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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價值理念與當代信仰危機

2000年11月19日晚,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美東波士頓地區研討會在Walker Center舉行,來自波士頓大學、哈佛大學、波士頓學院、和安德弗牛頓神學院的十多位學者出席了研討會。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郭沂博士做了專題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信仰是人類最高的價值追求。自從鴉片戰爭打開中國的大門以來,西方文化勢如破竹,席捲神州大地,中國傳統的價值理念便成了昨日黃花,而中國人的價值判斷也隨風飄蕩,更談不上穩定的信仰體系了。

中國現代以來價值判斷和信仰體系的變化是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息息相關的。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現代化的述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19年至1949年,是中國現代化的全盤西化期。全盤西化可分為兩派,代表兩種價值追求。一是全盤歐美化,二是全盤蘇俄化。第二階段為50至70年代,是中國現代化的全盤蘇化期。1949年後,中國一切照搬蘇聯模式,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不允許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任何思潮存在,蘇聯化的馬克思主義幾乎成了唯一合法化的信仰體系。第三階段為80年代,是中國現代化的經濟復蘇期。中國改革開放運動的特點是,在經濟上推行歐美化,而在政治上繼續維持蘇俄化。經濟改革必然帶來思想解放,但是,當思想解放觸及政治領域時,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時,又會受到無情的打擊。如此,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惡性循環。這個階段,隨著各種思潮的流行,馬克思主義的獨尊地位開始動搖,馬克思主義信仰體系越來越受到懷疑。第四階段為90年代,是中國現代化的徘徊期。當經濟改革初見成效,而不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作相應的調整,必然使改革陷入困境。這個時期,更多的人拋棄舊的信仰體系,而為全社會所接受的新的信仰體系尚未建立,造成信仰領域的空白,各種宗教和半宗教得到迅速發展,法輪功現象是值得深思的。

應該如何重建中國的信仰體系?目前國內最有影響的思潮是所謂新左派和自由派,它們其實分別是全盤蘇俄化和全盤歐美化在新時代的變種。這兩種思潮的主要觀點雖然水火不相容,但它們反傳統的態度卻是一致的。它們都毫不憂鬱地把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歸結為封建遺毒、歸結為專制主義。我認為,這不但是對傳統的巨大誤解,而且也是對現代化的巨大誤解。

我們通常所說的現代化,其實只是對現代化概念的一種狹義的理解,即發生於西方、蔓延於全球、目前仍在進行的現代化。現代這個概念是相對的,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所屬於的那個時代稱為現代。所以,從廣義上,任何一種文化從舊範式向新範式轉化的過程,都是現代化過程。從本質上講,所謂現代化,就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文化系統的調整與轉型過程。

現代性是相對於傳統性而言的,二者固然有所不同,然而也不是完全對立的。現代性與傳統性是血肉相連、難捨難分的。就知識系統的現代化而言,一方面,新的知識系統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它總是要以傳統知識體系為基礎;另一方面,一些已有的知識被以不同方式運用到新的知識體系中,在新的知識體系中復活了。因此,在現代性中我們總可以發現傳統的影子。就價值體系而言,我以為在人類的軸心時代,各大文明的基本價值就已經確立。在其後各個時期的價值體系的轉型中,儘管我們不能說在實質內容上沒有新的發展,但是,傳統的價值觀被運用到新的價值體系中,更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被我們當作現代性的東西,一查原典,原來早已有之。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說法,在軸心時代以後,人類的每一次重大轉折,總要回過頭來從軸心文明中吸收智慧。

當然並不是所有傳統都可以直接運用到現代化中,它們往往要改頭換面,採用現代的形式,即所謂新瓶裝舊酒。有些傳統,還需要加以改造,才能重新被運用到現代中。就這樣,傳統性在不知不覺中轉換為現代性。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稱為傳統的現代化過程,即化傳統為現代的過程。所以,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我們毋寧說,現代性就是傳統性。人們之所以常常將二者對立起來,主要由於這種傳統性被遮上了一層現代的面紗。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某些方面被拋棄,某些方面以新的形式凸顯出來,甚至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說,經過現代化的洗禮,傳統再生了、復興了。按照我的理解,所謂現代性就是在現代化過程中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那些因素。那些引起現代化的新質是現代性,而那些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傳統因素同樣是現代性。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般來說,知識系統產生了更多的新質,所以它的發展模式是多變的、跳躍的;相反,價值系統,特別是其實質內容,則繼承了更多的舊因素,所以它的發展表現出更明顯的恆常性穩定性。

因此,我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中外文化融合,儘管中國人的價值理念和信仰體系會日益多元化,但其主流將是傳統的。

那麼,中國傳統的價值理念和信仰體系是什麼呢?人們一定會想到中國哲學,想到儒家、道家和佛家。中國傳統的價值理念和信仰體系的確在此。

在我看來,哲學和宗教的含義,是一個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工作。這兩個概念都來自西方,以西方意義上的哲學和宗教來考量中國的學術思想,嚴格地說,中國既沒有哲學,也沒有宗教。依此,或許可以這樣說:西方思想的特質在於哲學與宗教相分離,印度思想的特質在於哲學與宗教相合一,而中國思想的特質在於以哲學代替宗教。

各種宗教都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在中國,哲學就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不需要宗教來扮演這一角色。中國哲學通過兩條途徑來安頓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也就是人的德性,二者往往交織在一起。由於它們都以人為出發點,為人生而設,所以都具有人文主義特點。就此而言,我們又可以說中國哲學的特點是人文主義。我想,如果把哲學看作關於世界根本觀點的學說、關於對存在問題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關於人生的學說、關於信仰的體系,那麼就可以說中國思想具有哲學和宗教的兩重性。

總之,中國傳統宗教或哲學將仍然會成為當代中國人價值理念和信仰體系的主流;只有我們重新確認傳統,才能化解目前這場空前的信仰危機。

當然,這並不否定,中國人的信仰體系將朝多元化方向發展,基督教將在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當年佛教傳入中國之初,曾受到中國文化的強烈抵制,後來佛教進行了自我改造,使之更加適應中國文化,結果導致佛教在中國日益繁榮。我想,如果基督教要在中國有更大發展,應該借鑒這一經驗。

郭沂博士發言後,大家就此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安德弗牛頓神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學富、陳曉東、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蕭濱等分別從西方文化傳統、中國基督教現狀、以及中國政治改革的角度都對此作出了精彩的回應,因篇幅所限,無法在此一一列出,有興趣者,可與學會聯繫,索取詳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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