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中西科 学· 精神·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B807会议室举行。会议针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比较进行了研讨。北师大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刘孝廷教授、北师大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建会教授主持了研讨会。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波士顿大学博士王忠欣教授，旧金山大学生物系原主任钱锟教授分别在会上做了报告。北京化工大学崔伟奇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张明雯教授、孙玉忠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黄春芳副教授，大庆师范学院陆静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张百春教授、董春雨副教授、田松副教授、王天民博士，以及科学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宗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各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近40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分两个时段，第一阶段由来自美国的学者做报告，第二时段由中国大陆学者回应。会议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来自美国学者的报告

1. 当代中西精神文化的冲突与比较

王忠欣教授首先以“当代中西精神文化的冲突与比较”为题做了学术报告。王教授认为，中西文化作为两种不同的体系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造成的，仅仅寻求政治上的解释远远不够。并且，随着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越来越快，中西间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大。

20世 纪以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冲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深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仅从儒、释、道三方面已不足以全 面考察中国文化。而相对而言，西方文化的线索较为明确，其影响主要建立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建立在《圣经》之上。《圣经》主要由《新约》和《旧约》组成， 《旧约》与《新约》中描述的上帝有很大不同。《旧约》中的上帝是威严的，经常发怒、屠城，而这代表了一种“公义”，公义则为一种是非观念。这便引申出基督教的主要思想——罪。“罪”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人与上帝间关系的扭曲；另一方面，是道德上的不完善。《圣经》的主要思想便是对付“罪”，因此，《旧 约》中的上帝主要显示了对罪恶的不容忍、不妥协。《新约》中上帝形象的重点是慈爱，原谅罪、进入爱。综上，《圣经》有两个特点：社会公义和普世关怀。而《新约》中对爱的倡导主要有两点：第一，爱上帝；第二，爱己及人。这种爱是超越的爱，对于西方整个文化的普世关怀有深刻影响，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正是这种超越的关怀。中国的爱是“有差序”的爱、“等级式”的爱，而非“超越”的爱。在没有公义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因此，应反思中国文化中明哲保身、对他人的冷漠、对罪的容忍的传统，认识到最终受害的是自己。中国文化自省能力不足，很少反思自己的文化，公民社会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思考中国应怎样建设公义社会，在大国崛起的形势下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等问题，对此，西方思想很有借鉴意义。

2. 如何在当代新视角下看待达尔文进化论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为此，钱锟教授从科学与文化关系的角度，就达尔文进化论在当代视野下的解释发表了演讲。达尔文进化论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进化论之下，生物学才有意义。但立足当前围绕进化论展开的各种争论，为了该理论的更好发展，需要进一步探讨三个问题：第一，进化论是否能够解释一切？第二，进化论中进化机制和模式是否有疑问？第三，生物界到底是彼此竞争还是相互合作？

在西方，进化过程本身随时间而改变，随机的机制不可能有方向性，将“evolution”一词译为“演化”优于译为“进化”。演化是一种渐进论，是从下而上的，而与此相对立的突变论则以动物大爆炸即跳跃式的突然出现的生物为例，展示了一种与渐进论的生物演化过程不同的模式，从而挑战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渐进论可以解释“适者生存”，但不能解释“适者由来”，由此，对进化的历史和进化的机制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渐进论和突变论的争论可以在一个具体事例中得以体现：生物学家认为，基因就是可以转变为DNA，但研究发现97%的DNA不会做蛋白，是无功能的，属于Junk DNA。不同学者对此采取不同态度，部分人认为进化论可以解释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问题，可以忽略对Junk DNA的读取，另有人认为这97%的Junk DNA具有一定的功能，可能存在一定的研究价值。随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Junk DNA可制造micro DNA，它具有重要作用，可作为基因突变的证据，Junk DNA并非junk。由此可见，渐进论与突变论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在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固有理论模式不足应用之际，正是科学向前跃进的新开始，所以应欢迎生物界新的大突破。

二、中国大陆 学者的回应

针对王忠欣教授和钱锟教授的报告及本次会议主题，与会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张百春教授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两位教授的报告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在西方，进化论已成神话，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进化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假说。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方面，张教授指出，中国文化是一个病态的文化，对其应报一种关注的态度，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本身被冷落，被放弃了。而在西方，基督教影响深远，西方文化即宗教文化。西方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驯化作用，但需以基督教的基本价值和理论为前提。应当从任何宗教当中吸取资源，不为宗教的贡献，而是为了文化本身。他同时提出质疑，基督教中神的两个维度使得神对人间很多的历史不太关注，那么，中国文化本身在基督教之下有无价值？王忠欣教授认为中西文化的比较很重要，双方均存在一定长处。对于上帝为什么会容忍苦难的存在，只能诉诸于信仰当中存在的“奥秘”。

崔伟奇教授认为，社会转型即现代性需要通过文化来面对现实和挑战，应从传统和现代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中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中国人缺乏标准意义上的科学观念，因此,“普遍性”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基础。对于责任概念，责任是与主体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中国人主体性非常弱，在此前提下很难想像社会责任。对于进化论的问题，可将其与中国发展观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中国的发展观仍是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而当代欧洲人的发展观已发生很大转变，不再以竞争为前提时，中国仍停留在以赶超为目标，建议中国的发展观应还原为以自然为尺度。

董春雨副教授从复杂性理论角度对钱锟教授的演讲内容做了回应。他认为，在科学与宗教关系方面，仅谈二者共存共荣是不够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分析二者在哪些方面共存共荣。其次，就美国教育局要求学生审查、评估科学证据的各方面的例子，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的不同，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第三，关于进化论的问题，我们更多的应是谈“演化”而非“进化”。那么，演化不应是有某种方向的，例如：老鹰的眼与老鼠的眼，应是无优劣之分的，且也不会因为某种更复杂高级、功能强而成为演化的目标。达尔文进化论最初提出时是关注渐进的问题，当代对突变现象的关注可以将其看作是对进化论的一种补充。

刘孝廷教授认为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从多方向进行讨论，不应仅关注某一维度，否则难有结论。他以《有一种精神我们还很陌生》为题，对王教授的报告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有一种精神我们还很陌生。对此，应从时代的精神状况出发进行分析：第一，从世界史看现代精神的崛起，每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都会有一个精神实践的过程，即精神现代化的过程。现代精神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寻找精神之路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必走的道路，例如德国人的纯粹哲学路线。在西方精神现代化中，知识分子是主要的精神建构的承担者。第二，中国现代精神缔造中存在着“折俎”，中国还不能称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实现精神上的现代化，市民精神还没有“脱蒙”。第三，要重建中国现代精神。社会的建构要有一个精神的指引，由人心启动，知识分子当担此重任。真正的精神都是垂直维的，思想应具有一种精神独立性。 寄望于未来，在中国，学习德国精神哲学的传统有重要价值，应挖掘精神的独立性、探索精神的丰富性、传播精神的普遍性，需要在中国精神主体、精神自主性的建构方面做出努力。

田松副教授从对“统一性评价标准”的质疑出发提出，如果说现代化、全球化被当作一个进步的、好的东西接受，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如不能被现代化，其价值是否就不存在了呢？由此引发出对科学技术的反思：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相结合，已不单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技术，更是一种作为价值体系的科学技术。首先，工业文明改变了我们理想社会的方向，使其趋向于物质的需求，而科学技术又给我们一个暗含：我们可以无限地追求这种物质的理想生活。其次，工业文明改变了我们的物质能量的循环方式，使其成为一种开放的、不可持续的循环。我们的现代化、全球化就是在努力地把地球变成一个垃圾场。我们的未来取决与两个因素：对当下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测，工业文明都对这两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生态文明的提倡首先应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其次应提倡文化的多样性。所谓文明的荒漠是由于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和自我的精神，我们的现代化即传统的丧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才是我们应努力追求的一种状态，即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博士补充认为，所谓真正的普世伦理应该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欲达而达人。

本次研讨会形式活泼，讨论深入，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大家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机会对该领域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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