严格的考试，根据成绩对学生进行评价和奖惩。[13]
山西大学堂注重学员的品德教育，将德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学校倡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社会责任感和慈爱精神。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举办讲座和各种活动，培育学员健康善良的人生态度。[14]
李提摩太特别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广纳贤才。为了聘请优秀教师，他不辞辛劳，前往上海、天津等地，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从国内外选聘了一批高水平的师资。这些教师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
在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工作的，有许多来自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教师。如英国的敦崇礼、苏慧廉、毕善功、燕瑞博、马尔东、克德来、华林泰、季成信，美国的来门义、李恒礼、卫乃雅、威廉姆斯等[15] 。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为学员传授最新的科学知识和学术成果。这些外籍教师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还通过与学生的日常交流，让学员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社会，拓宽了他们的国际视野。
李提摩太也注重选拔和培养中国本土的优秀教师，鼓励中国教师不断学习，提升专业水平，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一些中国教师在与外籍教师的合作中，汲取先进的教学经验，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这些本土教师既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将西方的知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指导。
在李提摩太的运筹和管理下，山西大学堂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中外师资力量，形成了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这些教师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服务，为山西大学堂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李提摩太教育理念的影响
李提摩太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产生了深远的推动作用，在多个方面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
山西大学堂的创办就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据统计，山西大学堂早期培养的学员，许多人毕业后投身于教育、科技、政治等领域，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部分学员毕业后成为新式学校的教师，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传播到更多地方。还有一些学生在科技领域发挥专长，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16]
除了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领导的广学会还通过出版大量刊物与书籍传播西学知识，在社会上营造了学习新知识的氛围，间接促进了新式教育在更广泛范围内的传播。
李提摩太的教育理念促使中国教育理念发生了深刻转变。他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社会实用型人才，这一观点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以科举为导向、注重儒家思想传承的狭隘观念。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要培养适应时代需求、推动国家发展的人才。
这种理念的转变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教育的弊端，倡导教育改革，提出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人才的教育目标。
李提摩太关于教育内容多元融合的理念，也促使中国教育界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教育，推动了教育内容的现代化转型。
他的教育活动在社会思想启蒙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中国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注释
参考书目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