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科学与人文暑期班”，于2012年8月12日—19日在河北秦皇岛顺利举办。本届暑期班的主题是“中西传统中的科学与精神问题”，暑期班邀请了相关领域资深学者进行学术讲座与研讨。本届暑期班共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博士生约30人参加。研讨班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刘孝廷教授、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共同主持。

研讨班开班仪式于8月13日上午8：30隆重举行，标志着为期一周的暑期班正式拉开帷幕。开班仪式上，刘孝廷教授、王忠欣教授及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杨渝玲教授分别致辞，对本次暑期班的重大意义以及安排进行了阐述。接下来紧张有序展开的研讨择要如下：

8月13日上午北京大学博士后邹晓东以《古典时期的科学与精神》为题率先发言。他认为，希腊思想史从《荷马史诗》开始，经过泰利士、巴门尼德—柏拉图、基督教，历经实现了神话思维到经验思维再到理性思维的转变，以及晚期信仰思维对理性思维的挑战，呈现出四种思想的实在性——感性实在性、理性实在性、理性实在性以及信心实在性。在此思想演进历程中，神话思维最终以残留的方式存在于信仰思维之中，而经验思维、理性思维以及信仰思维则贯穿始终，诸种思维间的张力是西方思想史发展的动力。在此理论框架下，他重点阐释了希腊科学的起源问题，认为希腊神话是希腊人理解宇宙世界的一种思维体系，但拟人化的神话思维最终陷入混沌理解困境，而此困境被米利都学派的经验性的本源概念所打破，从而实现了神话思维向经验思维的转变。然而，随着思想史的推进，经验思维不能清晰地认识“本源”本身而陷入困境。而巴门尼德在批判本源论的过程中呈现了理性实在性，而柏拉图在承袭巴氏的思路为感觉实在性寻求根据，从而导致了“解释现象”思路。这种结合理性实在性来说明感觉实在性的认识论在近代的“数学—实验方法”中发扬光大。至西元1世纪后，基督教产生，由此将恩典真理论引入希腊思想界，使得希腊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正是恩典真理论的引入，使得真正呈现出理性与信仰的共存与张力，从而推动了思想史的发展。

下午，山东大学博士生田芳围绕“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与精神”发言。她认为，在近代科学诞生前夕，腐朽的教会遭致猛烈抨击，开始寻找新的信仰方式，并最终引爆了宗教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近代科学的先驱也开始反思旧的信仰方式、寻求新的信仰方式，由此促使近代科学的革命。接着，在概述近代科学革命前夕的宗教状况的基础上，她侧重从三位关键人物——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视角下分析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哥白尼反驳了当时权威的天文学观点，构造了以“地球运动”为基础的日心说模型。哥氏对与教会权威密切结合的地静说的批判，与当时反教会权威的社会背景有关，其反驳的依据就是持有的经验实在性即观测的现象，哥白尼参与当时对教会权威的质疑，但是其对上帝的信仰并未减弱，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上帝打交道，对上帝的信仰促使哥白尼以理智热情投入到科学的研究之中。近代科学的“数学—实验法”始祖伽利略，对传统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而传统又是 与教会的权威是密切结合的，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学说、质疑教廷对地球运动的解释。但他并不反对上帝，只是寻求与上帝发生关系的新方式即数学—实验研究方式。最后，她阐述了牛顿自然哲学体系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为近代科学的集大成者，在科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其也是一位信徒，其对自然的探索，目的在于荣耀上帝。

8月14日上午，王忠欣教授作了题为《进化论在美国150年》的报告。他认为，作为生物学理论的进化论不必然与基督教产生冲突，而扩展至作为世界观的进化论则将上帝排挤出世界之外，这无疑对以创世论为基础的基督教世界观产生了潜在挑战，主要表现在《圣经》的创世论、上帝设计论、基督教人观、基督教伦理等方面。具体到美国来看，美国基督徒对进化论的态度是多元的，既有接受者，也有反对者，而反对者所反对的正是作为世界观的进化论。美国基督教中的不同教派对进化论进行了反映，温和派、自由派对进化论并不排斥，而保守派特别是基要派则持反对态度。接着，王教授剖析了《宗教与科学冲突史》与《基督王国中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的写作背景、主要观点，进而解构了“科学与宗教是冲突”的神话。时至上世纪中叶，由于基督教保守派推动基督创造论科学化运动，使得创造论与进化论处于紧张关系之中。最后，王教授立足进化论在美国历经的150年，对科学与宗教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总结，认为科学与宗教的确是不同的，分属两个领域，本质上二者并不冲突，而冲突的实质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现代文明承认世界的多元，倡导对差异的宽容，科学与宗教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冲突。

下午，杨渝玲教授以《伊斯兰教与科学》为题发言，她认为伊斯兰文明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地处欧亚非交接地带的阿拉伯，具有沟通中西文明的地缘优势。同时，阿拉伯帝国还非常重视移植外来文化，掀起了持续百年的翻译运动。这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储备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阿拉伯人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化学与炼金术、地理学、生物学等科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阿拉伯科学家还非常重视实验方法在科研中的巨大作用，并对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阿拉伯帝国还建立了较完善的公共图书馆、学馆、科研机构等，形成了科学体制化的雏形。最后，杨教授阐释了伊斯兰文明的科学价值，它架设起了古代与近代沟通的桥梁，同时伊斯兰文明由于其吸收异质文化的能力，比较好地将古罗马的务实精神与本土功利性兼容起来，实现了理性与务实的融合，从而兼具了中西方的特点。

晚上，北京外国与大学王立志副教授作了题为《儒教与科学》的讲座，他认为，在儒教中，人神关系表述为天人关系，而“天”是生命的根本、生活意义的源泉。研究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是实现养护根本、保存源泉的基本途径。儒教强调“天人合一”，文化伦理与自然科技并重，科技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建立恰当的天人关系。儒教宇宙观历经了诸种形式的演变，但“敬天畏命”始终是儒家对待天人关系的基本态度。从天人关系出发，天学、地学、数学、医学和农学均能在儒教的大视野中找到恰当的位置。进而分析了中国科学的几大前近代形态，即朱熹的格物致知、宋应星的穷究实验之法、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和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最后，王教授思索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儒教如何在人类价值重建中发挥应有作用，为现代“善”科学奠定深厚的人文基础。

8月15日上午前半段江苏师范大学梅良勇教授就《佛教与科学》进行了发言。梅教授首先阐述了佛教思想学说体系：四圣谛说、十二因缘说、业报轮回说和三法印说。进而贴近科学与宗教关系主题，认为佛教教理与科学旨趣具有一致的方面，具体来说包括了佛教宇宙观是天文学进步的理论推手、“悬壶济世”慈悲观是医药学发展的良方、“普度众生”宏愿是印刷术进步的内驱力。此外，佛教教理中的“四大”、“空”、“三界六道”等对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不杀生”、“众生平等”等理念对于生物学发展的影响。而佛教的缘起、因果、平等观利于提升人类精神的素养、净化科技。当然，佛教教理也于科学旨趣不一致的因素，如“一切皆苦”、“悲观厌世”、“空”以及“放下”等阻碍科技的发展。

上午后半段，中央民族大学谢爱华教授围绕“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发言，其从微观角度，以牛顿（“自然神论”）、爱因斯坦（“探询上帝的脉搏”）、波尔（“掷骰子的上帝”）、霍金（“魔术师的上帝”）以及柯林斯（“聆听上帝的语言”）等科学家为案例，阐述了科学家的宗教信仰问题，展现了宗教信仰与科学研究的非冲突关系。

下午，武汉大学陈世峰副教授讲授了《西学东渐以来的科学与宗教问题》。他认为，耶稣会会士入华开启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新时代，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启幕。接着，他将西学东渐以来划分为三大时期，即明末清初、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其详细地阐述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如何面对西方近现代科学、中国传统科学如何面对西方的宗教及其文化，以及中西科学观差异性背后各自的宗教文化根源等重大问题，并关注了期间的重大文化事件。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的在华传教取得较大的成功，其与以利玛窦式传教模式是密切相关的，该模式的特点是学术传教、上层路线、适量本土化。面对西来的科学与基督教，明清人士提出了西学中源、中西汇通、中体西用等回应模式。至晚期民国时期，兴医办学的社会救助模式成为主要传教方式，且中西交流的深入，中国士人心态更加开放，同时基督教自身也试图改变“洋教”形式而产生本色化运动。在此背景下，儒学对西学的回应引发了科玄论战，而佛教也以融摄与对话的方式对西学进行了回应。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接受西方科学却坚决地批判宗教，同时中国的科学体制也有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环境、思维观念的变化，宗教文化论逐渐取宗教鸦片论，并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发了“科玄二战”，当下中国社会急需在中西文化大冲撞中重塑信仰体系。

晚上，山东师范大学孙波博士就《20世纪以来梵蒂冈教廷与科学的现实关系》，他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梵蒂冈教廷为了适应时代发展，重新整合其与科学的关系，在现实的物质层面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如互联网科技、手机、相机、电视台以及广播电台等，为教会和教徒的生活服务，从而展现出一种务实、开放的态度。当然，教会在对现代科技利用的同时，也对现代科技崇拜进行了人文审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梵蒂冈教廷设立的教宗科学院，大力支持诸多的学科开展科研，并赢得了较大的国际声誉，成为天主教与科学界交往的桥梁。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理性与信仰的和谐，试图使科学为信仰服务。

8月17日上午山东轻工业学院的陈沛志副教授就《中世纪的科学与宗教》发言，试图澄清“黑暗中世纪宗教压制科学”问题。她认为，虽然信仰是那个时代的主导，但其的确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中世纪的早期，修道院僧侣们翻译并保持了大量的古典知识的典籍、哲学思维方法和自然科学成果。至12世纪，科学、自然哲学、逻辑学等著作强烈地吸引了教会学者们的注意力，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至此，教会学者不再满足于对《圣经》的单纯信仰，而是力图通过理性进行论证。如阿奎那、大阿尔伯特等人即试图调和基督教内部的哲学要素与圣经要素。而唯名论的出场促使了中世纪哲学观念的转变，而教堂学校与大学建制则促使学术研究系统化，培育了理性思维，培养了大批精通自然科学的人才，这都为西欧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接着，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张亚娜介绍了当代俄罗斯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概况，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初转变以来，俄罗斯的哲学界、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等都从不同的进路思考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她还从学界关注热点审视俄罗斯思想界历经的转换及其对中国学界的启示意义。

下午，西南大学杨玉辉教授作了《道教与科学》的报告。杨教授认为，道教具有丰富的科学内容，其外丹学说、内丹学说和养生学说即使古代中国科学的代表。而道教的科学取向同其“道法自然”理念及对养生修仙追求密切相关。道教还形成了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完整自然观，将整个自然界的基本存在划分为形气神三元，将自然界的基本事物划分为物命人三类。而道教科学在方法论上具有六大特点即研究对象的形气神三元性、功能主导性、取类比象性、整体统一性、主客一体性和自然顺道性。当然，道教科学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宗教目标与成仙途径的不对应性、科学方法上对科学观察、逻辑归纳、系统推演以及程序规则等重视不足。进入现代以来，道教的科学观与方法论仍有其价值，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启发与方法论意义。此外，道教“自然无为”智慧对当代环保，以及养生修道对卫生保健都具有重大的价值。

晚上，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副教授作了题为《工程技术与宗教》的报告，阐释了工程技术的人文（宗教）规制。她首先阐述了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关系，它们活动的主体、目的、对象、结果等均不同，但又构成人的存在基础，需要人文规范以及宗教纠偏。技术起源的神话传说中神—技术—人的关联就彰显了技术的限度。犹太-基督教、道教、佛教、儒教等宗教对技术均有“肯定”与“否定”、“亲”与“疏”的张力。而在技术创新中，宗教对技术既有拉动又有遏制，而技术革新也深刻地影响了宗教变迁。宗教也应该成为技术伦理规范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传教士的传教过程中也挟裹着着技术的传播，换言之，技术扩散充斥着宗教需要。此外，在技术的应用中，也关涉到宗教禁忌的规约，如堕胎技术、克隆人技术等。最后，她论述了工程建造、发展中所涉及的宗教，现代进入一个工程时代以来，工程发展中更为广泛地涉及到宗教信仰。同样，工程伦理的奠基也可在宗教传统中寻找到资源。

8月1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以《科学与宗教关系》为题作了演讲。他首先指出，随着时代转变，需要以新的立场和方法重新审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需要摒弃辉格史倾向、避免先入为主的断定，而要从接受多样性的大视野中理解二者的共轭结构与胁从关系。从知识类型的视角，科学历经了三大形态，即博物学形态、数理学形态、STS形态。其中博物学与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立，其来源途径包括生活亲和、劳动协作、先民传承等。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博物学形态自然性、切身性（涉身性）、具体性、有情性、本土性（地方性）等特性，其观察但不改变对象为前提、自然地获得自然信息。博物所秉持的情怀或原则包括虔诚、厚道与合生等。而近代革命以来，数理科学范式取代了博物学范式。数理学范式即以数学方式加工物理方式所获得的经验而形成的知识类型，其以数学、机械论以及还原论为基础。现在正在历经的是STS范式对数理学范式的转换，即从科学—技术—社会三角关系中诠释科学类型，具有了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由此，科学与宗教从知识类型、实践方式、社会关涉、文化互动等向度发生关联，此外，科学经验与宗教经验均是主体精神实践的方式之一。从历史进程看，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分为三段，即博物学传统下宗教对科学的驾驭、数理学传统下数理学对宗教的排斥以及STS视野下的多样性共荣。自然生态也启示我们必须走向文化多样性，需要变革传统的单一模式。而当前中国学界，由于世俗主义、技智主义，特别是源自俄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偏误，使得科学与宗教相互成全、约束、平衡的关系从未被广泛的认知。因此，梳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将利于纠偏“科学与宗教冲突”的论断，清晰宗教与迷信的界限，保持自身的民族优秀传统。科学与宗教的共荣，就必须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下午，华南师范大学勾文增老师从科学技术史的视角，展现了中世纪向近代科学转变中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阐发了期间重大事件的历史新见，如异端裁判所、布鲁诺惨案、伽利略惨案等。至十九世纪中期，科学才逐渐建制化、职业化、社会化。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江泓助理研究员介绍了其参与的“关于科学与宗教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独特思考。进入自由发言后，学员们纷纷表示于本期研讨班上受益匪浅，并结合专业背景、学术关注、心路历程以及人生履历等角度畅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

在每位专家学者报告之后，都激起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讨论，围绕报告内容以及本期研讨班主题“中西传统中的科学与精神问题”，进行深入对话与研讨。此外，为丰富本期学员生活，在紧张有序研讨间隙，播放了著名学者的讲座录像，还安排了为期一天的外出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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