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十辑 二零二四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10 Autumn 2024
内容摘要：语文教材为意识形态之重镇，本身就含有信仰价值取向，当今传统、民国、公立三种小学语文教材分别代表着类信仰、去信仰、准信仰三种维度的信仰特征，对应的是人心理结构的情、知、意层面。传统语文教材以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和精神为主，旨在选出社会所需要的官吏。民国语文教材虽较为开放和多元，但其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体现出明显的反传统价值特征。公立语文教材的培养目标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革命叙事和民族主义是其中较为明显的特征。三种教材体现出不同时期编者的价值需求。
坊间流传的语文教材可分为公立、民国、传统三种，不少教育者舍弃工具性强、训练有效的公立教材，改用后两种，体现出他们对语文文学性和价值性的重视，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教材所蕴含的信仰价值特征。[1] 尽管研究者甚少言及语文教材中的信仰价值取向，但语文教材的选文体现着编选者对信仰价值的基本态度，即使是对此持反对或鄙夷态度者也不可避免，如杨庆堃所言：“许多无神信仰的思想或行动体系具有宗教的特质，或扮演着某些与有神宗教类似的基本心理功能。” [2] 本文正是在这一宽泛的意义而非宗教信仰层面上使用“信仰”一词，指出几种类型语文教材的信仰特征与时代因素，提请语文教材的研究者、编撰者和使用者关注这一方面。
一、传统语文教材的类信仰特征
中国传统语文教材可分为蒙学、经学和文学三个层次，[3] 经学是其中的重点。[4] 传统语文教材提供的是类信仰的儒、道、释文本，其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前两者，教材中含有或显或隐的信仰成分，“传统教育大概都离不开学习一套文化或宗教的经典。西方（包括犹太教）、印度及伊斯兰的文化都是如此，中国也一样。”[5] 宗教内容已渗透和镶嵌在传统教育当中，二者的深度捆绑反映出传统社会的教育目标和价值诉求。
古代中国很早就使用蒙学教材，《汉书·艺文志》载：“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6] 这段话之前还提到《史籀篇》、《凡将篇》、《急就篇》，说明汉代童蒙教育已基本成型，具备一定体系。唐宋时期蒙学教材颇有规模，郑阿财、朱凤玉在《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一书中研究了十种以上的蒙学教材，涵盖到习字、算学、圣贤、自然、家教、常识和道德等诸多方面。[7] 宋后更形成以“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为代表的长期风行的蒙学教材，同时辅以《弟子职》《弟子规》《太公家书》《小儿语》《古今贤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格言联璧》等格言警句材料。它们三到七字不等，内容为洒扫应对、训诫教导、为人处世等。此外，还有掌故类、历史类的蒙求和各种学科实用的知识韵语，数量极大，层出不穷。
作为古代中国主流价值的儒家更是蒙书的重中之重。“从朱熹以后，蒙书也已经系统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使得学习识字的幼童很早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 [8] 以《三字经》为例，其中不乏对儒家经典和圣贤的描述，如其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有孟子的性善论，“性相近，习相远”出自《论语·阳货》。“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这几句话将“四书”的篇目和基本内容予以梳理，指示学习的基本门径。“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接着是中国历史的介绍，藉着朗朗上口的韵律将重要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无形中实现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则从道德教育的角度树立起孩童当学习的榜样。这种安排符合秦家懿和孔汉思将中国信仰归为圣贤崇拜的看法，以及二人认为儒学是“礼教”，“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说法。[9] 《百家姓》看似全为毫无关联的姓氏罗列，但却基于血缘和宗法关系，体现的是古代宗教中与天神崇拜并驾齐驱的祖先崇拜观念。[10]
文学教材分为文选和诗选教材。前者有《昭明文选》《文章正宗》《文章规范》《古文关键》《古文标注》《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后者有诗骚、汉乐府、魏晋南北朝诗、唐诗、宋词、元曲等。在内容、风格和精神等方面，文学教材反映出古人思想深处的信仰泛化特征和底层文化逻辑，如《诗经》雅颂的庄严肃穆、《楚辞》的奇特瑰丽分别体现的是商周宗教和南楚巫风的影响，李白诗的飘逸飞舞、灵动自然与其沉迷的道家思想密不可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多处体现道家的“素”“真”“玄”“淡”等风貌，王维诗歌的空灵静寂、刘勰《文心雕龙》的体大思精均受惠于佛教的理论和精神，韩愈诗歌的审丑意识、古文的攘斥佛老和复古崇儒及对宋代理学的影响也离不开佛教的背景，“妙悟”“意境”“神韵”等重要文学理论中的提出亦与禅学息息相关。[11] 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多阴柔、空寂、萧索、缠绵、凄怆、幻灭，也跟佛教“四大皆空”的人生观有密切关系。
经学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及其注疏，如蔡可所言：“回顾中国教育史，自从汉代儒家确定经典地位之后，经学教育就一直是教育的重心。即使是有诗赋取士之说的隋唐，以经学为内容的伦理教育也占主导。像当时国立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专授经学，分大中小三经，课程设置几乎将十三经设遍……宋元新儒学盛，儒家经典更成为教育中心……明清时四书朱注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在道德伦理方面得到了高度的强化。”[12] 这种情形从汉代到清末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明言：“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同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三人写道：“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13] 在传统士大夫看来，经书里的孔孟之道不只关乎学统，更关乎道统，因此不惜将其提升到信仰和宗教的高度，视之为国之根本。
张志公认为传统语文教育“一共干两件事，一是花大力气对付汉字，一是花大力气对付文章”，内容是“识字加读古文加作古文”，性质和目的是“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14] 李弘祺也认为“中国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一批可以服务政府的官员”，并援引陈东原的说法，将其称之为“养士教育”，指出这一目的符合《大学》所提出的道德培育八步骤，即个人品德提升后经由“齐家”进而治理天下的过程。[15] 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器识，无疑具有着宗教般热忱和气质，即便不命之为“内在超越”，[16] 其中的超验性也非常突出，这也是笔者将其称之为类信仰的缘故。显然，为统治者培养官吏的现实教育目标体现的是政统方面的需求，传统儒学教育本就兼有学统、道统和政统的三合一功能。[17]
二、民国语文教材的去信仰特征
所以将民国时期的教材归为去信仰一类，是因为其选文不仅排斥终极信仰类文本，还将传统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学也涤除出去，去除神圣和超越因素后，只剩下理性价值判断和人文主义取向。与坊间对民国教材的热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教材所隐藏的习焉不察的反文化、反传统思想。思想的解放最初是挟带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力量呈现在世人面前，李泽厚认为它源于中国古已有之的实用精神。[18] 这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传统的政统思想不再适应新时期社会需求，被更平和、务实的道德教育和美育所取代。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对于教育之意见》一文列出五种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提出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德育和美育代之。[19] 1912年9月2日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为：“注重德育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20] ，明令废止读经，传承数千年的经学教育就此被斩断。这些细则几乎是蔡元培意见的翻版，除世界观教育因陈义过高未被采纳，其余都一一对应蔡元培的教育主张。
其次，传统学统观念开始动摇，逐步降低教育难度，改换教育内容。传统文化和学术面对现代化历程中的无能为力，势必带来时人在语言、文学和观念方面的求新求变，传统做法逐步解体或被摒弃，如蒙学教育就彻底没落。1870年同治时期的《小学义塾规条》认为学生识得几百字就可以深入教导，已开传统教育式微之先河。1902年光绪时期的《钦定蒙学堂章程》及次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将集中识字基本废除，代以随文识字，入学伊始就对字词讲深讲透，其思路一直延续至今。以1925年出版的8册《初级国语读本》为例，教材内容多用韵语，虽具有儿童本位观，但识字量已大为减少[21] 。蒙学所有教育方式都在被斥之列，如郑振铎就对“三、百、千”毫不客气地说：“是以严格的文字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22] 尽管持批判态度，但却准确指出蒙学材料的价值取向。
经学、蒙学如此，文学教材亦不例外。孙俍工说民初教材“大都不外以下四种文章：（一）《古文辞类纂》、（二）《昭明文选》、（三）《经史百家杂钞》、（四）唐宋各家的诗”[23] ，显然是传统文学教材的延续。1917年钱玄同《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文将这些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认为“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24] 传统教学内容一概否定，以“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显韵文取而代之，体现出教育内容和目标对传统的反叛。
再次，传统的道统也岌岌可危，最终不免被抨击和打倒。时人矛头指向的最终目标是中国文化本身，釜底抽薪之举则是废除精神文化载体的汉字。许多主张事后看来颇为荒诞和幼稚，显出时代在语言革命中的仓促和迫切。1918年3月14日,钱玄同在《新青年》刊文称：“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25] 如此激愤态度并非钱玄同一人所有，不少知识分子赞同汉语拼音化运动，视汉字为落后语言，必欲废之而后快。[26] 中国传统文化被一笔抹杀，已彻底沦为文化虚无主义。
因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二、三十年代语文开始注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内容。[27] 一大批著名学者投入其中，民间自编教材空前繁荣，[28] 前些年广受好评并多次再版的民国老课本大多出自这一时期。[29] 相对于传统语文教材的包罗万象及明确价值指向，民国教材的编选思路普遍采取儿童视角，照顾到儿童身心特点，增加趣味性和生活性，贴近儿童生活情形。[30] 然而，另一方面，民国教材的缺点也很明显，如前所述内容比较简单和浅显，有些常识根本无需列入，[31] 读写训练更偏实用，[32] 语言文白夹杂，[33] 美感不足，文学性下降等。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价值阙如，教材失去传统社会最为重视的信仰特征。就此而言，民间对民国教材的追捧可能是个误解，未意识到其中反文化、反传统倾向和文学、价值缺失等问题。据李兴茂观察，这些教材总体质量参差不齐，真正的精品为数不多。[34]
三、公立语文教材的准信仰特征
“古代的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是与古代社会的伦理教育、德性教育等结合在一起的；现代的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则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教育、爱国主义等结合在一起的。” [35]公立语文教材体现着国家与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即社会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文中常见的国家和革命领袖事迹、现实主义文学观、祖国地形风貌及各民族民风民俗，自然是其中的重点内容。
将领袖事迹列入教材，让学生学习与效法，这和传统教材对圣贤的表彰一脉相承，不仅我国如此，其他国家亦不例外，如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就曾选入对美国社会影响甚大的《麦加菲教材》中。尽管后人考古发现华盛顿故居并未种过樱桃，整个事件可能是子虚乌有，但这恰恰表明道德教育需要一定示范性。也就毫不奇怪，为何民国政府要求语文教材要含有这方面选文，如1932年的《小学课程标准国语》就指出教材要积极采用孙中山故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第一学年也含有“我国伟大人民领袖的童年故事”。1954年《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要学习苏联教学方法，列宁、斯大林在此后教科书中经常出现。这些内容本质上和《三字经》中的圣贤榜样并无二致，契合蔡元培所主张的德育代宗教说，不同之处在于更为侧重革命叙事内容。
开国领袖的故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如下：人教版一年级下册：《邓小平爷爷植树》，四年级上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五年级上册：《青山处处埋忠骨》（毛岸英）、《毛主席在花山》，六年级上册：《军神》（刘伯承）、《十六年前的回忆》（李大钊）、《一夜的工作》（周恩来）；苏教版一年级下册：《陈毅探母》，二年级上册：《朱德的扁担》，三年级上册：《军神》、《宋庆龄故居的樟树》，五年级上册：《高尔基和他的儿子》，五年级下册：《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北师大版二年级下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三年级下册：《元帅的故事》，四年级下册：《草帽记》（贺龙）；鲁教版一年级上册：《邓小平爷爷植树》，四年级下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五年级下册：《青山处处埋忠骨》、《毛主席在花山》；沪教版二年级下册：《高尔基和他的儿子》，三年级下册：《军神》、《手术台上的指示》（周恩来）。
与此相类，其他人物中最突出的有两种：革命烈士与战斗儿童，劳动模范与道德楷模，[36] 前者有：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飞夺泸定桥的英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王二小、海娃、雨来、小夜莺、热那亚的少年等，后者有：白求恩、雷锋、孔繁森等。
公立语文教材中的这些选文当然不是信仰文本，但借用“公民宗教”的概念，将其称之为具有准信仰的说法或许也可以成立。卢曼将“公民宗教”看成“准宗教”：“公民宗教指一种民族国家共同体准宗教信仰的最低限度的要素，它能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提供共识（基本价值），即对宪法中的价值理念的承担；这种公共的价值取向可作为准宗教来看待。”[37] 不同于陈明将儒教认定为中国的公民宗教，[38] 笔者认为现今中国社会符合这一特征的只可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列教材选文中，为着社会主义事业而流血牺牲的事迹所在多有，正是这一观念的最佳例证。
与民国时期急于否定和打倒民族文化不同，公立语文教材对传统文化价值多予以肯定和赞扬，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古诗词文比例提高，整个小学要背诵75篇，中小学总共208篇；二是大量选入体现民族自豪感的文章，如：《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圆明园的毁灭》《升国旗》《我叫“神舟号”》《中国结》《爱我中华》《中华民族的最强者》《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华少年》《祖国，我终于回来了》《回自己的祖国去》《可爱的中国》《我们爱你啊，中国》；三是在写景文章的选择上，集中选取最能体现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景色，如西沙群岛、小兴安岭、赵州桥、长城、颐和园、兵马俑、丝绸之路、九寨沟等。
与这套体系高度一致的是选文奉行的现实主义原则，这显系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目的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时代的压迫、生活的艰难、命运的悲惨，如《小抄写员》《凡卡》《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我的叔叔于勒》《多收了三五斗》《在烈日和暴雨下》《绞刑架下的报告》《在出狱欢迎会的演说》《狱中书简》《项链》《守财奴》《变色龙》等，乃至教参中对文章的解读也有意往这方面靠拢，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等文章，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来分析。此外，教育部所推荐的课外阅读亦不乏此类著作，说明语文教材本身具有的思想引领和价值规范的重要性。
结语
现阶段中，语文教育和其他学科一样面临着古今嬗变，也存在着中西之争，但最根本与迫切的问题在于其中的根本价值的问题，借用传统术语来说，是文与道的关系。具体到语文教学所使用的教材上，无论何种语文教材，都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文与道的关系，所有的成文材料都承载着背后或深或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一种材料是完全中立而与价值无涉的。对应到本文所论及的三种语文教材，大致可以说：公立学校语文教材的“道”是其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既是公共领域和社会价值基础的根基，也具有一定的准信仰特征，它诉之于学生头脑中的意志，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传统语文教材中的“道”是儒释道的价值观，在传统社会中起到平衡与调适人心的作用，传统知识分子以真理自居的气度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化成天下的精英使命，都使其具备可比肩宗教的类信仰特征，获得的是学生的心怀，目的是要赢得人内心情感的羁恋，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现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年轻时激进与西化，后来则一头扎入故纸堆里去。民国时期的教材，包括现在坊间流传的一些语文读本，其中的“道”是人文主义，特点是去信仰特征，依靠的不是外界的权威，而是自己头脑中的理性，是启蒙之后的人对自己认知和判断能力的运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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