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华人基督教學會美東地區研討會於2000年10月6日晚在Walker Center舉行。來自波士頓地區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安德弗牛頓神學院等院校的10多位學者與會。北京大學宗教系教授王博、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姜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郭沂等也參加了研討。會上，安德弗牛頓神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學富先生以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文學為題做了精彩的發言。以下為發言大意：

中國文學發展到19世紀末，其文言形式早已爛熟而僵化，白話文學則孕於其腹內，在20世紀初因著外國文學與思潮的催生而呱呱墜地。此即中國新文學，或稱中國現代文學。

中國文學之發生，即與基督教及其文化有不解之緣。基督教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契機在於：20世紀初的20年間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興盛時期。期間，教堂急速增加，教會學校、醫院星羅棋佈，《聖經》大量印刷，教會報刊、書籍廣泛傳播，基督教影響輻射全國城市與鄉村。兼值中國對外開放、兼容並蓄的新文化運動時期，西方文藝作品、理論著作被大量譯介進來，它們都或隱或顯地負載著基督教的許多精神文化因素。就這樣，基督教不可避免地進入中國作家的文化接受視野，影響著他們的思想意識，甚至在少數作家那裡深入到信仰的層面，基督教因素在他們的作品中亦有反映。

舉例來說，「官話和合譯本」《聖經》於1907年翻譯出版，恰值新文學發生之前，其「信達」的白話譯文，標點符號使用，初具現代漢語語法等，給剛剛脫胎於文言文文學傳統、蹣跚學步的新文學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樣板。這恐怕是《聖經》翻譯者們始料未及的。白話文《聖經》翻譯顯然出於傳教動機，但斷對中國新文學的產生有所觸動，頗為有趣。《聖經》不僅是一本宗教信仰的經典，也是世界上許多民文學的借鑒之源。並且《聖經》的翻譯對一些民族的語言起到了規範化的作用，如現代德語、英語等。《聖經》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影響也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主題。當然，從整體來說，基督教與中國文學發生關係造就的不是「基督教文學」，而是一批與基督教相關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

問：談到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文學，許多人會想到冰心和許地山。他們與基督教的關係究竟怎樣？

答：如果細讀現代文學，幾乎所有作家的作品都有基督教因素。可以專門做論的作家作品也很多。冰心與許地山思想與作品裡的基督教因素較為明顯。而且兩位都有受洗入教的經歷。冰心《愛的哲學》裡有很多基督教因素，這些因素就散逸在她的許多作品中。許地山的《商人婦》、《玉官》裡有明顯的基督教內容。許是一位基督徒，但對其它宗教如道教和佛教等的興趣與修養都很深，他似乎有意「謀諸教之相通」，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宗教間的對話。

問：如何評價這些基督教因素？

答：80年代以前，現代文學研究這一問題時，大都承襲茅盾在《冰心論》、《許地山論》中的觀點，把基督教因素視為消極影響，如逃避人生風雨的慰藉作用。其實在20年代也有與此相反的觀點，認為基督教因素被冰心吸收作為支持人生的力量之一。

問：是否可將受基督教影響的作家做一個大致的介紹？

答：中國現代文學中有兩個大的文學社團，一個是「文學研究會」，一個是「創造社」。「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初曾與基有一種因緣。它的早期成員中有一些人與北京基督教青年會關係甚密。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有一個閱覽室，他們就在那裡開始讀到許多當時在國內很難讀到的外國文學作品。這些人當時就像我們現在一樣，聚在"Walker Center"讀書、討論問題、辦刊物。他們成立了「文學研究會」，我們成立了「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在「文學研究會」中，不僅冰心、許地山等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其他還有周作人、茅盾等。不同的是，茅盾是借鑒基督教題材與主題來表達他的社會政治意識，比如他寫的《耶穌之死》、《參孫的復仇》等，都是《聖經》題材，但表達不同的寓意。創造社的成員中許多人涉入基督教很深，如郭沫若、郁達夫和田漢等。

郭沫若、郁達夫早期留學日本，兩個人的戀人都是基督徒，他們之間的情感糾葛與基督教聯繫在一起。這些都反映在《落葉》（郭沫若）、《南遷》（郁達夫）中。這是兩篇「身邊小說」，或者稱「半自傳小說」，透露出許多關於作家本人與基督教的關係。二人都對耶穌的寬恕與人格有較深的服膺。

與基督教關係頗深的還有巴金、老舍、曹禺等。巴金的《田惠世》表現一個基督徒的人生觀，巴金的目的是要尋求基督教與人文精神的相通。老舍寫過有關基督教的作品，基督教對他的影響也頗深，在他的創作中自覺與不自覺地透露出來，如《黑白李》，《貓城記》。曹禺的劇作受《舊約聖經》的影響很明顯。

問：這樣看來，幾乎所有重要作家都接觸和反映過基督教。你覺得魯迅與基督教是否曾有過關聯？

答：其實，我還想介紹一下徐志摩、沈從文。由於時間關係，我就重點介紹一下魯迅。

魯迅的宗教意識一直被研究者忽略，其實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生命的宗教情趣，來自他童年的生活經歷。魯迅對宗教的態度在他的早期論文中反映出來，如《破惡聲論》。他對《聖經》也做過研讀，這在《摩羅詩力說》中有所表現。我認為魯迅所說的「精神界之戰士」與《聖經》中的先知是相通的。他曾感嘆中國沒有耶利米這樣的先知，並且借耶穌被釘十字架之事件，表達了對庸眾的憤怒。在《復仇》（其二）中，魯迅描述了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過程，這個形象其實負載了魯迅的自我體驗。他在某種程度上與耶穌認同。魯迅並在一封信中明確表示，在尼采與耶穌之間，他贊同耶穌的傾向。魯迅在小說《藥》中對夏喻形象的設計，也借鑒了耶穌受死復活的經歷。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