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九辑 二零二四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9 Spring 2024
内容摘要：杭州基督教青年会自1914年正式成立以来，秉承“德、智、体、群”四育宗旨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积极投身浙江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主要参与了1932-1934年的旱灾救济、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救济、抗战结束后的学生救济。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不仅践行救济，还传播了联合救济、灾后防疫、教养兼施等先进社会服务理念，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救济模式的更新和社会救济力量的整合。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于1844年6月6日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s）在伦敦创立，其宗旨是“提高青年人的灵修信仰”，通过宗教信仰的力量来提高青年的精神素养，并通过社会服务活动改善青年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1851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美国，并迅速发展成一个多元化的组织。1866年，美国纽约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麦克班尼（Robert R. McBurney）正式将 “德育、体育、智育、群育” 四育定为青年会的宗旨，“青年会之内容为德育、体育、智育、群育（spiritual，mental，physical，social）诸部。盖所以求完人之幸福，使身、心、灵俱臻理想之发达也”。这一发展标志着基督教青年会从单纯的宗教组织转变为一个关注全面发展的社会服务机构。1854年，美国和加拿大联合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M.C.A. in U.S.A. and Canada），这一机构为日后全球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55年，欧美各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World Allianc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Society），总部设在日内瓦。这一组织的成立不仅加强了各国青年会之间的联系，也为基督教青年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提供了支持。[1]
一、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立
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首先由美国传教士施美志和毕海澜分别在福州英华书院和河北通州潞河书院成立了学校青年会。这一时期的青年会的服务主要局限在学校内部，旨在通过信仰教育和社会服务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1886年，杭州育英书院也成立了学校青年会，这是基督教青年会在杭州的最早实践。1895年12月8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这一事件标志着基督教青年会从学校走向城市，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服务。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2]
美国人鲍乃德于1910年来杭州主持青年会的筹办事务。1913年，青年会筹备处在大方伯保庆医局成立，并组成临时董事会，选定12名董事，皆为杭州基督教界的知名人士，并推举张葆卿为临时董事会长，鲍乃德为干事长。1913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云南昆明青年会调派马文绰来杭协助鲍乃德办理会务。在此基础上，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于1914年1月12日正式登记注册第一批会员，2月7日选举产生正式的董事会，推举沈蓝田为会长，鲍乃德为总干事，并于2月12日举行了正式的成立仪式。[3]
成立初期，杭州青年会秉承“四育”宗旨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它不仅拥有当时杭州最先进的公共活动场所，还通过引进现代组织制度和管理经验，吸引了众多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参与，逐渐成为浙江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杭州青年会成立后，非常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救济事业，每逢旱涝、战争等天灾人祸，都会积极组织起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采取有效措施，纾难解困。
二、社会救济实践活动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从事的社会救济事业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皆不同。
1、1932-1934年的灾荒救济
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的记载:“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11年中，有3次最严重的灾荒，即自1928年起绵亘3年的华北、西北各省的大旱灾，1931年以江淮流域为中心的全国大水灾，和本年（1934年）旱灾奇重、多灾并发的全国大祲。”“大旱成灾，区域辽阔，而尤以华中、华东为严重，遍野哀鸿，傲傲待哺”，“素称富庶之皖、浙、赣、苏、鲁、湘、鄂、豫等省，均受极重之旱灾，其关系全国经济之损失极大。最甚者为沿扬子江及淮河一带之湘、鄂、赣、皖等省，又沿洞庭湖、都阳湖各县及浙西是也，”“被灾县分共达三百六十九县”，“被灾田亩，据统计，约在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万三千余亩。”其中浙江被灾71县，仅次于江西(74县)，被灾23，619千亩，占全部田亩的57%，田地受灾比例位居各省之首。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沦入严重的灾荒与饥馑之中。[4] 史称甲戌旱灾。实际上，浙江从1932年开始，就连续遭遇水旱灾害，至1934年尤甚。为了应对惨烈的灾情，浙江省政府和民间开展了救灾赈灾活动。在这种背景下，杭州青年会也积极投入到灾荒救济中。
1932年夏天，浙江湖州善琏一带旱灾严重，大批灾民衣食无着，饿殍遍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拨款银洋五千元，交由杭州青年会举办赈灾事宜。杭州青年会派遣干事朱孔阳奔赴灾区，会同当地绅商放赈，举办施粥、送药、贷款，兴办留婴堂，创办农村公益社，组织农民生产互助，积极进行灾后重建工作。善琏各乡民众向青年会赠送匾额，表达感激与褒奖之情。1933年，杭州青年会将赈灾余款两千余元，在杭县丁桥设立农村服务社，建立俱乐部、诊疗室、图书室、教室等，开展农村公益事业。[5]
2、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救济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大量的难民和伤兵涌入杭州，青年会举办救济难民工作，成立难民收容所。当时主持会务的副总干事朱孔阳决定开放青年会的场所和设施，腾出招待所、健身房、餐厅和办公室，改为“青年会难民收容所”，提供住宿、衣物和食物。与此同时，还与红十字会合作，在杭州城站、蕙兰中学等处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所内不仅提供住宿，还发放衣被，每日免费提供两餐。同时，在难民收容所内，青年会还设立临时学校，教授文化课。青年会还与广济医院等合作，有医护人员巡回问诊医疗，防止疫情爆发。当时，朱孔阳与邬式唐不停上下奔走，联系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部门，设法疏散和转运大批难民到内地和后方，人数多达两千余众。[6] 这一时期，杭州青年会的救济工作为许多难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展现了青年会在战乱时期的重要作用。
3、抗战结束后的学生救济
抗战胜利之后，杭州青年会开展复会工作。1946年4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派董承先、王揆生到杭州来筹备复兴委员会，推选雷法章为会长，王揆生为总干事。10月19日，举办复会典礼。[7] 杭州青年会正式恢复各项活动和工作，积极开展回杭大学生的救济工作。
抗战期间，由于战争的破坏，中国的教育蒙受了惨重损失。据1938年8月底的统计，高等学校由战前的108所减为83 所；中等学校战前计3184所，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及战区者计1926所，只有原来的40％多；初等学校战前计294000余所，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及战区者仅剩129900所；学生人数仅以大中学而论，受战争影响者就达50％以上。失去校园的教师和学生不得不走上逃亡的道路。[8]
1946年夏天，浙江大学由贵州遵义迁回到杭州大学路原址，师生员工陆续返回杭州。由于部分学生远离家乡，生活上出现许多困难，因此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决定在杭州成立杭州学生救济委员会，办理学生救济事宜。当时，杭州救济委员会设在浙江大学学生公社内，主要成员包括当地大专院校的校长、社会公益人士和男、女青年会的总干事。1946年暑期，浙江大学的学生陆续返回杭州，但是由于学校尚未开学，一些学生没有公费资助，生活上出现困难。杭州救济学生委员会与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联系，获得一批救济物资，在杭州青年会内办起了学生平价食堂，每日供应一顿午饭，提供馒头、罐头等食品，每日限额两百名，一直维持两个多月，直到学校开学。
与此同时，杭州青年会还积极开展学生勤工俭学工作，配合杭州学生救济委员会，推行学生自助工作，让贫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社会工作，通过工作来获取酬劳。杭州青年会接受学生来参加协助图书工作。[9] 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学生的生活压力，还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三、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的救济模式及理念
杭州青年会不仅开展浙江近代社会救济活动，还向广大民众传播了先进的社会救济理念，无意中充当了使西方社会救济理念传入近代中国的媒介。这些理念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对中国近代社会救济模式的更新产生了深远影响。
1、对联合救济模式的倡导
在青年会的社会救济历史中，成立联合救济机构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一般而言，青年会的救济工作只是在灾患导致损失较大时才出现，而且多为响应官方筹赈机关或联合其他团体共同举办。1920年夏，北方亢旱成灾，尽成赤地，“灾情奇重，为四十年来所未曾有”。全国青年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通函海内外各青年会，殷殷劝勉，协同在各地发起服务”。在全国协会倡议下，各城市青年会联合当地机关，纷纷组织义赈会，用种种方法筹募赈款。[10]
杭州青年会的情况也是如此。杭州青年会的负责人和干事一般都是加入到其他专业救济团体。杭州青年会的马文绰、伍立夫二位干事，就被浙江华洋义赈会推举为义赈会中西总干事，以其全神奔走募捐。[11] 1946年，杭州青年会总干事王揆生加入杭州学生救济委员会，参与到对返回杭州的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工作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对灾后防疫工作的重视
在灾后重建和难民安置过程中，杭州青年会尤为重视防疫工作。一般来说，灾荒发生之后，由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设备和制度的相对落后，很容易发生疫情。在华传教士们看到这种危险，纷纷献策相助，不仅贡献出随身携带的外国药物，更是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的医疗卫生知识。林乐知经常在《万国公报》上宣传西方国家重视追根溯源，认为导致疫病的根本因素是由污秽所致，因此洁净卫生乃是根治时疫的有效措施。
鉴于此，杭州青年会在灾荒救济中，非常重视分发预防疫病的药物，并设立诊疗室。在难民收容所中，通过与教会医院合作，建立医疗巡回制度，防止难民营中爆发疫情。
3、对教养兼施理念的实践
中国传统的救济机构对接受救济的人员往往采取单纯的收养的方式，为他们提供食宿、医疗救济、施棺抬埋，而很少在收养他们的同时，传授一些谋生的技艺，使其能自立自救。到了近代，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单纯的收养只能使受施者饱暖一时，而教养兼施则能使其保暖终身。杭州青年会的社会救济工作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
在救济灾民和难民的过程中，杭州青年会不仅提供食宿和医疗救助，还创办农村公益社，组织农民生产互助，积极进行灾后重建工作。这些培训互助活动包括建立农村服务社、俱乐部、诊疗室、图书室、教室等，推动农村公益事业。在难民收容所中，设立临时学校，教授文化课。在救济大学生的工作中，提倡勤工俭学，自食其力。这一自助理念的实践，不仅为受助者提供了短期的帮助，还为他们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结论
在参与社会救济事业的过程中，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在整合各方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杭州青年会的救济活动除了利用政府的力量，还通过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充分调动了民间社会力量，动员了大量社会资源，形成了以青年会为中心的社会救济网络。这一网络不仅包括教会和宗教团体，还涵盖了政府部门、社会精英、普通市民等各个社会阶层。这种广泛的社会整合，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和挑战。通过其社会整合作用，青年会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其组织和活动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中来。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在浙江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不仅积极参与了灾荒救济、难民救济和学生救济等工作，还通过传播先进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理念，促进了中国社会救济模式的更新。其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救济实践中，还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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