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九辑 二零二四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9 Spring 2024
内容摘要：郑大同长老，一位兴起于文革时期的温州传道人，带着对信仰的执着，对真神的敬畏，对真理的持守，走完在世的道路。他在富有诗意的气质中坚守真道，在富有情感的爱中伴随着愤青般的较真。
郑大同长老，这位温州基督教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于2024年5月19日凌晨3点18分走完了83年诗意的人生旅途，在他所尽忠的主怀安息了。作为小辈，未在其门下受教，却读过他的作品，并与他在文字与历史方面有一些接触，试着追忆些许他的故事，作为悼念。
郑长老，我用“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来定位，可能会有人不太接受，认为还有某些人比他做得多、做得好，或影响力大。我当然能够接受！但是，我却仍然要这么说，只因为我觉得，就算有其他人比他更有资历成为“代表人物”，但他却已经成为那一个时代的见证。当然，我加上“之一”也就是在肯定他的同时，仍然相信有其他具代表性的人物。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接受，郑长老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因为他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活跃在教会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正如香港循道卫理中心总干事卢锦华所说：“……郑长老的个人见证……是指向上帝在温州教会在历史转折当中的作为，祂爱郑长老及其家人，祂爱温州及弟兄姊妹，祂更爱中国大地的同胞……”[1]
那么，郑长老是怎样的人物？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主观的看法，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主才是那能够给予最公正的评判的。在本文中，我想分别从与他接触的点滴及历史的角度来分述。
印象中的郑长老
从小，就知道温州有位很有才华的传道人，早年是父亲的同工，在文革时期加入教会，为主受过不少苦。但从个人的接触来说，我真正认识他，却已经是2004年。主要的原因，是我个人青少年时期并没有在温州市区生活，而是在农村生活学习，且没有跟郑长老学习过。后来离开温州，在上海读神学，没有机会接触他所办的神学培训班。2004年12月29日，我曾因历史研究的需要，去蒲鞋市他家中做了一次口述史采访，算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之后，还有过一次拜访，但没有录音。一起出席过几次活动、通过电话。不过，在微信里，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交流。很明显，他思维敏捷，总是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以及时事的动向。2021年春，得知他从医院回家，我跟父亲于4月22日一起去拜访过他。近期得知他病危，我因为事工太忙而不能前往探望，只是从同工那里得知一些情况。
在思考印象中的郑长老时，我发现他用“基督里诗意的人生”来给自己定位，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现稍微罗列接触中的一些印象：
他是一位思想深邃的长辈。差不多在2005年，我投入文字服侍以来，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就在他的博客“约书亚之家”里看到他的文章。他经常在我的文章后面留言，也加我的QQ跟我沟通，但没有像我一样，一天出一篇小文，而是过一段时间出一篇长文。每次，我都会被他那犀利的文字所征服。
他是一位性情中人，类似于老愤青。说实在的，我有时不能适应他的直率，觉得与他的年龄不符。年逾六十的郑长老，总会在第一时间对时事作出评论，甚至有时还发一些牢骚，活像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我那时就是这个年龄）。好几次，他居然为着所读的书籍而书写长文，批判其中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服，他那独特的洞见，入木三分的分析，比我这个愤青要成熟得多。
他是一位诗人，用“诗意”表达自己的人生。对于诗，我总是觉得自己的涵养是不够的，但郑长老的诗我还是能够读得懂，也会受他的诗所感动。阅读中，也经常会发现，那曾在圣诞、复活节的聚会中出现的朗诵、圣剧，居然不少出自于他。当我告诉父亲《基督精兵》是出自郑长老之时，他兴奋地说：“这首歌我们从文革期间就在唱，原来就是他所作，歌词与曲调都很符合，唱得朗朗上口。”他的作品在我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如在《乐歌》中所载的几首快板、儿歌、三句半，都是我小时候在圣诞节所背诵、表演过的，如“平安夜庆圣诞”、“圣诞之夜多光明”、“今晚星光灿烂”、“天父爱我小儿童”。[2] 如今想起，小时在台上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
他是一位画家，随时描绘精彩的场景。如果没有记错，第一次拜访郑长老时，就被他的画家身份所折服。他向我展示了保罗大马色路上受光照的那幅，成为他所编的一期杂志的封面。后来，他在不同的场合给不同的文人、大伽素描，放在朋友圈展示时，每一幅都栩栩如生。我也希望能有机会请他画一幅，但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实在遗憾。
他是一位作家，用文字书写信仰的点点滴滴。经常有人说郑长老骄傲，总以自己是作家自居，拿自己的文章与人分享。我则是很敬佩他，因为在老一辈的温州牧者中间，大概他是绝无仅有地能够“以文会友”的传道人。他的文学功底，我是自愧不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是喜欢玩弄词藻的人，反而文如其人，真诚、直率。我一直期待他的《神的教会在温州》能够出版，他也曾问我是否可以担任校对，协助出版。但因我自认才疏学浅，无法胜任而婉言拒绝。但我阅读过初稿，该书从一位见证人的角度梳理教会史，给后辈研究者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历史中的定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的早年确实一直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的角色，可能是因为他在当时温州义工群体中不被认为是恩赐出众的。虽然他的学历是他们中最高的，文学修养也是最好的，但在在以讲道恩赐论英雄的温州教会中，他的讲道并不是特别受同时代同工们的欢迎。
他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没有成为领军性的人物，这跟他的性格和立场有关。他有点愤青，因为他总是看不惯教会里发生的各种问题。他直言不讳，所以不受一些人的待见。父亲谈起他的时候，总会说他可能因为学历、学识较高，对于事情的认识会比一般人深入。但同工们却不一定能够认同，毕竟大家都是同龄人，会有一些不服气。不过，不得不承认他是极少能够与中国基督教领袖对话的温州青年（在80年代初），所以在丁光训主教邀请温州同工到南京会面时，他是最年轻的代表。
他曾因政治环境的缘故坐监三次，成为他在教会中得到认可的因素。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较勇敢的卫道者，能够在较重要的时刻，做出卫道的表态。
他因文字侍奉而被人所知，甚至几乎成为外界认识温州教牧的唯一代表。早在1980年代，他就已经发表长文，介绍中国的教会。可以肯定地说，在那个只要会“念”几句，就可以上台讲道的年代，他那显得另类的文字服侍，却成为与外界对话、交流的媒介。也只有在温州以外，他才会得到赏识，才会有机会崭露头角。
他因神学的思考和神学的培训，在现在的中年教牧群体中享负盛名，至少是一位不可替代的“郑老师”。我因没有机会投入其门下学习，没有直接受他的思想的影响。但近二十来年在温州服侍及与同工的交流中得知，郑长老对他们的影响极大，其《整体神学》、《圣经语文》等课程成为温州神学教育中特别的著作。可以肯定，他是温州文革之后兴起的传道人中，唯一能够有自己的神学思想与创见的人。
他是老一辈传道人中唯一一位投入大学生牧养的长辈。因为他自己读过大学，且是中学老师，其文学修养是年轻人所敬佩的。
历史转折中的郑大同
对于郑长老，我更多是从历史事件中了解他。由于温州同工们所知晓的主要是他在90年代及以后的历史，所以在此将他在80年代初期的几个事件分享出来，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他。
首先，必须要说的是，郑大同在80年代初期，年纪约40岁，信主已逾十年，且经历过第一次监狱生活，其属灵生命已趋向成熟。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教堂重开，家庭聚会转向公开，他在温州教会中成为中坚力量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在1980年丁光训召集温州教会代表去南京会见时，会将郑大同作为市区的代表。事情的经过是：
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代主席丁光训主教，于1979年1月21日回信给平阳的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生温培灵时，邀请他与温州同工到南京会面。温培灵收信后带着平阳陈更新、朱照复到南京，得到丁光训的热情接待和鼓励。后来，1980年4月18日，丁光训再次邀请温培灵，并表示可多带几位同工，目的是：“通过主内交通，我们可以从你们了解这几年教会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听听你们的意见和希望。这对于各地工作也是有益的。关于今后文字工作等等，我们很想征求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能代表很多弟兄姊妹。”8月，平阳陈瑞赏、温培灵、陈更新再次去南京，并带上温州市区的郑大同。郑大同因听过三自的事，开始时不想参加，但他和张可爱同时“得到神给我们同样的话，就是要我们去向丁光训提到《以斯帖记》中的一段话：‘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斯4：14）所以他就决定去了。”[3]
郑大同回忆了过程：
到了南京金陵神学院，丁光训院长安排了时间和我们谈话，因为当时，神学院的工作刚开始筹备，上海的郑建业主教，山东的王神荫主教、江苏的韩彼得牧师、蒋佩芬老师、林依萱等老师都在场。
我对他们谈到神如何拣选我、兴起我、谈到在“文革”期间，温州教会坚持聚会，从未停止过，福音工作的开展，信主人数的增加，神以许多神迹随着我们证实我们所传的恩道，也提到我们弟兄在文革中受逼迫的一些情况。
大家都听得很认真，丁光训院长还在小本上摘记，当我谈到，我这次本来不想来，因神同时给了我和另一位弟兄同样的圣经话语，所以我来了，他问甚么话语，我告诉他们《以斯帖记》第四章14节，我简述了内容，他笑了一下，表情转为严肃，恭敬而且也显得平静。
郑建业主教话讲得最直了，他提到五十年代初期他很担心，怕中国政府对教会的政策和苏联一样。后来一看情况还好，但1957年后情况就不大好了。“文革”以来就彻底地不行了⋯⋯
丁光训院长说到自己在文化革命时也被抄了家，红卫兵把他家里的英文语录也当“四旧”抄去了。
陈瑞赏弟兄和温谦弟兄也把平阳教会的情况对他们谈了，温谦弟兄以前在金陵神学院念过神学，也可是说是校友，谈得更随便。
我们和他们分手时，丁光训院长还叫林依萱老师送我们到车站，路中我们也谈了不少话。[41]
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曾在回忆中提到此事，并且特别提名郑大同，将他视为“温州‘交通会’的领袖”。她说：“当时温州有很多家庭聚会，有的已自成规模，80年代初丁主教和郑建业主教请温州‘交通会’的领袖郑大同等人去南京谈话，希望他们能够逐步纳入两会的体制。”[5] 无疑，这次的经历对于郑大同本人来说，肯定是走向“领袖”角色的转折点，对于温州教会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促使大部分教会“纳入两会的体制”。然而，事实上也并没有所期待得那么顺利，至少温州“交通会”与三自领袖的谈判的结果并不如意，最后不能以全“交通会”的名义加入三自，只能取消地区、县级的“交通会”，各教会领袖以个人名义加入，形成了具有温州特色的牧区制。
郑大同在历史转折中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他以“夏华东”的笔名于1980年12月在香港基督教杂志《中国与教会》上发表的一篇长文——“成长中的中国教会”。这篇文章共8100多字，以中国基督徒的身份向海外介绍中国教会的情况。从历史的意义上说，该刊的“编者按”就已经做了一个定位——“国内信徒首次投稿本刊”，其意义是“很能代表一部分年轻信徒的观点，透过作者的介绍与呼吁，可使弟兄姐妹，了解该如何为他们切实代祷。”[6] 从他自己的回忆中得知，该文是与大卫·艾德理等人面谈之后的约稿，其目的是要“让国外的弟兄姐妹，更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71]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次会面（与丁光训等中国基督教领袖的会面）与一篇文章（刊载于海外杂志），使他在温州之外的教会得到了知名度。笔者几年前在采访曹圣洁牧师的时候，她就特地提到郑长老。海外教会人士来访时，也有很大可能拜访他。虽然，在接下来的40年中，他一直不被本地教会领袖认同为领袖，但他却是那位被温州以外的教会所熟知的教会领袖，也是对外交流的代言者。
郑大同长老，自称为“基督里诗意的人生”，我们该如何评价他？我的印象是：
诗意，带着高贵，也有一丝不羁；透露真诚，也含有直率。
基督里，因着救赎，规范不至于偏离；勇敢卫道，纵然不被人理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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