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于2017年2月10日在深圳举办读书研讨会,邀请武汉大学文学院荣光启教授演讲“我看‘当代中国的基督徒文学’”,来自海内外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以下为荣教授的演讲内容:
我常常想:文学和信仰得救之间有关系吗?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先从我自己的经历开始:
一
我感觉学文学和我的得救之间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我大学毕业后觉得自己挺不错的,风华正茂,当时因为写诗文,学校还挺认可的。逢年过节,学校常常找我写点东西。我把文学当作一种生命的取向、一种价值,我应该有一种对这个价值的认真态度,所以当时在我的身上,有一点点那种旧式文人身上那种狂狷的东西,或者说放荡的东西。我那个时侯追求的是:作为一个搞文学的人,应当有一种对“自由”的认同和追求。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诗人,或者说作品非常优秀的诗人,如果在有些时候又显得特别的功利,就不好了。
这种心理在我信主后,在我身上还有。在面临受洗时,作为一个搞文学的人,这种心态也有一定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既然我深深地体会到对上帝的信仰是非常的宝贵,耶稣基督也给了我很多恩惠,我真的觉得信仰很好,按照圣经的话,我应该受洗,那我为什么不受洗呢?我犹疑什么呢?在那个时侯我感觉,过去我在文学当中对某种价值的确认以及对它的认真和执着、然后为它按照某种方式来坚持的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我觉得既然我如此的认同,心里如此的感动,那为什么要顾及别人的眼光和一些压力呢?我应当这样去做,去受洗!
我是2003年复活节受洗的。2010年至2011年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做访问学者,2011年下半年回国。当时心里有很大的感动,觉得应当很认真的在教会里做点什么,面临着要不要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服侍的问题。这个时侯,我也能感觉到一方面确实有来自圣灵的感动,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过去学文学形成的那种品性在我里面仍然有影响:我是一个搞文学的人,我还顾及那么多干什么?我何必要在乎很多人对我的那种评价呢?在我身上有种对“自由”的坚持,这个品性在人生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但它更大的背景是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拣选,在背后有掌管我的一种力量。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 当然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中国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二
文学阅读、文学写作和基督教的得救有什么关系?我信主以后很长时间里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关系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不少作家自杀,像海子、顾城,还有一个北大毕业的诗人戈麦,等等。我相信在艺术界这样的人也有不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也有一些人像北村、谢有顺、史铁生等,他们开始寻求上帝。也有的人在另外的领域里寻求,比如气功,比如佛、道。文学艺术和信仰层面的“得救“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首先,我觉得这和文学的独特性是有关系的。文学是什么?文学不在乎它的内容,它是一种特别的说话方式,它追求一种表达的方式。文学的表达方式很注重感觉、想象、经验方面的具体性。同样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学家会非常注重资料的真实性,哲学家会注重它的意义,文学家会非常注重在感觉层面对它的描述,让读者感觉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文学的语言方式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我们说哲学是爱智慧,本质是追求普遍原理,历史追求的也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回到现场或重建过去,文学的首要目标不是真实。当然这种真实不是哲学、历史上的真实。文学追求的是一种感觉上的真实,是经验上的感动,是想象上的那种独特性,这就是文学。
由此,文学的功能也就非常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过去中国文学一直强调文学的教导功能,所谓“寓教于乐”。但首先,文学不是用来做这个的。文学首先的功用在什么地方?这里我引用余华的小说《活着》单行本的序言:“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长时期的痛苦,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它更多的时候倒是封闭起来,于是只有写作、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
余华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写作使我封存的内心敞开,在写作中我才知道我自己有多么高尚,我自己有多么卑劣,一个人只有了解自己才能了解世界;当我在写作当中,灵感才不断到来。余华很有意思,我们一般说灵感到来时我们才写作,余华说,当我在写作时,灵感才不断到来。余华把写作当作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途径,写作就像一个挖井的行为。我们人的内心是封闭的、封存的,语言很难表达人的存在状况,写作是一种挑战,写作使我们封存的内心得到不断敞开。在写作中我们得知自己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以表达。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法了解自己的话,他就没法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基本上是通过自己来了解的。那么在这里,文学的功能,最基本的功能不是文以载道、不是寓教于乐,它首先是自我的认知。在这个层面,文学就很重要了。
三
文学的功用是一个人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里,文学和得救有一个关系。文学是得救之前的非常重要的准备,在人与他的得救状况之间,文学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当代作家中,文学成就很高的很多作家会这样讲:“文学是我的信仰。”但我们知道,文学不能作为信仰,它不能作为信仰的对象,信仰的对象只能是终极存在。文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作家自己不能很好地认清这个事实,所以他们会说“文学是我的信仰”。鲁迅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说人和社会是有病的,文学的作用不是医治,而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文学的作用是将人的病症描述出来,让医生来诊断、来开药方。而我们很多作家是把文学本身当作信仰,当作药和医生。
这是我们讲文学的特性、文学的功能,但这个功能不一定全是好事,它也有可能是坏事。为什么呢?文学是一个感觉、经验、想象方面的认知,很多时候它会带来不一定是好的方面,也可能是坏的方面。譬如说刚才讲的海子、顾城这样的作家,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非常高,他们为什么自杀了呢?顾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顾城成名的时候很早,他就像现在的明星一样,粉丝很多,很多少女都想请他签字。我觉得他后期更多的可能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他有一首诗,叫《新街口》,他说:“零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还有一首诗:“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 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这些作品让人感觉很恐怖。
文学在人的认知方面就是双刃剑,一方面是好的,它引导人追求神性的东西,需要上帝的干预,像北村、史铁生这样的人,特别是北村,在小说上非常有成就。他在写小说的过程中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第三者、类似于创造主的角色,人活在的这个世界和语言是同构的,都是迷宫。他觉得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够建构非常宏大的文学世界,但是在真实的世界当中,比如在婚姻当中、在男女关系上,我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他从一个创作的文本非常复杂的小说家,一下子转向整个世界观、生活观都很清晰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到了1992年,北村作为一个先锋派的作家,人们说他转型了,很多人开始不愿意读他的作品,因为他的小说最后都是“人的尽头,神的开端”,都是这个人最后听了福音,变成一个基督徒了。有些批评家非常不满意,批评说怎么能这样处理人物的结局呢?这就是北村。史铁生也有关于人存在的困境啊,人的归宿应该在哪里啊,到底怎么解决……等很多的思考。
不好的那一面,我们说海子。海子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1979年15岁上了北大,1989年3月份自杀。海子写了很多的作品,他的东西他自己认为是很不错的,在此之前他的朋友们没有给他很高的评价,但他自己还是比较自负。他去过两次西藏,还从西藏背回来一个石佛,今天还在他的墓上。我们去过他家两次,他的父母带我们去他的那个墓。他的母亲认为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从西藏把这个菩萨带回来了。海子读了很多比如印度史诗、《圣经》这些书。他在1988年的时候胸口已经挂了一个十字架,上面有耶稣。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时候,身上带着四本书,有《乌托邦》、《瓦尔登湖》、小说《孤筏重洋》和《新旧约全书》。后来人们通过解剖发现他去世之前没有吃东西,大概有两天的时间,他在那里一定是想了很多很多,活着有什么意义……在写作上,他真的是认为他写尽了人类的某种状况……他感觉自己一下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他进入了自己所看到的那个绝望的境地。
和哲学的理性的阐述不一样,文学是非常具体的,它能够让你感受到那个黑暗是什么。如果我们去读北村的小说就会发现,当代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信主,恐怕和北村是有点关系的。北村在信主之后写的小说,把很多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神圣的价值全部否定了,它这种否定不是通过哲学的语言表述的,而是通过小说来讲,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温情,包括神圣的爱情……这些东西全部否定,把哲学家追求的那种智慧的生活也否定了。他不是通过那种抽象的思维来表达,而是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所以文学是一个双刃剑,他能够使一个人站在信仰抉择的关口,它是一个得救的桥梁。那么在这个信仰的抉择中,海子、顾城可以说是进入了深渊,北村,还有批评家谢有顺,则去向了另一个神圣的维度。
四
基督徒创作的文学,一定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信仰经验成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刚才说的北村,他在信主之后写的小说,好多人会觉得简单粗暴。他们抱怨说,过去的叙述方式那么的复杂,今天怎么会那么简单,一番叙述之后,主人公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流浪,然后遇到福音,最后回家了(信主)。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非常接受不了,觉得这是作家的堕落。但北村自己不这样认为,我也不这样认为。举个例子,诺贝尔文学奖,每一次颁奖词里都会讲这个作家通过他卓越的写作,刻画了社会的苦难、描述了人类的苦难等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恐怕很难去问一个问题,譬如说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那真的有读者读了他的小说去自杀,那歌德有没有责任?一般来讲,作家通常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对人世的描述是非常悲观的、绝望的、虚无的,他们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把这种悲观绝望虚无描写的非常之生动,以至于很多读者读到他们的作品,就更加认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北村说他写作这么多年,渐渐有这样一个疑问:文学有没有参与这样的谋杀?所以最后他不这样写作。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现在我努力提供一个出路,虽然这样做好像违背了文学的本质,也得不到很多人认同。
把信仰经验转化为文学作品是有难度的,需要作家有很多的经验,譬如说他真的有圣灵的感动,他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因为得救和现实世界有非常亲密的交往,这样才能真正的认识人。文学就是人学,真正认识人的最好的地方、最深入的地方就是教会。教会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去教会的都是“病人”,都是真正袒露自己的病来寻求救赎的人。那么有圣灵的感动,有服侍的场域,有自己写作的领地,在这样的情况才会诞生比较好的基督教的文学,或基督徒所写的文学。
五
中国现代文学和基督教的关系。现代中国,不仅仅是文学,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与基督教有关系。如果你了解中文圣经是什么时候翻译的,你也就了解了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我们经常把它归之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但是作为背景,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早就开始传播了。在19世纪上半叶传教士来华所创办的刊物报纸中,使用的白话文和今天的报纸差别其实已经不大了。这是在语言这个层面。那么在文学这个层面,今天我们知道中文和合本圣经,它的翻译是非常典雅的。今天有的人会觉得不懂,或者说翻译的不准确,其实不是不懂或者说翻译的不准确,而是今天我们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什么地方?我说的更激烈一点,如果说我们认为人是堕落的,那么语言怎么会不堕落呢?当时他们的翻译是非常注重这个中文表达的习惯,非常的典雅。很多激烈的词语在中文和合本里面会减缓激烈的程度,它会让中国人容易接受。今天的汉语,我们知道其实是非常俗、浅薄、谈不上有什么美感。
现代诗经常表达的是一种颓废、虚无、绝望那种情感。这种情感在《诗篇》里你也能够看到。《诗篇》的作者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向神倾诉那种绝望,它是个人的一种真实的表达。诗篇32篇的第3和第4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乾。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乾旱。”《诗篇》里边的那些叙述,跟现代诗的那些情境很接近,很多地方比现代诗写的更精彩、更有深度。
中国现代文学和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的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带来了全新的改变。很多人接受教育是在教会学校。现代文学的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人跟基督教没有关系。比如我们说现代文学里传统的六个人“鲁郭矛巴老曹”——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曹禺。曹禺的名著《雷雨》跟基督教的关系好多人不知道,那是因为在40年代开始我们就把《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删掉了。那个故事本来是在教堂里边开始的:一个来到教堂里边的孩子,听说十年前这里发生了悲剧,一个屋子里死了很多人。那个孩子就很惊讶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故事讲完了,这个舞台的背景是周朴园在那里读《圣经》,它其实是关于沉沦与救赎的一个故事。
鲁迅最敬佩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写过两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显示灵魂的深者”,这个人写东西真的是深,那么为什么深,因为俄罗斯有基督。
胡适在康乃尔留学的时候,也参加过退修会,在退修会里边决志了。当然胡适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又没有信主了。再说闻一多,很多人不知道闻一多作为基督徒在美国的生活。闻一多说:“我回国以后,我渐渐的失去了我的信仰。但是基督的精神还在。”
如果我们了解基督教的话,你对中国现代文学应该会有新的看见。如果我们知道基督教在说什么,然后再回头看自己的那个学科,可能你的收获会不一样。
六
最后讲讲当代中国基督徒的文学创作。1978年之后,中国文学开始叫“新时期文学”,后来我们讲到余华、格非、北村这些作家,这是“新时期文学”这个脉络当中出现的“后新时期文学”。
在1980年代之前,如果你要找出基督徒写的作品,那是非常非常少了。在教会系统里面有,如倪柝声的赞美诗写作,非常的漂亮。“你若不压橄榄成渣”,这是倪柝声的作品。你仔细的回味一下,真的很经典。还有像“圣哉圣哉圣哉”里面有一句话叫“救赎黄昏的黎明”,这是多美的语句!
当然在建国之后,大家也有一些对于基督教作为一种生命价值的那种思考,在文学中是有这些的。有一个电影叫《血,总是热的》,大概是在1980年代初出品的,它的创作可能更早。这个电影,你认真看会非常的感动。它讲一个女孩在工厂里工作,是一个团支书,非常的积极向上。她的男朋友后来出国了,抛弃了她,她不敢相信过去的那种山盟海誓的爱情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后来她又遇到很多的挫折。她有一位邻居,是一个信天主教的老太太,给了她很多的安慰。后来她愿意把那个十字架挂在胸口。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景——这个女孩子胸口既有团徽又有十字架,这在工厂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作品在新时期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
还有一部小说也是非常的感人,叫做《晚霞消失的时候》。小说里面的人物并不是基督徒,但有对耶和华神的思考。在泰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场所,小说主人公突出了对耶和华神的思考。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跟新时期的许多小说比起来,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宏大的东西,非常令你感动。
1990年代大家感觉到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督徒人口越来越多,像我突然接触到了基督教,就是因为所处的乡村突然出现了一座教堂。后来在城市读书也接触到教会,身边第一批出国留学回来的人中竟然有人信主了。这种情况应该比较普遍。后来就知道文学界有许多人是基督徒,比如前面我讲到的北村、谢有顺,还有像史铁生这样的对基督教有思考的作家。小说和戏剧界都有一些人。诗歌这一块人我认识的特别多,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相应的诗集在出版。
总的来说,和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相呼应,宣告自己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的作家越来越多。当代中国的基督徒文学,在作品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繁盛的,很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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