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联合筹划、组织和资助的“首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于2004年12月28-2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和美国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美国学者Wesley Wildman博士和旅美著名学者钱锟、王忠欣等专程从美赴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科学与信仰”，分议题包括全球化语境下的“两种文化”、“科学与宗教”、“科学与意识形态”等。共有36位学者围绕议题作了大会发言，许多问题激起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争鸣，让与会者留恋回味。

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两种文化”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有着共同的基础，科学文化具有人文的起源，它们的分野是历史地形成的。今天，当科学文化占据文化领域的核心地位时，我们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那就是科学并不是文化的全部，从而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规范科学主义和科学文化，使科技有一次根本性的转向，由说明性的科学转向理解性的科学，由还原论的科学转向注重认识整体的科学，由只重分析的科学转向综合和分析并重的科学，由征服性的技术转向调适性的技术。让科学回归人文。对此，关于科学与信仰的研究和讨论无疑提供了一个既有历史渊薮而又崭新的整合思路。

关于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与会学者指出，信仰不是宗教的专利，更不是迷信的代名词，它们之间存在着多重关系，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我们每个人都有信仰，只不过信仰的对象、内容、程度和层次有所不同。宗教是发展最完备的信仰。信仰对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本体特性。用理性的眼光看，信仰具有一种文化的魔力。这种人们赋予或创造出来的魔力，恰是人们超越现实、克服各种困境、不断创造奇迹所必须的。因此，科学的发达，并不能替代或排除信仰。若从“信仰”与“工程”的关系来看，信仰作为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维度，直接构成工程文化的重要内容，影响、关涉现实的工程运行，从具体的工程目的到方案设计，从功能到审美，从内容到形式。或者说工程的实现总是或多或少地表达着人们的信仰成分。从二者的关系看，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工程中至少存在作为满足信仰的工程（如教堂、庙宇）和受信仰影响的工程（如中国建筑工程中的风水意识）等。目前，在欧美，科学与信仰的跨学科研究是一个前沿性的课题，近年来更是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方面的学术会议也举行了不少。究其原因，就在于许多科学问题都涉及到信仰特别是宗教，因此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两者间良性的互动，就显得日益重要。

针对科学与宗教问题，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通过回顾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具体关系，特别是科学的社会运行和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宗教情感和精神风貌，质疑了关于科学与宗教严格对立的传统观点。因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基督教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有着很深的渊源。自然神学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重要特征，是当时的主导思维方式。它是一种理性神学，“上帝的两本书”是它传统中最重要的比喻。“研究自然即认识上帝”为当时的科学家们所普遍持有。实际上，自然神学充当了“前科学”的角色。从世界图景的构建看，至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产生止，近代科学走过了自然神学——自然神论——无神论的轨迹。事实上，关于科学家创造的机制至今远没有被研究清楚，也许科学家的创造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寻，科学家说出科学定理有很大的“随意性”，为什么是牛顿而不是其他人在当时说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永远是个谜底。在这方面，所有的论断都只能是猜测。但问题是，这个猜测远没有结束，我们的猜测是：科学家说科学定理时，需要灵感，这个灵感的来源是复杂的。但在历史上，西方科学家们的灵感来自于基督教的背景，没有这个背景，西方科学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科学。

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与会者指出，中国从五四以来一直认为科学与宗教水火不相容，并且崇尚科学鄙视宗教，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严肃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严重滞后。归纳目前中国大陆学界的观点，可概要地分为冲突和非冲突两类。在非冲突类中，又可细分为分离和联系两种。如果单从数量上看，大陆学界赞成冲突的文章并不多，似乎处于非主流地位。然而，情况也许恰好相反，即冲突的观点可能为多数，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导向决定的。而非冲突的观点近年来作为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又具有一种时髦性，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市场。许多与会者赞成两者关系历史动态变化、多元的“混合”观点。原因是科学和宗教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现象。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该领域中非冲突的观点将会更加流行，中国传统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

而综观世界，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讨论较多、较深的，主要是基督徒哲学家，而不是无神论者、怀疑论者或信仰主义者，因为多数基督徒哲学家认为，科学与宗教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和相通的，他们自然要按照这个思路来寻找二者的相似和相通之处；反之，如果不相信二者具有相似性和相通性，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寻找它们之间可能的联系了。关于基督徒哲学家对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认识，伊安·巴伯概括了四种类型：对立、无关、对话、整合。这些成果值得我们关注。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曾经显赫一时，又被打入死囚，但有趣的是，宗教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对人类未来的终极眷注，在信仰的支持下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地。特别是技术理性带来的信仰危机，更使得终极眷注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点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富有启发意义。作为文化发展重要形式的文化整合，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在对人类命运的终极眷注中找到自身发展的方向。文化整合要实现的，正是现在与未来的统一、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实践与理想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现实方向。毋庸质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发展，但是科学的发展也会带来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宗教的介入。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宗教占主流的国家，但信仰各种宗教的民众至少也有一亿人以上，涉及到宗教信仰的科学问题如果得不到这些信众的配合，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中国应该对科学与宗教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重视，对21世纪的科学与宗教发展新型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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