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九辑 二零二四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9 Spring 2024
内容摘要：苦难经历凸显人存在的悲剧性质，如何抵消苦难对生命的冲击，为人生找出合理存在的意义，是人所无法回避的人生难题，也追问着人以何种精神资源来应对苦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反右时期的夹边沟农场尤能反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遭遇的苦难程度，以和凤鸣、高尔泰和李景沆三人为代表的亲历性写作，分别着重思想和精神不同层面的记录，彰显出苦难书写在历史记忆、个体抗争和神圣救赎三个不同维度的意义，为苦难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真实样本和观察角度。
一、历史记忆：规训后的惩罚
苦难是个大哉问的问题，如何面对苦难，不光是回答文学上的永恒主题，也是在交出人生意义的答卷。苦难的话题适合每个时代的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例外。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1] 给相当多的家庭和个人带来难以承受的劫难，[3] 其中最为悲惨者当数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三千劳改人员活下来的不超过五分之一，[4] 尤其体现出极左政策造成的人祸烈度。有关夹边沟的著作已陆续出版不少，为历史留下诸多见证和研究样本。以影响力而言，当首推以杨显惠《告别夹边沟》为代表的几本小说[4] ，其内容多取材于真实人物和事件，主要情节和内容都和原型一一对应，显明文学照搬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和残酷，其离奇和反常已超出人的想象。鉴于亲历性的写作是还原苦难现场的一手资料，比纪实性文学更原始和重要，本文以三种自传体回忆录[5] 为例，从夹边沟苦难的叙事角度出发，分析作者眼中苦难的意义，探讨作者关于苦难意识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诉求，指出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书写维度，以丰富苦难文学研究的多重视角和评价体系。
和凤鸣是夹边沟幸存者，她被划为右派是受丈夫王景超的牵连。二人本为《甘肃日报》记者，在“大鸣大放”中，王景超积极响应领袖号召，写出三篇锐评而罹祸，使整个家庭为之蒙难。1958年4月，他们同时被遣往夹边沟。和凤鸣得益于女性的身份，主要从事记账工作，得以避免艰苦的农业劳作，饶是如此，也一度饿至全身浮肿。王景超则没能逃过此劫，于1960年12月饿死在明水农场，此时距离和凤鸣前去探望他仅差一个月。
历尽劫波的和凤鸣在退休后，用十年时间写就四十多万字的《经历：我的1957年》，讲述了夹边沟前后近三年的艰难岁月。尽管是私人记忆，和凤鸣未将焦点全部集中在自己和丈夫身上，而是将自己认识的、看到的、听到的人物与遭遇都忠实记录下来，用一个广角镜头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夹边沟农场的生活样貌。这样记录的长处是语气客观、叙述细致、有闻必录[6] ，不少细节和人物都可以和相关作品内容相互印证，证明这本书具有高度写实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使这本书成为一个时代无可辩驳的证词。
和很多激情澎湃的青年一样，和凤鸣夫妇真正拥护现行制度，面对领导一而再“言者无罪”的保证，他们毫不设防地向集体交心、提意见，不出意外地被划为右派。尽管心中充满落差与不解，思想仍停在原处，幻想未曾破灭，意识不到这就是规训后的惩罚，想不出造成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对其后果也估计不足。习惯这套话语体系和组织运作方式后，他们的内心真将自己当成需要被改造的人，为早点摘掉帽子不惜体力拼命劳动，反而更早耗尽体力。当人完全顺服集体时，自我的价值就被抹杀，个体的声音被消除，人拥有的一切将逐渐被剥夺，先是外在的身份、工作、名声，接着是内在的思想、自由和感受，直至最后的生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首先交出了独立判断和思考。完全被体制规训，集体意志替代个体判断后，人的整个思维系统和反应模式都被这套程序设定，已不可能有个人分辨和批判能力，接踵而至是丧失正常人的感受力，对身边不同群体的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和凤鸣在书中坦诚了自己缺乏共情的事例。在磨麦子时，她制止一位平时帮她搬汽油桶的石匠，原因一是觉得此行为不道德，二是自己的肚子饿得并不厉害，三是将这种行为归之为另一位难友石天爱的指挥，当时自己是否违心，竟以不知道搪塞过去。后来在探望自己丈夫时，拒绝帮助其他难友代买馍，完全未想到她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从这些小事可看出，没有人仅是无辜的受害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扮演了迫害者的角色，如黄翔《野兽》一诗所说：“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但他们矛头都指向他人，不会对准自己。他们只看到坏人，那些为自保不惜出卖他人的人，那些将自己手中权力发挥到极致的人，只感慨人性的堕落和败坏，不能再往前一步，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不会想到彼此都是同一套系统中培养出来的，得势者和失势者都是同一类人，双方有着相同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模式，未意识到都对人缺乏起码的尊重和同情。他们不被当人看，他们也没把其他人当人看，他们看待人的眼光和逼迫者的眼光是一致的。他们命运不同，完全是处境不同使然，易地处之，他们的表现和他们鄙夷、痛恨的人不会有任何差别。
个体意义被集体主义征服后，人人都成为集体的工具，任何人的阶级属性都可能发生转换，苦难可能会轮流到每个人身上，后来的十年浩劫已经证明这一点。个人的受难不过是集体不可避免走的弯路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是这个系统运行过程中的一个故障，机器修理好又可加大马力继续前进，不在乎下一个受害者是谁。只要系统能够有效运行，这个错误就不太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右派作家的作品未反思到这一点，他们多以母子论看待这场苦难，将个人意义的苦难和国家意义的苦难进行捆绑，认为自己受的委屈不足为道，完全站在主流的角度来规劝自己。[7] 这不单是出于出版禁忌和政治雷区，更是无法认识到这个系统本身有问题，他们的思想被各种边框禁锢，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反思不彻底带来的是受苦意义的清除，留下的只有刻骨铭心的苦难历程，没有震撼人心的苦难叙事。[8] 历史的痛苦和创伤只是被记住，没有对造成这一切的源头进行深入反省和批判，也就没有深刻的教训可吸取。
这并不代表苦难书写没有意义。拒绝遗忘正是作者的本意，[9] 也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它的问世为整个世界了解夹边沟历史提供一个可信的窗口，其意义就是为历史留下记忆，提供后来者了解的史料，如黄勇所说：“人们通过对为数众多的、丰富多彩的个体记忆的研读和思考，仍然能够得出一个关于宏观‘历史’的大致印象，进而重构历史景象”。[10] 留下这样的记录并不容易，坦露伤口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多少归来者出于惧怕刻意忘记、删除创伤记忆，已经丧失了讲述的能力。和凤鸣能够直面痛苦往事，将伤口一次次翻出来审视，需要的是超人的勇气。但它的价值毕竟有限，只是提供了一份实然的记录，没有给出应然的价值。这份苦难就不仅是物质匮乏引起的物质性苦难，以及权力压迫带来的生存性苦难，也是意义缺失造成的精神性苦难。[11]
二、个体抗争：虚无中的意义
与《经历：我的1957年》客观而无感情波动的书名不同，高尔泰《寻找家园》的书名是一个凸显主体行为的动宾短语，表明作者积极主动的姿态和立场。如其所言，寻找家园就是寻找意义。[12] 在集体主义价值至上、个人价值被无情蔑视与镇压的时代，在夹边沟这种地狱般的环境中想要坚持人的价值、探索人之为人的意义，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也正是这一点，构成通往奴役之路还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分野。
不同于大多数右派的后知后觉，高尔泰很早就发觉出鸣放所潜藏的问题。在报纸风向已经产生微妙变化，当地领导还信誓旦旦做保证的时候，高尔泰想：“人都不是傻子，到这份儿上，该不会有人闻笛起舞了吧？不，奇怪得很，照样热闹。覆车之鉴，全都视若无睹。”此语无奈又悲凉，同时也将自己和激动的人群分别开来。尽管整个过程他“一言未发，一个字也没写”，绝不参与与介入，而是块然独处、冷眼旁观，还是逃不脱定为右派的命运。他的经历和王景超、和凤鸣夫妇迥异，后者是从相信、拥护到失落、幻灭，高尔泰则始终保持着清醒和理智。他的躲无可躲、被动卷入的遭遇，堪称当时大批党外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缩影，显出时代的荒诞性。
高尔泰力图在众人迷失的集体中发现人。《沙枣》一文记述了他在收工后溜去摘沙枣的事。迷路后藉着月光找到正确方向追赶队伍时，他“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居然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像琴弦上跳出几个音符，一阵丁丁冬冬，复又无迹可求。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世界。这种与世界的同一，不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的自由吗？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尽管很反讽，拥有自我和自由的时间极其短暂，但作者并未丧失对本真自我的寻找，这种激动和感受也就会在合适时机再度疯长出来。画伟人宣传画时，尽管身体在复原，但他认为自己不过是失掉自我的工具，灵魂在走向死亡。于是来到夹河滩农场后，明知有危险，也要偷偷写作。文革也不例外。写作“算是从被别人占有的生命中偷回来了那么一点点”，成为“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尽管文字一再散佚，乃至“大都落到革命群众手里，成了我的罪证。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这种飞蛾扑火的危险行为，如其所言“无非就是对这种宿命的抗拒”，写作的目的是找到自我，由这些文字确证自己还活着。高尔泰并不自命为时代的代言人，他不过想保存自己的主体意识，正是这个意义上，才能明白他说此书之写作“是个人心灵的需要，无关乎义务使命”。
自我是相对于泯灭个体的集体而言，一个拒绝被集体异化、被制度收编的自我，不仅宣示主体身份的存在，更代表人之为人的完整性和人性的归位，它为作者提供校正扭曲人性的尺度，这从高尔泰对人的悲悯、对人性高贵面的挖掘及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就可看出，而这在右派文学中普遍阙如。选取什么内容来书写本身就含有价值判断。夹边沟农场人格卑劣者不知凡几，高尔泰耳闻与目睹的不堪事件亦不知有多少，但他所写的都是有独立人格与独特见解者，都是极端环境下仍能坚持把他人当人、把自己当人者。安兆俊就是其中一位，他不仅设法保护作者，偷偷烧掉他的日记，还鼓励他活出意义。安自己每天都擦脸梳头，坐下吃喝，天不黑不上炕，至死也不放弃人之为人的尊严。更难得的是，高尔泰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罕见的忏悔意识。他靠画政治宣传画得以出离死门，却内疚地称：“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这种意识在同类作品中绝无仅有，显示的不仅是高尔泰完整的人的感知，也是对政治作伪和集体话语的反抗。
高尔泰以个体抗争的方式在模糊的集体面孔之中，清晰地勾勒出一些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他们在生死的极限状态中，依然坚守着人之为人的底线。在饥饿、死亡和虚无面前，他们的生命有了意义，这意义是无情的制度和丑陋的人性所夺不去的。它们可以夺去人的生命，却无法毁掉人的尊严。就此而言，这些向着极限奔跑的人，这群默默承受苦难的人，有了海明威式人文主义英雄的意义，他的名言也适合这些人：他们可以被摧毁，却无法被打败。尽管他们未必是生活的强者，尽管他们多数已埋骨黄沙。
高尔泰的抗争是对强加于每个人身上的宏大叙事的抗争，是对泯灭自我和基本人性的抗争，在夹边沟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即在千士诺诺中有了一士谔谔。高尔泰的感受、思考和坚持，为脆弱的人性争取到细微的光辉。[13] 这无关受难者的人数多寡与苦难的深浅，而是由精神的基点和其所达到的高度决定的。他的记录为全面溃败的人性挽回一丝颜面，同时也宣告传统文化和党政文化的失败。高尔泰何以具有这种坚韧不屈的精神力量，在笔者眼中一直是个谜。无论如何，夹边沟的受难群体，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存在，他们的受苦不是白白的遭罪，在他们深沉的苦难和悲壮的死亡之上，有了穿透绝对零度的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信仰见证：死荫里的恒忍
饥饿和死亡笼罩着反右时期的夹边沟，没有盼望，没有生机，一如当地干燥、多风的气候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就在这看似毫无绿意的地方，仍有耶稣基督的信仰者，李景沆的《蒙恩历程》提到至少有三位（其中一位是他传的福音）。他的苦难历程向我们展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既与个我和族群无关，也超出政治与时代范畴，既非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意识，[14] 也不是作为一个罪人应有的天谴。他的受苦是约伯式的来自魔鬼的攻击，是圣洁和邪恶之间的属灵交战。这为他的遭难赋予殉道般的神圣意义，具有宏深的宇宙空间。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右派叙事中极为罕见，显示出一个基督信仰者的不同视野。
不同于二十世纪北森嘉藏“上帝之痛的神学”及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神学[15] ，李景沆的神学着眼于上帝与魔鬼、善与恶之间的争战，这个争战始于他信主的一刻，贯穿他的一生，夹边沟不过是这场争战的一部分。早在1951年初，李景沆就听过王建基弟兄的异象，后者称自己夜里被一个声音叫醒，在墙上看到一袋烟工夫的电影，是一群洁白的羊挤在一起往前走。受这个异象鼓舞，李景沆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只羊。后来在肃反、反右、文革期间，这个异象多次激励着他。1956年腊月三十在教堂祷告时，他看到树上有红光四射，接着教堂发出白光，同伴看到有光落在他头上。两种光后来被他解释为上帝和魔鬼之间的较量。这些事件在李景沆看来都是灵界真实存在的证据，预示着将有非同寻常的日子到来，使他对夹边沟及之后种种考验提前做好预备。
送往夹边沟之前，李景沆曾有机会选择另外一条路，即辞职自谋出路。考虑到家庭压力大，他应该选择这种方式。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将选择的权利交给神，愿意用一个月的时间来验证，如果期间平安无事，则顺服去劳改。这在无神论眼中很难理解，但却合乎信仰逻辑，在基督徒中较为普遍。李景沆这么做跟上述光的异象有关，之后两个场景坚定了他的信念。一是1958年5月初，阴云密布中透下一束阳光，照在他身边，使他想起此前晨祷中的情形，心中充满平安和喜乐。二是想起幼时庙中的壁画，一个被追杀的人跳下悬崖时，被一双大手给接住。这双手显然属于佛陀，但在李景沆看来，这是神应许他的手，一定会托住他，如赞美诗所唱：“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
夹边沟低摄入的饮食无法应付高强度的劳动，李景沆每日都向天父祈祷。1958年7月某日，他自觉体力耗至极限，当晚他祷告说已坚持不住，翌日被分配到木工组。身体状况虽略有好转，却要经受其他三人欺侮。大部分时候他都逆来顺受，视之为魔鬼的攻击。但人非草木，总有受不了的一天，他决意向上级汇报。为验证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他翻开圣经，看到的经文是“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12：19）于是打消此念。此后李景沆遭到更过分的针对。直到他再次无力负轭，准备如实反映时，大队长直接将最凶恶的王善调到田里劳动。李景沆认为王善不过是被撒但利用的工具，对他并无恨意，反而常去看望他，给他带去食物。此举感动了组长寇国英，之后处处照顾他。他所以能恒忍，践行耶稣爱的教导，在于他将这一切看成一场属灵争战，恶人之所以作恶并非出于自愿。他以温柔和忍耐为妆饰，以受苦的心志为武器，最终抵挡住恶者的火箭，使事态有了转机。
转到明水农场后，大面积死亡来临，李景沆也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他认为自己若能平安度过三日，一定可以生还回家。第二天夜里，他在寒风中祷告，学先知以利亚，求神显神迹，赐一只兔子，又转念兔子跑来需时较长，不如求神叫三只鸟飞过。话声未落，三只雀鸟已降在脚前。他想到隆冬深夜决不会有鸟离巢，但眼前一幕又如此清晰，遂明白这也是一个异象，心中充满喜乐。翌日看到的经文是“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罗8：35）。当天他的妻子带着营养品来救他。在李景沆妻子即将回去之际，他又一次面临灵里的攻击。先是前一夜被不断出现的“三支箭不能折断”的声音搅扰地无法入睡，天亮后又不受控制地大喊“把我往出抬”。意识到这是撒但的伎俩后，他喊着主名，赞美主，随即听到让他扔掉面和油的声音，吃晚饭时又有声音说喝了糊糊就撑死。但这些声音在身边的人听来却只是“哒、哒、哒”的呓语。李景沆清醒后，被他传福音的人也遇到同样的攻击，十多分钟后，那位弟兄就死去了。李景沆笔下的奇异事件无不印证着他对于上帝和魔鬼战斗的判断。类似的意外事件在此后的日子中多次出现，坚定了他的信心，带给他力量和安慰，使他得以走出艰难的岁月，将自己的见证谱成一首动听的生命之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来2：10），李景沆的天路历程彰显出他所信的那位的大能与信实。
李景沆的见证显然不适合非信徒，也不见得适合所有基督徒，在他身边的两位基督徒就没能生还，但他的记录仍有其意义，其意义在于为我们展现圣徒以柔弱胜刚强的真实人生。他的傻瓜吉姆佩尔式[16] 的恒久忍耐让人看到谦卑的力量，感受到上帝面前灵魂的纯净，高尚的品行最终感化了周围人。这是中国文化所陌生的地方，李景沆的见证为此填补了空白。
小结
三种不同写作方式提供了关于苦难意义的三个维度，和凤鸣为记忆的写作是现实叙事，高尔泰为抗争的写作是形上叙事，李景沆为见证的写作是神圣叙事。和凤鸣因政治理想和浪漫想象而遭难，在头破血流后开始反思，痛感慢慢复苏。高尔泰努力挣脱集体的桎梏，在有限的空间中为个人争取到一点短暂的自由。李景沆遭遇的是时刻不停的善恶对抗，他神迹奇事般的蒙救见证了神的权能。他们写作的对象也是不同的。和凤鸣的写作旨在揭露真相，铭记历史，拒绝遗忘，让后人以之为鉴，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17] 向大众敞开、与他人对话是必要的前提，它关涉当下，指向未来。[18] 高尔泰的写作是与自我对话，目的在于把握住自己，在集体的挤压中尽可能保全真实的自我，感受到自己生命的真实性与唯一性。李景沆的写作是与上帝对话，自己的一生就是一个战场，站在正义的阵营中意味着永恒的计划中有他的一席之地。
三种书写各有各的问题，关注苦难情绪和苦难经历的写作过于现实没有精神跃升，为己的写作难以在彻底的虚无中提供超越的意义，超验写作又与他人和民族苦难无关。三种写作方式各执一端，没有统合在一起也就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大师，将人性的软弱与高贵及苦难的深沉与崇高全盘展现。原因不是没有相似的苦难，也不是苦难的程度不够，而是对苦难原因反思有限，[19] 对苦难意义的认知不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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