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的全球慌乱，随着中国三年管控的结束而告一段落。世界似乎又回到了疫情前的状态，然而却已不再是从前的世界，因为有些事情永远不可重现了。而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世界因着价值观和利益的不同已然分成两大阵营，虽然还没完全退回到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但疫情前那种相对平和的局面已经荡然无存。新的语境正在重塑世界的格局，这对每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至关重要，如何顺应历史的大潮，考验着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

一方面，疫情防控虽已涛声渐远，但“后遗症”却绵延不退，防控导致的惯力依然在诸多领域残留而挥之不去。譬如，大陆北方的一些酒店还在按照陈规旧矩拒绝不合“防控”规定的客人入住，各大学的门禁仍在“应阻尽阻”限制必要的进出，从而形成城市中的一个个孤岛，乃至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变得艰难繁复、大幅回落。这种一面高喊放开、一面封控不减的状况，既体现了大陆在疫情防控和治理上的矛盾心态，也成为阻碍正常发展的屏障。“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大学是学术和思想探索的前沿，而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性的学术生态，必然是开放、自由、包容的，否则失去自由的交流，失去源源不断新信息的导入，就只会使资讯更加短缺、眼界更加狭隘，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可见，门禁的象征性远大于其实存意义，它象征的是拒绝而不是欢迎与拥抱，与这个开放的时代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疫情前的那种看似无限的机会也没重现。下岗、找不到工作、公司倒闭、外企撤出等有增无减的内卷加剧了普通人彷徨、迷惘、绝望的情绪，甚至逼迫一些人选择走上绝路。从身边的现象到互联网上传闻，再到自媒体的间接验证，疫情期间不但有许多人因封控导致失去生命，更有不少人选择自杀，而疫情后这种自我了结生命的方式并未终止。如此，则怎么理解生命特别是所谓的“尊重”和“敬畏”生命，就成为一个思想难题。既然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则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功利主义驱迫下的现代性价值观，在貌似满足生命物质欲望的同时，恰恰又把生命变成了工具。如何化解这一悖谬，是现代性反思无法绕开的扭结。当此之时，完成生命支点由物质性向精神性的转换可能是一条虽说艰难却更为可行的文明之路。其中，回望历史，审视各种世界性的历史古远的宗教信仰，就成为一项急迫的任务，因为正是这些精神信仰汇聚了人类珍视生命、赋予生命以尊严、颂赞生命的美好与坚韧的神圣品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维持着人类有意义的生命延续。当然，是否每个人都能找寻到并拥有珍爱生命的信仰，进而用信仰来支撑起鲜活而又脆弱的生命，这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思考之一，是关于经典的解读，因为各大精神信仰的精华几乎都蕴藏在其核心经典中。经典就是精华的集中，其中为世人所熟知的《圣经》，就记载了近东古人经历了各种苦难后精炼出的卓越智慧，包括许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思想和行为，如忏悔、赎罪、拯救、神圣、盼望等等。不少华人学者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持续投身到《圣经》研究领域，潜心研读《圣经》，试图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理解其中的精髓，并总结提炼出供追寻的人来共赏的智慧信条。这些学术成果是难能可贵的，不仅有助于《圣经》智慧的接受和传播，也为华人学者在《圣经》研究领域展示其价值性存在做出了贡献。

思考之二，是如何使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中的精神理念，被另外的人群所理解而达成不同文化的会通？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也是历史和当下异文化交流互动的一大挑战。其不仅是一个关于语言翻译的准确性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模拟性的、设身处地的进入另一个境遇中去体会、去琢磨、去领会原创的同理心问题；其也不同于物质性商品的引进和消费，因为物质性商品可以保持其原型结构和性能，而思想文化作为无形“资产”则常常会由于语境和领悟的不同而“走形”，这种“走形”虽说是一种“变异”，但往往也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恰恰又是外来文化在地化的一种积极体现，是创造性的“新生”。

思考之三，是从历史视角看异域文化的传入，其在进入中土后大都经历过被猜疑和抵制的过程，也出现过彼此摩擦甚至激烈冲突、引起很多不愉快的现象，这都是不同文化或文明接触的“自然景观”。探明这些冲突的具体起因、国人对异域文化的惯性思维、以及国人的担忧所在，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减少误解、减缓冲突，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平和且又有效的接纳共属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方式，这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外文化交流都大有裨益。这方面的思索既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值得我们在现实精神生活中积极赞赏和身体力行！

总之，审思和预防封控后遗症，珍爱和守护生命，过积极健康的有信仰的精神生活，建设一种基于信仰的生命文明，显然是当下世界特别是中国社会的最佳抉择。就此，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恰恰是其不同的面相与显现，人类面对苦难和危崖需要“克己奉公”的创造性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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