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9日至22日，“世界的北京：文学、科学与文明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和北京语言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海淀区科技学校、东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大学、武汉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湖北文理学院、广东协和神学院、华南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Mt. Washington College等中外多所教育及学术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共济一堂，研讨交流会议的议题。

在继承往届会议传统的基础上，此次研讨会在与会人员规模、信仰背景、研究路径、会议组织形式等方面有所突破。这次会议不但有30余位学者作了会议报告和评议，而且还有40余位来自首都各高校的研究生、各国留学生参会。与会学者研讨内容所涉及的宗教信仰多元丰富，不但在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儒教等立场间展开了深入对话，而且还吸引了伊斯兰教、巴哈伊教、埃及东正教学者的参与。此次研讨会增加了文学、艺术、建筑等研究视角，为理解与反思信仰议题呈现了一个较为宽阔、立体的图景。这次研讨会在主会场外，还特别设立了两个学生专场，主持人、报告人、评议人完全由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担当，并接受全体与会人员的提问，为青年学者参与会议组织和学术讨论提供了平台。茶歇期间，与会学者还分享了各自带来的相关专著、杂志及音像资料，扩大了交流的空间。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发表了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分析也很深刻，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整体水平。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做了题为《现代教堂建筑：科技、艺术与信仰的完美整合》的开场报告。报告以建筑风格的变迁为主线，以个案分析和归纳概括的方法展示了教堂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不同历史阶段下的影响因素，并归纳了现代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古今中外，宗教殿堂不但是精美的艺术臻品，而且也是那个时代当地科技水平的集中表现，乃至最高水平。近代以前，人类的科技水平主要体现在建筑工艺上。那个时期的基督教堂建筑，基本上都是遵循一定的风格来建造的，中世纪早期的罗马式、中世纪中后期的哥特式、宗教改革时期的巴洛克式等等。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开启了基督教的多元时代，教堂建筑的风格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多样。19世纪开始的世俗化（政教分离）浪潮进一步加剧了基督教的分散与多元，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不再是时代的潮流。现代教堂建筑的风格可谓“随心所欲”，建筑设计师结合业主的宗教信仰，处境化地设计教堂建筑，使建筑风格各树一帜，甚少重覆。王忠欣博士将现代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1）充分运用当下的建筑科技，以满足各自独特的功能性要求；（2）教堂建筑的外观与信徒的职业相契合；（3）教堂建筑模仿《圣经》中的物体；（4）通过教堂建筑表达某种宗教感情。

科学与宗教

在题为《近代科学、哲学与信仰对于“第一因”的探讨》的报告中，香港中文大学的骆德恩博士回顾了20世纪天文学的几个重要进展，并从宇宙起源问题入手，分析了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对“神存在”和“第一因”问题的讨论。宇宙学家们提出的黑洞、量子真空能量或另一个宇宙等关于宇宙起源机制的猜想牵涉到“第一因”的问题。对此，骆博士与William Lane Craig都撰文对“反对宇宙论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尝试通过证明“跨越‘实际无限’是不可能的”，导出“无限回溯的变化和无限回溯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即使宇宙大爆炸的前因是黑洞或其他存在，这一切最终必定源自一个原初不变的和无时间的第一“因”而来。而这第一“因”必定是有自由意志才能从原初不变和无时间的状态中开始时间的第一刻。因此，存在具有位格的创造者之结论是不可避免的。

西南大学的杨玉辉教授在题为《论科学技术与宗教信仰的划界》的报告中，从问题领域、社会功能以及职业领域等三个方面对科学技术与宗教信仰进行了界定。就问题领域而言，科学技术关注事物的经验认知及其相关问题的技术解决，其研究问题限于世间范围；宗教信仰关注人生的意义价值与最终归宿问题，所研究问题涉及世间、天国和地狱三个世界。就社会功能而言，科学技术主要涉及如何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问题的客观认知及技术解决之道；宗教信仰则提供现实人生的价值判断功能、人生最终理想归宿及其达成方法。就职业领域而言，科学技术从事现实生活生产问题的经验认知研究与阐释，及现实生活生产问题技术解决的手段与方法的研究与探索；宗教信仰从事的则是人生价值的认知与教育，帮助人们确认人生的最终理想目标，提供超越此世今生走向理想天国的途径与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的勾文增博士做了题为《起源问题上的科学与宗教：科学史的视野》的报告。对于现代科学而言，起源问题是极为宏大的自然主题和历史主题，无法彻底摆脱形而上学意义的预设和宗教意义上的引申。在西方基督教学术传统中，连结启示教义、理性思辨和经验研究的神学努力历久不止，这也是西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互动从未停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起源问题上，二者间的互动不能用单一的冲突论、和谐论、分离论等类型论来概括。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立志教授在《诚与信：从〈形成中的宗教〉看怀特海的宗教观》的报告中，认为怀特海在《形成中的宗教》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对宗教的精细看法，这对于我们理解他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提出的“对待科学与宗教的态度决定了人类的未来”这个宏大的命题有奠基性的作用。他还探讨了作为内在生成机制（internal life）的“诚”与作为因果效验（causal effect）的“信”之间的关系。

北京化工大学的郭菁副教授在题为《作为数学家的上帝——莱布尼茨的计算思想研究》的报告中指出，作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茨早在17世纪就提出了建立普遍计算的设想。他认为上帝创造宇宙的奥秘在数之中，要发现这一奥秘需用一种计算的方法，这一方法将所有的命题简化成数字，通过数字的计算进行明确的推理和判断。莱布尼茨相信，借助于这种方法便可以更可靠地认识世界获得真理。首先，他认为计算方法是提高人类智能的新工具。其次，计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再次，计算方法还因其明晰性来帮助我们摆脱争论。莱布尼茨的计算方法具有还原式、符号化、通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不仅确定了莱布尼茨计算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成为当代认知计算主义研究纲领的基本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张涛做了题为《艾克哈大师的心灵学说对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启示》的报告。艾克哈的心灵学说继承了柏拉图传统，富有现象学的意蕴。艾克哈认为，心灵向外看到的都是影像，无法真正地认识事物本身；但是心灵向内观看自身时不需要中介。以这种无中介的方式，心灵便可以认识上帝，最终与上帝合一。在实践方面，艾克哈提供了退隐和回归日常生活的两种神秘主义灵修方式。他的心灵理论指出了科学认识的局限性，比较类似于康德所认为的人类永远都无法认识自在之物的理论。他的实践传统指出了一种信仰方式，实现了一种空无的境界，比较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空无思想。艾克哈的心灵学说，给科学和信仰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进路，既能使人去进行科学探索，又能使人保持谦卑的情怀。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王玮的报告《信仰对科技伦理的引导与塑造》，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她指出，从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起，包括科学在内的很多领域开始“去信仰化”，伊甸园古老的一幕重新上演；当今时代的我们，既是幸运的——我们亲身生活在前人所认为的科技改变生活的时代，却又是不幸的——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科技美梦”。

在报告《从宗教学的心灵结构看“近代科学为何发生在西方？”》中，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王恩指出，首先，正统基督教信仰孕育了近代科学伟大的心灵结构。早期大公教会的主教教父们奠定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并在人们的心灵结构中留下了印记。三一结构、两性、两意志合于一个位格的思维模式正是近代科学所首先出现的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对物质和对象进行解剖、分割，逐个研究其结构，然后再整合到一起，恰恰就是三（分解）而一（综合）的神学在科学中的应用。第二，托马斯·阿奎那通过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划界，揭示了人可凭理性研究世界的普遍规律，从而更好地完成“看守、管理这园子”的使命和任务。这种使命感进一步推进了近代科学的出现。第三，在中世纪，教会为培训神职人员而建立的神学院，以及从大教堂和修道院产生的最早的大学，都是对人成长发展的全面训练和提升。

广东协和神学院的黄继新博士在《一仆难事两主——基督徒科学家对进化论的拒斥》中，以微信访谈的方式就基督徒科学家对进化论和创世论的态度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结果呈现出三种情况：第一，明确反对进化论。第二，认为信仰与科学属于不同层次，可以相容。第三，拒绝做出明确回答。黄博士的分析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其一，这种基督徒科学家认为进化论与创世论水火不容；其二，工作领域与进化论毫不相干，从而对进化论置之不理。对于第二种情况，其一，对进化论比较熟悉，同时持有传统基督教信仰；其二，为了调和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张力，提出一种折衷的说法，避免直接表态。对于第三种情况，其一，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回避表态；其二，不愿因支持进化论而陷入教会的压力之中。

兰州交通大学的万兆元副教授在会上介绍了民国时期的农林学家、巴哈伊教翻译家廖崇真为改善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生存状态所做出的贡献。经过万兆元等人不懈地搜集档案材料，廖崇真的历史形象逐渐得以复原。面对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中国，廖崇真不遗余力，一方面以农学专家的身份，促进中国农业——特别是广东蚕丝业的改良，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两部专著；另一方面将巴哈伊信仰介绍到中国，将数部巴哈伊著作翻译成中文，以期满足中国人的灵性需求。

文学、艺术与宗教

湖北文理学院的刘光耀教授探讨了文学、艺术与基督教的关系，并将之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释道三家进行了比较。刘教授认为，“信仰”有很多，但最有益于文学艺术的，则数基督教。因为“文学是人学”，而唯有基督教才有对人性完全、彻底的肯定。而儒释道的“三教‘合一’”，使得传统中国文学艺术停留在人身性、心性、神性相互混沌交错上，难以获得充分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学乃“人情学”。因此，中国文学艺术如今所需要的，应是以上帝信仰之光对人性——人情——的照耀，使人的身性、心性、灵性即精神在此光照下“各从其类”地发育、成长。以北村小说《我与上帝有个约》为标志，中国文学已然迈出了“走出混沌”的精神旅程。但这一“精神”之旅刚刚起步。

武汉大学的荣光启教授在题为《信仰经验的文学表达》的报告中指出，信仰经验的文学表达是一个问题，常常是强大的信仰经验胜过了文学表达，使追求文学性的人会轻看此类文学。若只是将圣经当中的话语换一种自我的形式重新叙述一遍，不能让人对圣经话语有任何新的感觉、想象和经验，因而基督徒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而不是宣教文学，否则会适得其反。T. S. 艾略特非常反对文学对宗教的“宣传”，而是要求“文学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学”，继而强调“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但是文学‘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杨宇船子在《〈裸颜〉的基督教写作》中指出，C. S. 路易斯的神话理论在他的整个文学批评理论中占有重要比重，《裸颜》正是路易斯按照所秉持的神话思想而创作的。路易斯所指的神话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是某一类特殊的故事，是关于神的真理的故事，是能指向“道成肉身”的事实的故事，也是作为引导人去认识神的唯一途径。路易斯在从人物、时空、情节等方面对“丘比特与赛姬”神话进行改写，通过任务隐喻和故事表征，将福音、教义与神话融为一体。《裸颜》是路易斯本人神话理论的一次创作实践，将读者引向神话背后指示的真神。

在报告《信仰的意象》中，武汉大学的陈世峰教授通过吕楠、张望、杨延康等三位职业摄影师的镜头，从摄影艺术的角度向与会者揭示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现实状况。这些摄影作品包括中土佛教、藏传佛教、天主教等信仰形态，它们开拓了摄影艺术的思考视域，面对中国人日常精神生活的点滴实践，对中国人的信仰现象进行了直接思考与记录。这些作品提醒读者：信仰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生活实践，需要摄影的直接面对与言说；摄影也不是纯粹的客观记录，更需要哲学与信仰提供基本的观看视域。

宗教与道德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教授的报告为《“德修福至”的实践困境与信仰希冀》。他指出，在当今这个物质繁荣、幸福稀缺的时代，亟需对幸福的基础与来源进行深层思考。尽管“德修福至”观念是中外众多先哲竞相尊奉的幸福理念，但作为这种幸福观的具体呈现，无论康德的“以德相配”的幸福，孔子“求仁得仁”幸福，还是马克思“造福人类”的幸福，都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实践困境，并且无一例外地以“信仰”为援手进行补救，这凸显出“信仰”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原点意义，从而开示出以信仰为基点，救赎时代苦难、增益人类幸福的现实途径。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陈明教授在《信仰的力量：从道德到精神健康》的报告中指出，不能将精神健康与心理健康等同起来，人有心理健康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灵性的健康，即精神的健康。各宗教所具有的信仰体系就是从基本的道德遵守逐渐上升到人格的健康，最后走向精神健康。并非所有的精神问题或精神上的不健康都与伦理道德有关，医学上的一些以机体为基础的精神病症和轻度的恐惧症明显就不属于此类范畴。相应地，微小的道德过错与人的精神健康并无多大关系，而在道德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也不能完全表现出完满的精神健康。但不可否认，道德与精神健康有密切的联系。健全道德有助于人们建立起良好的精神健康，而精神健康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自己内心的道德律法的遵守与践履情况。

信仰与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路圣婴在题为《埃及科普特东正教隐修制度研究》的报告中指出，科普特人是埃及的基督徒，科普特教会属于东正教最早的亚历山大教区，可上溯至法老时期。科普特教会与穆斯林共同构成了当代埃及的文化与信仰体系。今日的基督教隐修制度起源于一场被称为“避入沙漠”的苦修运动。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修道士圣安东尼、订立修道规则的帕科缪、世界上第一个隐士圣保罗都是科普特人。从个体的苦行到集体的修士生活，科普特修道院制度被认为是教会历史上最深远的精神复兴。

辽宁师范大学的张爱军教授分析了《信仰在微博的传播方式》：信仰分为宗教性信仰和非宗教性信仰，二者都具有传播的方式和平台。在互联网时代，微博为不同的信仰提供了便捷的传播平台。张教授将信仰在微博的传播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1）互动性——传统的单向传播变为多向传播，传统的宗教性信仰在非宗教性信仰中互动。（2）平等性——主导性传播、灌输式传播、宰制性传播就为多元传播的一种。（3）虚拟性——传播的主体不明确，传播的对象不清晰，传播的内容碎片化。（4）非系统性——网民难以通过微博建立起完整的信仰体系，往往游离于各种信仰当中，其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5）多元性——原来各种不同的信仰体系，尤其是官化、意识形态化的信仰体系被打破，却没有建立起完全属于自己的信仰体系，因而是无根的多元化，从而使多元信仰处于春秋战国时代。（6）选择性——微博传播受新权威治理的影响，对意识形态有威胁性的信仰易受重挫，信仰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尚未完全落到实处。

北京海淀科技学校的孙学章老师在《自由意志与命运的本质》中指出，意志自由之说与因果律相矛盾。既然因果律体现了事物变化或发展的连续性，也就不可能出现偶然性，因此意志也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意志自由是我们的感性认识或经验，这种经验没有经过深刻的反思，因此这种认识充其量只能算作现象层面的知识，而不是本质层面的知识。“意志对于自我是自由的”就等价于“任何东西对自身是自由的。”“自身自由”的含义无非就是：自身对自身没有约束，自身具有规律性、自动性。从另一个角度上理解，意志自由是一种选择。但选择是在一种无形之手的控制下完成的，它是诸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总和。意志仅仅是命运这条大路中的一个个路标，决定道路的主要是内部的素质，而知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旧金山大学的钱锟教授与北京上智编译馆的赵建敏神父皆因个人原因无法到会，但仍然通过幻灯片分别同与会人员分享了近年来有关生物演化与创世问题的一些前沿性学术著作，以及以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市圣雅各伯主教座堂为例，介绍了教堂艺术与信仰元素的融入。

研讨会在与会者们热烈而谦恭的互动交流中逐渐进入尾声。此届研讨会恰逢中国端午节和西方父亲节，同时又是礼拜日，张华教授全程主持了会议，并代表会议主办方就会议安排做了详细说明，刘孝廷教授也代表会议主办方表达了“让我们的心有家可归，亦有远方可追”的愿景，祝福与会的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且都能“找到自己灵魂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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