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十辑 二零二四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10 Autumn 2024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针对“愚弱贫散私”等民族痼疾，确立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运用公能教育思想重塑学生的人格。为此，张伯苓通过开设修身课、强调人格感化、培养良好习惯、倡导现代体育等方式，将爱国为民的情怀和基督教的理念融入塑造人格的过程之中，鼓励学生以实干的精神加以践行，实现了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张伯苓提倡中国人的人格重塑，并不仅仅局限于南开一校，而是面向中国社会，与挽救民族危机，国家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
南开学校自1904年创建以来，先后建立了中学、大学、女学、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作为南开学校校长的中国近代教育家张伯苓倾注了半生的心血，居功至伟。为解决近代中国严重存在的“愚弱贫散私”等痼疾及各种社会问题，他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教育思想，并呼吁重塑中国人的人格。
一、张伯苓重塑中国人人格的心路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危机深重。1897年，英国强租山东威海卫，正在北洋水师服役的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受刺激。他认识到国家积弱至此，如不实现自强，将无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3] ，遂离开北洋水师，成为天津严氏、王氏家塾的塾师。
张伯苓深刻地认识到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很多，存在“愚弱贫散私”等民族痼疾。因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公能”教育理念，“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4] 。允“公”，即是一心为公，服务于国家社会的公共事业；允“能”，即是学以致用，对学生服务社会的实际能力加以培养。此外，张伯苓还提出了重塑中国人的人格等主张，改变人格扭曲的现象。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人格训练对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意义。张伯苓清醒地认识到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将育才救国的理念付诸实践，并从学校教育入手，重新塑造中国人的人格。
在1923年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式上，张伯苓提出办大学的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格，使学生通过接受系统的教育既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5] ；既重学问，又重人格，身体力行，矫正民族“愚弱贫散私”等痼疾。
为什么张伯苓会赋予现代教育以重塑人格之功能和使命呢？这既离不开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体认，也与其教育理念和实践密切相关。张伯苓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上以家族为本位，在家长的权威下，家庭成员以服从为先，个人的人格深受传统礼教束缚，“自创心”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对专制政权，人民完纳租税后别无他求，而人格渐习惰逸。有鉴于此，张伯苓认定“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6] 为考察中国最需要且最适宜的教育制度，张伯苓走向世界、遍览东西，觅得两种可资借鉴的教育制度：一则英、法、美之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并冶为一炉，在南开学校实行人格教育，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
张伯苓对塑造人格的重视还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张伯苓既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先驱与领袖。[7] 张伯苓曾言：“我是从两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那里第一次听说基督教的……然后我开始十分虔诚地研究基督教，发现基督突出的品质是他特有的人格和牺牲精神。这深深地打动了我。”[8] 他也将基督教的隐忍、宽容、奉献与牺牲等人格精神融入到了南开学校的教育之中。张伯苓提出“基督化人格”，即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有“大量，大人格，大牺牲，大无畏的精神”。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耶稣分银与仆人的故事来鼓励学生们善用、多用自身才能，独立自主，帮助同胞，富强中国。[9]
二、张伯苓重塑人格的方法与路径
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的人格，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一边在教育实践中丰富和完善公能教育理念，一边对学生进行人格重塑的探索。首先，他在南开学校的日常教育活动中反复强调重塑学生人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他重视人格感化在教育中的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谋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人格的效果。他深有感触地说：“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10] 。其中，他认为校长、教师应该承担起人格感化的主导责任。
1923年9月，张伯苓在南开全体教职员聚餐会上发表讲话，主张对学生“人格的感化”。他语重心长地对学校教员们说：若每日时间大半消磨于“办公室”里，鲜有与多数学生见面的机会，则欲收人格感化之效难矣。[11] 因此，他不仅鼓励师生们多接触，“俾便以深厚之同情，实施个别之指导”[12] ，而且将“人格感化”写入南开系列学校的教员备览中，明确以“潜移默化”为实施训育最高之原则，并规定对切实做到对学生实现人格感化、仪态言行足为表率的教员授予奖助金。[13] 张伯苓本人更是率先垂范，践行“人格感化”，影响、教育南开师生。
学生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人格重塑的主体。在南开，张伯苓并没有使用灌输的方式，让学生们沦为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让学生自我教育、规约与内化。张伯苓深知要从根本上重塑中国人的人格，需在教育上实施人格感化；而推行人格感化，则需从培养良好习惯上入手。在修身课上，张伯苓曾言：“一好习惯，即将来之一好人格，一有用之学生。”而对于良好习惯培养与人格养成间的关系，张伯苓认识得很清楚：“吾人平常所谓人格，莫非习惯之积体：习惯良好，即人格高尚，习惯恶劣，斯人格卑鄙；是以吾人于训练学生之时，宜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是故吾苟尚于平时指导学生，从事正当之活动，知行合一，以身作则，朝于斯，夕于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则彼等终必有养成良好习惯，健全人格之一日。”[14]
为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养成健全、独立的人格，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创立了严格的风纪制度。鉴于近代国人普遍存在的精神颓废、习惯不良等问题，张伯苓绝对禁止学生沾染饮酒、赌博、吸烟等事，并在学生批评自己吸烟的时候，毅然戒烟。他还在校门侧悬一镌有镜箴的大镜，上书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15] 。可见，南开各校传承至今的容止格言，不仅塑造了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精神风貌，更蕴含着校长张伯苓等人对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殷切期望。此外，张伯苓还在南开学校推行学生自治，提倡学生主动参与学校规范的建立，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来养成学生自主、健全的人格。于是，学生不仅是人格塑造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了塑造朋辈与自身人格的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还将体育运动与学生人格塑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表了《体育与人格的塑造》等重要演讲。张伯苓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16] 故南开学校非常重视体育，通过开设体育课程，制定各类学生体育及格标准，购置体育运动器械，提供运动场馆，成立体育运动队，参与和主办各种类型体育运动会等途径，锻炼学生的身体，养成坚强之体魄、健全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南开体育助力学生人格的养成，张伯苓在提高学生们身体素质的同时，还以教育的方法，增强学生们的团队意识与坚毅品格，养成学生“能守纪律，重协力，尚仁侠之健全人格”[17] 。
张伯苓还很有远见地强调体育在女子教育中的重要性，开展女子体育运动。自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建立后，张伯苓就特别增加了女子体育比赛项目，为中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以及女子运动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
不仅要使男女学生在体育运动中磨砺人格，张伯苓还善于借用突发事件，加强对学生的人格教育。1924年，南开学校学生在华北运动会上为本校运动员喝彩助兴，却遭到社会上别有用心者的讥讽，说南开学生“精神未善”、因体育之胜负损伤了自身的人格。张伯苓特意在南开学校高级修身班上对为南开运动员喝彩的学生加以肯定，称其是为“助本校运动员之兴，但绝非为扫他校运动员之兴”，鼓励学生们在体育竞技中勇敢争胜。同时，张伯苓也强烈反对在运动中为对方恶意喊倒好，并以其为中国体育界之不幸。他告诫学生们：“运动所争者胜负而已。苟一战而负，负而已矣，人格上固犹在也。若夫人格一有损伤，则虽胜又岂值得若许代价哉？”[19] 即在体育运动中要注重自身人格的展现，人格的优劣要远重于比赛的胜负，教导学生参加体育竞赛既要积极争取佳绩，又要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失败，不得为取得成绩采取拙劣的手段。[20] 张伯苓不仅为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学生们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既强健了体魄，也得到了身心的协调发展，并养成健康的人格。由此，张伯苓探索出了一条重塑人格的有效途径。
通过不懈的努力，张伯苓重塑中国人人格的远大理想在南开学校落地生根。通过人格感化、学生自治等，张伯苓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人格与组织、纪律性；通过提倡体育运动，张伯苓扩大并提升了重塑中国人人格的范围和层次。实际上，张伯苓还在训练童子军等许多与教育相关领域，强调人格陶冶、人格塑造[21] 。
三、公能教育思想对于重塑人格的实践与创新
近代以来，中国精英人物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人的人格需要重建，因此，人格救国的思潮遂应运而生。孙中山先生曾明确提出过“人格救国”的主张，并呼吁“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以改良人格来救国”，强调通过改善人格来实现救国的目标。在演讲中，孙中山提出培养人们优良的道德品质、打造“顶好的人格”是人类的天职，也是社会进步和革命胜利的关键条件，唯有造成顶好的人格，才能推动社会进步。[22] 胡适等社会精英也提出“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23] 。
然而，人格救国的理念在具体实施时却遇到诸多困难。据司徒乔回忆，1924年他由广州的教会学校来到北京求学，“觉得不问政治是学生的本分，不相信‘人格救国’那一类废话，课余时间，大部拿来练习写生。我的父母和亲戚都很穷苦，但我从来不去追问这穷和苦的根由。[24]” 可见，空谈人格救国没有客观的物质基础，难以收到实效。
面对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外国势力的横行霸道，中国社会上还出现了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处于外国保护下的基督教教会、反对空谈“培养人格”与“人格救国”的浪潮。作为代表人物，恽代英就提出：“我们不是说人格不是十分要紧的东西”，但是，“我们非打倒外国人的压迫，非振兴实业，一万年的‘人格救国’，亦只是空话”[25] 。对急于改变国家命运的中国人而言，空谈人格救国是徒劳无益的。
重新塑造人格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张伯苓深刻地意识到了重塑学生的人格需要学校与社会的长期合作与互动。面对质疑，张伯苓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创造性地将重塑中国人人格的理念与公能教育思想相结合，把人格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人才培养之中。
作为南开学校教育的灵魂，公能教育为校长张伯苓最早提出。张伯苓认为，公能教育既能医治中华民族之病，也能重塑中国人之人格。他指出南开学校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除需强调知识素养与身体素养的训练外，还需特别强调道德素养的训练。在张伯苓看来，南开的人格教育要以公能教育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教育又需依托以包括人格教育在内的各种训练来实现。从南开学校的教育实践来看，公能教育思想的贯彻实施对于重塑中国人的人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无疑为中国当时的教育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强调公能教育，即是要将爱国、为国的情怀融入学生的人格中，并以实干的精神加以践行。结合南开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张伯苓提出“欲他日爱国则现在宜爱校”，期望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养成公德心，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张伯苓常常告诫南开学生：不仅要有爱国之心，更要兼有爱国之力，然后方可实现救国之宏愿。为此，张伯苓不断地向师生们推心置腹地讲述公能教育思想与人格塑造的关系，倡导学生们毕业后在社会上以实际行动践行在南开所受之公能教育。在南开大学商学会成立大会上，张伯苓以“熏陶人格是根本”为主题发表演讲，在强调教育要关注人格熏陶的同时，进一步阐发了自身对公能教育成果的期盼——“造出一班人来”，为公为国而非为私利，使中国的实业得以发达。[26] 同样，他坚信假如南开人都能坚持“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的信念，践行“一致为公，始终不渝”的行为准则，那么不但个人的事业可以成功，国家的独立富强也将指日可待。[27]
张伯苓不论多忙，每周三都会在学校礼堂召集全校学生集会，或亲自或请人发表演讲，阐述各种科学知识，以及为人处世之法、求学爱国之道。这种“修身课”，亦成为张伯苓传播公能教育理念、塑造学生人格的重要活动。张伯苓在讲演中，反复启迪学生的心智，使学生将公能实践的理念与精神内化于心，养成健康的人格。因此说南开学子“奋斗”与“求改进”之精神，多半养成于集会之中亦不为过。[28] 在演讲内容方面，人格修养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张伯苓期望学生们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29] 的品质，造成完全之人格。
除了在男校中实行学生人格塑造外，张伯苓亦极为重视促进女性的人格独立。近代中国，人们多关注妇女参政、社交公开等议题，而张伯苓则认为解放女性的关键在于女子教育问题。“妇女之知识苟能提高，则其能力、其人格自亦因之而增高，其他枝叶问题自均易解决矣”。[30] 基于此，张伯苓创办了“女学部”。
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正式开始招生。[31] 张伯苓将“提高一般女子之人格”置于重要位置，以培养女学生坚韧刚毅、勤奋好学的品质，塑造女性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使“女生得一模范之人格”，使她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32] 1935年11月，张伯苓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面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如宫殿般恢弘的校园建筑，他对在场的女学生们说：“一切伟大似皇宫的建筑，是物质的，是小事，惟有高尚的人格，属乎精神的，乃是大事” [33]。他号召女学生们抛弃自私与敷衍，抱有为公的人格，靠自己动手认真做事，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张伯苓塑造女学生人格的公能教育理念，有助于女学生人格的完善，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
张伯苓长期实行公能教育所取得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具有奉公实干人格的青年，使之成为了社会之楷模与标杆。“随流逐波，图暂时之苟活，失一生之人格，则生命又何足贵哉”[34] ，这段文字来源于张伯苓1916年12月给南开毕业班的训词赠言，由当时在南开学校求学的周恩来笔录。显然，在张伯苓的教育与引导下，其公能思想对南开学生的人格塑造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在公能教育思想的持续作用下，张伯苓与南开学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人格象征。1919年11月，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成立纪念大会上致辞，提出“个人应具固有之人格，学校亦当有独立校风”[35]。作为个体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以自身的人格为支撑，而将学校与个人进行类比亦是如此。学校具有着怎样的校风，就培养出具有怎样品质的学生，南开学校自然成为了承载公能教育思想的典范。
日本侵华战争，使南开学校蒙受毁校之痛，纷纷南迁。1939年3月，400多名南开校友在西南联合大学开会欢迎张伯苓，林同济教授主持并致辞，强调南开的伟大，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寻常的学校，更代表着一种人格，而张伯苓校长就是活的象征。[36] 张伯苓发表了名为《南开校友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希望南开校友“本着南开‘公’、‘能’校训往前去”[37] ，承担起知中国服务中国、抗击外来侵略的责任。
四、结语
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下，国家的改造、民族的复兴、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对国民健全人格的塑造，而想要重塑中国人的人格，教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关键部分。在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教育家张伯苓以一位基督徒的博爱、服务情怀，吸收外国经验，充分认识到了将集体主义与国家认同等观念植入中国人之人格中的重要性。将塑造学生的人格作为南开学校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公能”二字即是对张伯苓教育理念的集中概括。
注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