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对某些人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使他们难以忘怀。2007年对我来说就是这样。2007年底中国学界发生的一件最令人震憾的事，就是余虹之死。这件事立即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公共事件，引起知识分子广泛的讨论和反思。

12月5日我从美国启程去中国，6日傍晚抵达北京。刚安顿好不到一个小时，就接到友人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余虹已于5日中午从他所居住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高层公寓上飞身一跃，结束了他的生命！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这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然而，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余虹之死是一个启示，它要告诉我们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去领悟。

我是2005年认识余虹的。那时他从人大得到一个来美国做有关神学美学研究的基金，需要联系一所美国大学作为接待单位，于是找到我，然后由我帮助联系到了波士顿大学。由于余虹工作非常繁忙，虽然来美的手续已经办好，但一直延迟到2007年3月才成行。余虹来到波士顿后，住在西郊的行者中心，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我同余虹经常见面，我们一起去参观造型各异的教堂，探讨其中所表现的神学美学观念；一起到原始生态的湿地保存区散步；一起谈天说地。我们常讨论的话题有宗教、有神学、有美学、有艺术。…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带余虹去波士顿大学，在车上我向他请教什么是美学？他向我做了简要的讲解，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悲剧的解释。余虹说，悲剧并不是悲惨，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打碎了给人看，强化人对价值的感性认识。余虹之死不就是这样的一种悲剧吗！

余虹在美期间正遇上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他有感于美国各界对死难者的关爱，特别是对凶手和凶手家人的宽容，写下了“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并在我组织的波士顿读书研讨会上首次宣读。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国内的《南方周末》上，引起了国内读者极大的反响。余虹回国后，又写了几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其中“一个人的百年”也提到了他在美期间的所见所闻及切身感受。余虹决定多花一些时间研究神学美学，并约好来参加2008年我组织的美国宗教文化暑期研讨班。临走前，他还特别把他的一篇大作“当代中国基督信仰的悲剧性经验：谈丁方的艺术”交给我，让我发表在《基督教与中国》上。现在，我们把这篇文章登出，作为对余虹的一个纪念，也希望能帮助我们领悟余虹之死的启示。

2007年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基督新教入华200周年。1807年，一位英国基督徒马礼逊不远万里取道美国来到中国广州，向当时尚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中的中国人介绍基督教信仰。那时作为世界文明的基督教已经存在了1800多年，16世纪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基督新教也已经存在了300年。基督新教抛弃了中古时代基督教中许多陈腐的内容，使之与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加匹配，并向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19世纪和20世纪领导世界潮流的英国、美国就是基督新教最为发达的国家。当马礼逊刚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尚不知基督新教，当然更没有一个基督新教的信仰者。经过200年的传播，基督新教已经融入了中国社会和文化，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基督新教信仰者的人数也从无增长到今天的数千万。这也充分表明，基督新教已成为满足中国人心灵追求的重要精神食粮。为了纪念基督新教来华200周年，我们与华南师范大学合作，于2007年12月在广州举办了“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国内研究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华史的专家学者，以及香港、台湾、的美国学者3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我们以后会陆续选择发表。在本辑中，为了总结基督新教在华200 周年的历史与影响，我们设立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两个栏目，收集了八篇论文，从历史、现实、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得与失。

2004年时，我们与当时还在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的韩军学教授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后来韩教授调到云南民族大学，我们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也转到了民族大学。韩教授是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研究方面的专家，经常在基督教比较发达的少数民族中进行田野调查，也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在国内学术界颇具影响。2005年我们合作开展了一项“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学术研究，其目的就是要研究一下，基督教信仰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参加这项研究的有云南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的数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他们反复深入到少数民族居住区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2006年底，我们专门在昆明开了一个结题报告会，根据大家的报告和收集的资料总结出了六篇论文，作为对这项研究的一个初步的报告。韩教授还会进一步消化这项研究所得到的大量资料，准备完成一本专著，以填补国内外学术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我们期待着读者能够从我们这一辑所发表的文章中有所收获，也盼望大家能够对基督教与中国之间的互动有更多的思考和讨论，使我们能够分享基督教带给人类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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