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九辑 二零二四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9 Spring 2024
内容摘要：福建地区方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促使近代入闽布教的西方传教士创制各地方言罗马字，编纂罗马字工具书，翻译方言圣经。随着教会出版机构相继成立，各种教会罗马字读物相继印行，与罗马字圣经和罗马字工具书一道，构成丰富的罗马字教育读本和教材，极大拓展信徒的阅读空间和信息来源，推进以罗马字为媒介信徒社群的形成，促进近代福建基督教会的发展。
在方言罗马字创制之前，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多使用文言体中文《圣经》译本，不只传教士阅读困难，信徒亦不易理解，因此教会，特别是南方的一些教会倡议运用罗马拼音方言来翻译圣经。这些教会列举采用方言罗马字的理由：“第一，有些方言有音无字，无法写出，翻译极其困难，甚至绝不可能。第二，即使有字可以写出，由于人民识字能力低薄，不如用罗马字拼音，数星期之内即可学会。”[2] 福建方言多样，闽语并非一个统一语言，而是包括闽南话、福州话、兴化话、建宁话、建阳话、邵武话、汀州话、海南话等多个方言系统[3] 。这种方言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近代入闽布教的西方传教士很快认识到“假如想让民众明白基督教教义，他们就必须使用当地的方言传教”，因此他们抵达传教地伊始即投入当地方言的学习[4] ，并根据当地方言创制各种罗马字系统，主要有闽南白话字、榕腔平话字、兴化平话字、建宁罗马字等[5] 。基督教差会在福建各地创制方言罗马字，同时进行方言罗马字圣经的翻译和出版，并发行其他罗马字出版物。
一、闽南地区教会罗马字出版与推广
闽南教会罗马字的发展与早期闽南教会白话字《圣经》的翻译紧密结合。厦门是外国传教士在闽南地区传教的中心，故成为闽南方言罗马字研制的重镇。1850年美国归正会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 1819-1892）在书信中提到，当时驻厦传教士一直在苦思：“问题是，到底有什么途径能让这里的人变成会阅读的人？特别是通过这一途径基督教徒能够接受上帝的话，且自己能够流畅地阅读圣经？”[6] 为此，打马字与美国归正会传教士罗啻（Elihu Doty, 1809-1864）、英国长老会医疗传教士用雅各（James H. Young, 亦称养雅各、杨雅各）等驻厦传教士开始尝试用罗马字母拼读闽南方言。他们在美国归正会传教士波罗满〔William J. Pohlman, 1812-1849）《厦门方言词汇手册》与美国长老会牧师卢壹（John Lloyd, 1813-1848, 或称卢约翰）《罗马化会话字典》两部罗马字字汇手稿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以罗马字母联缀切音的拼读书写方案[7] ，并用这种新创的拼音文字教导信徒和教会学校学生[8] 。用雅各用厦腔白话字翻译了《旧约》中的《约瑟的故事》，1851年在广州出版，此部小册子成为驻厦传教士教授白话字的第一个教本[9] 。此版《约瑟的故事》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厦腔罗马字译本，也被视为闽南白话字的发端。1852年（清咸丰二年），打马字、罗啻、用雅各等人研制的罗马字母联缀切音方案，由打马字编纂成书并在厦门刊刻，书名Tn̂g-Ōe Hoan-Jī Chho͘-Hàk（《唐话番字初学》）。《唐话番字初学》的出版，标志着以厦门腔为基准的闽南教会罗马字拼音方案初步形成。之后随着罗啻《翻译英华厦腔语汇》（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Amoy Dialect, 1853）、麦嘉湖（John Macgown, 1835-1922, 亦称马约翰、麦高温）《英华口才集》（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1869）、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厦英大辞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73）、打马字《厦门音的字典》（É-Mn̂g-Im ê Jī-Tián, 1894）的相继问世，以及1888年闽南教会白话字报刊《漳泉圣会报》（Chiang-choân Sèng-hōe Pò）创刊发行，闽南教会白话字终成完善的罗马字书写体系[10] 。驻厦各基督教差会传教士运用这套白话字将圣经篇章及一些圣诗及宗教书籍译成厦腔白话字并刻印出版。
罗啻和用雅各最先运用这套厦腔白话字翻译了《新约圣经》的篇章。1852年英国圣经公会在广东刊印两人合译的白话字《约翰传福音书》（Iok häm thoân hok im su）。[11] 作为厦门方言白话字主创者和最为积极的推行者，打马字亦有不少白话字圣经篇章翻译出版，比如《路得的书》（Lo-tek ê chheh, 1853）、《路加福音传》（Lō-ka hok-im toān, 1866）、《使徒约翰的叁事》（Sù-tó iok-hā ê sam su, 1870）、《使徒保罗寄给加拉太各教会的信》（Sù-tó Pó-ló kìa hō Ka-liàp-thài chiah-ê kàu-hāe ê phoe, 1871）、《马太福音传》（Má-thài hok-im toān, 1872）等。除了打马字，其他不少驻厦传教士亦有白话字圣经篇章译本出版。[12] 早期闽南白话字圣经译本多为节译本或单篇译本，1873年《新约全书》在英国刊印，数年后《旧约全书》亦在英国出版。
除了白话字工具书和白话字圣经译本外，近代闽南教会还大量发行其他白话字出版品，既有宗教刊物，也有普通读物。比如，用雅各所译的《开囝仔心花的书》（Khui gin-á ê sim-hoe ê chheh, 1853），罗啻翻译的《乡训十三则》（Hëang heún shĭh san tsĭh, 1854），打马字编译的《养心神诗》（Ióng sim sin si, 1859）、《犹太地图》（Yêw t’ae t’e t’oô, 1861）、《数的初学》（Siàu ê chho hàk, 1873）等。除了打马字、罗啻、用雅各等人外，伦敦会的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长老会的杜嘉德、宣为霖（William S. Swanson）、倪为霖（William Macgregor）、高休（Hugh Cowie），归正会的汲澧澜（Leonard William Kip）、胡理敏（Alvin Ostrom）、万孝温（John Howard Van Doren）等早期驻厦传教士均有闽南方言白话字译作或著作出版，[13] 其中包括《天路历程》、《益智杂录》、《圣经纪略》、《真道问答》、《论道》、《圣册记录》、《真福问答》、《真神的功夫》等宗教读物，还包括科学方面的一些书籍，如天文、地理、身体理（生理卫生）、笔算、代数、动植物学等，同时也印行白话字学习的小册子和《大学》、《中庸》、《中国纲鉴撮要》等一些中国经史的白话字译本。[14] 到19世纪末，教会出版的闽南白话字书刊已十分丰富多样，这从1893年《漳泉圣会报》（第7部5卷）刊登销售报单《白话册的价数》列出白话字出版物达40多种可见一斑[15] 。
在近代闽南教会白话字出版物中，《漳泉圣会报》（Chiang-choân Sèng-hōe Pò）的出版和发行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88年打马字夫妇在鼓浪屿创办《漳泉圣会报》，开始时纯粹用白话字报导教会新闻及撰著论说，1938年改以白话字与汉字参半出版。该报为闽南教会的机关报纸，互通各地教务信息，曾风行闽南、南洋、台湾各地教会，1938年5月厦门沦陷，移至漳州出版，因缺乏白话字铅字，遂纯用汉字印刷。抗战胜利后，该报返回厦门用汉字刊行，直至1949停刊。[16] 此外，促进闽南白话字传播的还有“闽南圣教书局”。1908年，厦门差会成立“圣教书局董事会”，在大埭路开办“闽南圣教书局”（South Fukie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闽南圣教书局除了委托厦门萃经堂印刷教会书刊和向上海教会出版机构批购外，还委托厦门倍文印刷所和鼓浪屿启新印刷所大量印刷，并通过这些白话字印刷品极力宣传和推行白话字。[17] 曾在漳州平和小溪传教的美国归正会传教士范礼文（Abbe Livingston Warnshuis, 1877-1963）撰文报道说，闽南圣教书局出版的罗文书籍的销售量每年都在增加：1909年10000多册，1912年19184册，1914年28303册，1915年34681册，此外闽南圣教书局发行一份8版的双周刊（应指《漳泉圣会报》），每期售量1500份。[18] 另据1922年出版的《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统计，闽南圣教书局在1921年度发行的出版物为146967册，其中白话字书籍达近50000册。[19] 可见当时闽南白话字出版物发行数量之巨。范礼文认为：这些不断增长数据显示的意义在于，教会信徒需要这些罗文书刊，若不用罗文印刷，这些信徒便无书可阅。[20]这些书刊“不第风行于闽南各教会，也为台湾及南洋群岛、吕宋、仰光、新加坡、槟榔屿各地华侨所欢迎，其由此而明经达道，归依基督者大有其人，洵发扬教道之一利器也” [21]。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外能使用“厦门白话字”的人，还有10万左右[22]。
二、闽东地区教会罗马字出版与推广
闽东地区教会罗马字的出版与推广主要在福州地区。福州罗马字注音体系最初设计者可追溯至美以美会派驻福州的传教士怀德（Moses Clark White, 1819-1900）。1851年怀德尝试用福州话翻译《马太福音》，以方块汉字来表示方言口语里的音节和词语，这应是来华西人首次以福州话翻译圣经[23] 。1856年怀德发表长篇研究性文章《福州的中国话》（“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at Fuh Chau”）[24] ，并于1862年出版该文增补版[25]。《福州的中国话》基于《戚林八音》，并引入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注音方案，形成一套完整的罗马字母拼写方案，可以说怀德的注音系统已具备榕腔罗马字的雏形，后来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 1824-1907）和摩怜（Caleb Cook Baldwin, 1820-1911）编写《榕腔注音字典》（1870）和《榕腔初学撮要》（1871），沿用怀德的拼写系统并加以改进，形成一套在福州地区使用的注音系统。1895年前后，在闽北古田等地传教的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史荦伯（Robert Warren Stewart, 1850-1895）借鉴闽南白话字的拼音系统 [26]，结合怀德研制的并经麦利和和摩怜改进的注音系统，创制一套新的罗马字注音系统，并用它来翻译《圣经》，教导本地信徒，及训练传道妇。后来驻榕传教士基于怀德、史荦伯等人研究，继续简化、规范并丰富福州方言罗马字注音系统，并依此将多年收集的字汇语汇加以整理，利用罗马字注音体系编纂出福州方言字典、教材等工具书，从而推进榕腔罗马字书写体系的形成。[27]
近代福州教会出版的方言圣经译本有拼音文字版和汉字版，其他教会出版物也间或用罗马字出版。根据陈林《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考略》附表[28] 所列的福建教会出版物看，可以发现福州教会出版物大多为汉字版，罗马字版本相对很少。据游汝杰的考述，在近代福州地区，凡识字的教徒绝大多数都使用汉字本[29] 。比起厦门和兴化地区，福州地区的信徒对罗马字有较强烈的排斥感，这可能部分与福州作为闽省文教中心、民众的中国文化意识和素养较高有关。这点从早期传教士的记述可见端倪。如，怀德曾记述：
1851年，怀德申请出版《马太福音》的福州口语译本……用方块汉字来表示方言口语里的音节和词语，（即兼用同音字、训读字——译注）这是一个把圣经翻译成福州方言口语的实验。当把这个口语译本和文言译本同时在公众场合向各式各样的市民散发时，每五六人中大约会有一人瞧不起这个口语译本，而选择了文言译本；但其余的人会急切地请求：“给我‘平话字’的。”他们需要能够看懂的方言口语译本。……几周之后,所有的英美传教组织都对这种口语形式的圣经译本给予了一致的支持。[30]
怀德所言的“方言口语译本”并非罗马字版本，而是汉字版福州土白。不过，从怀德的记述可见，即便是汉字版，由于是土白而不是文言，怀德翻译的《马太福音》也遭到民众冷落，更何况是被视为“番字”的罗马字译本。这就解释了即使传教士很早就创制榕腔罗马字，但直到19世纪末甚至到20世纪初，榕腔罗马字译本的圣经才较为广泛为福州教会信徒所接受。
较早出版的榕腔罗马字书籍是1875年美国圣经会出版的《创世纪》，由福州美华书局印刷，此后《圣经》各篇章被陆续译成榕腔罗马字出版。[31] 1881年，圣公会传教士罗为霖（Llewellyn Lloyd, 1850-1931）出版自己翻译的《约翰圣福音》（Iok-hang tiong hok ing chu. Lo-ma che），采用摩怜等人的榕腔注音系统。之后史荦伯用其改进的罗马字注音系统改写这本《约翰福音》。1890年史荦伯译成整本《圣经》并在伦敦出版，后于1895年和1900年先后出版《新约》修订本，后者增加注释，1904年又有铅印新版本问世。[32] 1906年出版的《旧约全书》（Go iok chiong cu Hok ciu tu kiong）也是罗马拼音译本。[33] 福建方言学者陈泽平曾记述其见过的一部由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出版于1908年的榕腔罗马字《新旧约全书》。其中的《新约全书》部分出版时间是1905年。陈泽平推断可能是该书的新约和旧约出版时间是一前一后，最后在1908年合成一部出版。据陈泽平描述，该书由拉丁化文字出版社（Romanized Press，即福州美国公理会罗马字印刷厂）承印。全书不见一个汉字，除了版权页也不见英文，完全是福州话的拼音形式。扉页上的文字也是罗马拼音文字，转写为汉字：“圣经新旧约全书，福州土腔，大英连外国圣书会印其，1908。”福州教会罗马字出版物在世纪之交才较多出现，这与当时教会内部发起罗马字识字运动和从清末开始的切音运动有相当的关系。总体观之，福州教会罗马字出版主要发行的是圣经译本，其他读物不多，比起厦门、兴化两地，福州教会罗马字出版无论从发行刊物的总量、种类，还是从使用者的数量与热情来看，都远为不足。
三、闽北地区教会罗马字出版与推广
基督教差会闽北地区教会罗马字的出版与推广主要在建宁地区。由于当时建宁府地区大部分人听不懂官话，为了方便传教，[34] 以布莱尔（Louisa Jane Bryer, 1867-1958）为首的在建宁一带布教的英国圣公会差会女部（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的女传教士借鉴史荦伯的新注音系统，参照建瓯话韵书《建州八音》并模仿福州话平话字（罗马字），创制出一套适合建宁当地方言的罗马字注音书写系统，[35] 并参照史荦伯等改译的福州土腔罗马字《新约》，花费约12个月的时间，于1895年翻译出建宁土白罗马字《新约》。当时在建宁附近的古田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史荦伯为此特别致信英国圣经公会编辑主任威廉·莱特（William Wright, 1837-1899），希望英国圣经公会能出版这部建宁方言罗马字译本。莱特对史荦伯和圣公会差会女部传教士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莱特在1895年8月6日给伦敦《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编辑的信中表示英国圣经公会委员会乐于出版建宁土腔罗马字新印本。[36] 最终英国圣经公会于1896年在伦敦出版了这部建宁土白译本。[37] 这部《新约》译本的诞生标志闽北语建瓯话罗马字“建宁府土腔罗马字”（又称建州罗马字或建瓯话罗马字）书写体系的形成。
1897年建宁土白罗马字《约翰福音》亦由英国圣经公会在伦敦出版。次年（1898），在建阳传教的鹿峥嵘夫妇（Hugh Stowell & Minnie Phillips）用布莱尔（Louisa Jane Bryer）等人研制的罗马字拼读方案，依据官话译本和建宁译本，翻译出建阳土白罗马字译本《马可福音》，于1898年在福州自费出版，这是最早的建阳方言罗马字圣经译本。1900年，布莱尔与同驻建宁府城的圣公会差会女部传教士鲁德（Harriet Rodd）共同完成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由英国圣经公会在伦敦出版。同年，英国伦敦圣经公会和福州美华书局（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出版鹿峥嵘夫妇翻译的建阳土白罗马字译本《马太福音》。[38] 1905年建宁土白罗马字译本《诗篇》和《但以理书》由伦敦Bible House出版，译者是布莱尔（Louisa Jane Bryer），校订者为鹿峥嵘（Hugh Stowell Phillips）[39] 。之后布莱尔等人翻译的建宁方言罗马字圣经译本几次修订再版。由于差会在建宁没有专门的印刷所，建宁白话字书刊大都由英国圣经公会在伦敦印刷，其余大部分是由福州的美华书局代为刊印。总体而言，建宁罗马字教会出版物基本局限在圣经翻译上，数量也十分有限，未能像厦门和兴化那样有较为丰富的方言罗马字出版品，这与当时建宁教会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有关。
传教士方言圣经翻译实践极大促进建宁方言罗马字书写体系的形成和发展。1901年，在建宁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 1873-1960）在之前传教士的建宁土腔罗马字圣经译本的基础上，编辑成第一本建宁土白罗马字字典《华英建宁方言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于当年由福州美华书局出版。[40] 随后，建宁教区的开教者和长期布教者鹿峥嵘根据多年的方言学习和当地方言罗马字圣经翻译实践，撰写《建宁方言罗马字》（“The Kien-ning Romanaised Dialects”）一文，发表在《教务杂志》1904年第10期上。鹿峥嵘在文中介绍了建宁罗马字的拼音方案，指出建宁方言罗马字拼音体系是基于史荦伯创制的福州方言罗马字拼音系统而制定。鹿峥嵘还记述道，除了1901年出版的怀履光编辑的《华英建宁方言字典》，当时驻建宁传教的圣公会女部传教士布莱尔（Louisa Jane Bryer）也已编纂一本建宁方言罗马字入门小册，并正在写一部针对当地人的罗马字学习著作，同时在准备一本罗马字手册和罗马字英汉字典供外国人使用。[41] 可见，与福建其他方言罗马字创制过程一样，建宁方言罗马字的创制过程同时也是罗马字教育推广的过程[42] 。
1890年11月，美以美会传教士蒲鲁士（William Nesbitt Brewster, 1864-1918）从福州教区转往兴化教区。蒲鲁士抵达兴化后便开始学习当地方言[43] 。他参照闽南语白话字和福州话平话字，在李长水、宋学连等人的协助下，于1891年制定兴化音罗马字母注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创制兴化音罗马字，并“定罗马字为兴化教会的文字，为男女教友所必读”，于“是年倡识字训练班”，[44] 同时开始运用它翻译《新约》及其他教会书籍。1898年，蒲鲁士创办第一份平话字刊物《奋兴报》（Revivalist, 又名《起信者》）。[45] 1892年，第一部兴化平话字《约翰福音》首版于福州，此后至1900年，蒲鲁士陆续完成《新约全书》的翻译。随着兴化平话字圣经译本的完成出版，兴化平话字的书写系统也得以形成。四、兴化地区教会罗马字出版与推广
自兴化音罗马字推行后，莆田美以美会开始用罗马字翻译“天文、地理、修身、四书等普通常识课本，及旧、新约圣经等宗教书籍”。[46] 起初，这些书都由福州美华印书局印刷出版。1892年，兴化美以美会接收福州美华印书局赠送的罗马式雕刻盘一架。次年（1893），蒲鲁士夫妇正式向圣书公会申请在兴化设立印书局，同年蒲鲁士在莆田城厢井头巷建立罗马字印书局，即后来的兴化美兴印书局，从此开启莆田活字印刷业。1897年，蒲鲁士又在莆田城内创设一座“专办教会各等要用书籍，以便传道者随时采买”的美兴书坊作为印书局的配套机构。兴化美兴印书局刚创立时，只有“罗文铅字数种，印刷四福音、新约全书、牧师之法、圣经图说、省心初学、依经问答等书”，设备简陋，印刷书籍范围小。1906年蒲鲁士收到来自美国为印书局建设经费的两千美金捐款，印书局才有了新发展。自1893年至1943年，局长都由西教士担任，其先后有蒲鲁士、高哲理（F. L. Guthrie）、佳尔逊（F. S. Carson）和韦德（Charles E. Winter）等，从1944年至1949年，由华人陈药任局长。[47]
美兴印书局初期主要印刷罗马字宗教书籍，如《四福音书》、《新约全书》、《圣经图说》、《依经问答》、“《约翰福音》、《出埃及经》、《新约》、《以赛亚书、耶利米、以西结书》、《箴言、传道书、雅歌》、《新约附诗篇》、《旧新约全书》、《新约全书附诗》”等[48] 。随着印书局慢慢发展，印品“由罗文而英文，而华文，逐渐推广，规模粗具。” [49] 美兴印书局的主要业务之一是印刷《奋兴报》（Revivalist）。[50] 《奋兴报》有罗文（即兴化音罗马字）和汉文两种版本。罗文版《奋兴报》创办于1898年，由蒲鲁士夫人蒲星氏（Elizabeth Fisher Brewster, 1862-1955）为主笔，报导内容大概可分为三种：“一印经斋课，以助传道、信友得明圣经至理之宝训；二印务德会要题，选择解释，助人演说道理，以灌输信徒之心：三印各等有益新闻、各国关要事历，并论中国变新之事。”[51] 自创办至1903年为月刊，每月销售量达700多份，每期至少有1500人阅读；[52] 1904年以后改为半月刊，每期发行600份。[53] 该报主笔多由西人传教士担任，先后有蒲星氏、王多马（Thos. B. Owen）、郜温柔（W. B. Cole）和佳尔逊（F. S. Carson）等；华人主笔先后有宋学连、林福迈、杨绍勋和陈筠等，其中陈筠担任主笔时间最长。[54] 1940至1947年，因抗日战争期间纸张缺乏，暂告停刊，1948年复刊，1950年停刊。[55] 汉文《奋兴报》创刊于1908年，是“莆仙两邑汉字报纸之起点”，[56] 由蒲鲁士任总经理，宋学连为主笔。[57]
《奋兴报》是近代莆田地区第一家新闻报纸。[58] 在兴化教会出版的所有教会刊物中，作为兴化教会机关报纸的《奋兴报》影响最大。《奋兴报》被兴化美以美会视为“兴郡圣教之喉舌”[59]， 其宣传“福音”的效果被认为可相当于两名传道人员布道的十倍，[60] “自此报发行后，教会大为获益，多人踊跃视听，非特广见闻、新耳目，实使诸信徒得授圣经之宝训，以为养灵之粮。”[61] 罗文版《奋兴报》刊登有“主日学经课、故事，教学方法方式等，供传道和教徒参考”，[62] 促进信徒白话字教育推广和兴化教会发展。据蒲鲁士报道，至1900年兴化美以美教会“能熟读该报纸者诸传道约有过半，会友约有数百，此外或初学或已学者又多其人也，况近数月问凡欲知北省事者，莫不留心讲究是北省扰乱于学观月报者不无小补云”。[63]
五、结语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制方言罗马字的初衷在于学习本地语言，以利于传教。后来因传教事业之所需，教会罗马字的功用扩大至翻译方言圣经、出版相关刊物书籍、教导信徒阅读圣经。教会罗马字创制和推广过程，亦是信徒、教会罗马字教育的过程[64]。来华传教士创制方言罗马字不仅仅是为了自学当地方言，从一开始就是“为扫除文盲，开通民智，及建设圣经之教会计”，“用以译著读物，俾不识字者，得以求知捷径”。[65] 基督教各差会在福建各方言区积极创制和推广教会罗马字，以期不识汉字的信徒能自己阅读圣经，“更好地、更快地知道‘上帝的话’”[66] ，而且随着罗马字教育的推行和教会出版机构相继成立，各种教会罗马字读物相继印行，与罗马字圣经和罗马字工具书一道，构成丰富的罗马字教育读本和教材，极大拓展信徒的阅读空间和信息来源，推进以罗马字为媒介信徒社群的形成，促进近代福建基督教会的发展。
虽然来华传教士和教会团体极力推广罗马字，但由于诸种客观原因，罗马字大都局限在“基督教会内通行，教外是不推广，也无人问津”[67] 。罗马字没能在广大的社会中帮助到教外人士的扫盲和启蒙，实为一大遗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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