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美東地區2004年秋季讀書研討會，於2004年9月18日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舉行。這次讀書研討會的主題為“他者與差異：漢語思想語境下的基督信仰”，主講人為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哈佛大學神學院訪問學者曾慶豹。來自波士頓地區的華人學者20多人參加了這次研討會。以下為曾教授的發言：

有人嘗言：「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吵了百多年，然而它們卻尚未碰面」。此話實為不知所云，因為吵架並不說明尚未謀面，見面以後也不見得就不再吵下去，也許更為深刻的可能性是：「基督教之所以與中國文化吵了百多年，更說明了它們之間—本質上—就是格格不入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將繼續爭吵下去，它們之間非吵不可。

基督神學在漢語的語境中是一個被漢語文化釘上十字架的神學，或者說，基督教在漢語文化語境中根本就是一個「外來者」，我們根本無法改變、也無須改變此一實事，而且，基督神學不正談論著這樣的一位「他者」嗎？對所有的文化，包括猶太希臘文化、歐美文化而言，基督耶穌就是一個「外來者」，基督神學為此「外來者」辯護。

正因為基督神學所談論的是一位他者，任何將之迎合或調適成某種文化所熟悉的東西，不正是保羅所言的「當作愚拙」之舉嗎？因此，對被釘十字架的上帝而言，面對所有的文化語境，基督神學只能繼續重申這一個「絆腳石」，所以「吵架」是正常的，「不吵」才真正的可疑。如果正如某些人預期的那樣，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不再吵架了，那將會是基督神學最大的「災禍」。

當代漢語基督神學的構思，將致力於擺脫民族主義和泛道德主義的框架，不再是以本土化、本色化或會通這一類自明清以降思想「舊」典範作為我們的問題意識，而是轉向現代意識(現代性)，進入漢語思想界中進行反思我們的後傳統(五四)問題意識。

所謂的「舊」典範是指將漢語基督神學的研究放置於「中體西用」的框架內作思考。在「中體」不變的前提下，可以因應時勢的需要而採納「西學」，而為了避免「中體」與「西體」的截然二分造成理論的困窘，再透過「西學源出中國說」或「中國古已有之說」等方式消解「中體」與「西用」的異質性，使「中體西用」的思想架構趨於緊密和圓熟。儘管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西體」是指現代化工業科技發展，「中用」是指中國的國情和傳統，用「西學」來改造「中學」，仍改變不了一個中國傳統主義者的基調。同樣的，儘管台灣神學企圖「去中國化」，以台灣的「本土化」語境來突顯「西(基督)學」之用，處處表現出「適應說」的主張，刻意地掩蓋「他者」或「差異」的事實，仍脫離不了晚清的思想典範，構造一種與「亞洲主義」對立的「基督教主義」。

從「體用論」的典範進入以「現代性」為典範，這意味著漢語基督教研究本身即是當代漢語思想界的一次「現代性」的思想事件。作為「外來的」或「他者」，它可以展開更為積極的批判工作，尤其是朝以對傳統性和現代性的構成提出神學語式的批判，不是重視「適應」，而是重申「差異」。

漢語基督教的研究不是充當基督徒為安撫民族情感的工具，漢語基督神學的構思不是為使儒徒皈依基督信仰的手段，更不是表面的強調以「認同」為信仰實踐來證明對自己民族國家的愛，因為它們都不過是為了滿足某種民族意識形態的論述，而非真正增進信仰的品質，也非為了基督做見證。因此，不管是漢語基督教的研究或神學的展開，將走出以儒道/基督、本土/域外的思想框架，走出中國或台灣「救國」等「愛國愛教」(因愛稱義)的民族主義巨靈，真正為基督作見證。

作為在漢語文化語境中的基督神學，它不僅表示基督信仰來自西方，更重要的是，信仰基督即是意味著以「他者」的身位或面容出現，他者不是一位異己的他者，他者是一位差異的他者。正確的說，「上帝就是上帝」，面對作為他者的上帝，基督教研究或神學構思只能是自我批判的，他者遠非成為我們可融通或轉化的對象；同樣的，十字架不止是希臘人的愚拙、猶太人的絆腳石，也是儒(道)徒的絆腳石、中國人的愚拙。

一種與十字架神學相宜的漢語基督神學尚未展開。

長久以來，教會神學家把基督教研究禁錮於神學院體制之內，充當作佈教和牧職的建制型訓練之須，因此他們並無意認真對待現實的文化氛圍和具體的思想語境，甚至為了維護於基督教圈內的發言權，將種種神學院體制以外的基督教研究視為不具正統性，進而排斥和否定他們的研究成果。

基督教研究在漢語大學體制底下展開也是近二十年的事，儘管中國早就出現了所謂的「基督教大學」，但是「基督教大學」與「基督教研究」仍是兩個不相關的東西，也正是早期教會的基要派領袖對於「不信派」的抵制，對於基督教大學從事於基督教研究同樣抱以「不信派」的姿態。因此，神學院成了一個獨立於「基督教大學」以外，卻不是作為「基督教研究」的機構而存在，神學院將自己清楚確立在「教會牧職」的功能和角色上，我們從某種獨立於神學院或附設於神學院的「研究中心」的出現，可以說明神學院基本上與「基督教研究」並不相關，「基督教研究」只是附設性的，常聽神學院人說：「我們不是學術研究機構，我們培育教會的事奉人材」。可見，「基督教研究」在大學或神學院都未真正存在過，所以，漢語基督教的「學術積累」仍乏善可陳，似乎應驗了梁啟超評價晚期基督教的那段話：「各派教會在國內事業頗多，尤注意教育，然皆竺舊，乏精神；對於數次新思想之運動，亳未參與，而間接反有阻焉。基督教之在清代，可謂無咎無譽；今後不改此度，則亦歸於淘汰而已」。

當代漢語學界的「語境」已出現了重大的思想變革，這項變革竟帶來了漢語基督教研究「語境」的改變，隨之也牽動了漢語基督教大學和神學院紛紛做出了反應，基督教研究成了漢語學界公共領域的一支，它不是充當作吸收西學的一個面向來理解的，而是當成一個學術傳統去耕耘的，甚至，基督教研究在漢語學界裡已成為一種具競爭力的思想，作為一種現代公共言說或社會思想性的「漢語基督教研究」業己成型。

然而，公共領域實際所指的究竟是什麼？簡單來說，這是一個思想文化競爭的空間，涉及到社會佔主流地位的文化價值、生活趣味和倫理規範的根據和主張問題，因此可稱之為價值倫理根據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之於基督教，應指漢語社會的價值論說和倫理取向是否加諸了對基督教主張和觀點的採納和參與，事實上，任何社會都離不開一種為社會生活群體提供意義規範的價值理念，在此開放的競爭領地，基督教的競爭力決定了其參與的程度和言說地位。

換言之，它不是關於基督教遺產的繼承，也不是基督教佈教的工具，它是在當代知識社會分化下的結果。作為知識類型的基督教，它越來越以「思想資源」的方式保持在思想文化公共領域中的發言權，正如「漢語神學」的說法不是說明「一種」叫著「漢語」的神學，因為「漢語神學」實質所指的是一種「基督教研究的現象」，也是一種「基督教研究的效應」。

學術界對基督教研究逐漸地產生興趣，不同於過去的偏見和排斥，都與這一套套的基督教學術叢書的翻譯和出版有關，使對基督教的關注與漢語的學術圈取得了聯繫；也由於基督教的研究漸受重視，並成為了人文學術傳統一個有待極力開展的領域，使基督教研究的群體不得不加緊努力，更多的投入於漢語整體學術建制的行列中。

以港台一代為列，從早期編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和「東南亞神學教育叢書」，到近期「歐陸宗教思潮系列」和「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已積累出相當的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出版，對於港台漢語學圈的基督教學術建制取著一定的作用。以中國大陸學界為列，採基督教為名的期刊就有四種：《基督教文化評論》(貴州人民)、《基督教文化學刊》(人民大學)、《基督宗教研究》(社科文獻)和《基督教學術》(上海古藉)，叢書類系列的有「宗教與世界叢書」(四川人民)、「基督教學術研究文庫」(上海三聯)、「歷代基督教經思想文庫」(人民大學)、「當代基督教譯叢」(上海三聯)、「基督教文化譯叢」(北京大學)、「宗教學譯叢」(人民大學)、「俄羅斯宗教哲學譯叢」(浙江人民)，等等。近十年的漢語基督教的研究和出版已足以作為「評估」的對象了。

當今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分享著同一種至關重要的體驗模式，關於時間和空間、自己與他人、生存的可能和危險，都深深地將全人類連接在一起，所有的「體系」都崩解了、一切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這就是「現代性」及其伴隨而來的「後現代」。基督教研究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艱鉅挑戰，已遠非靈性、聖經知識、教會傳統、信理主張等討論可以應對的了。除此之外，現今大學的學科也通過分殊化或專門化給各個學科明確的定位，也正是分殊化或專門化帶來的後果，任何的學術研究若封閉在自己的領地中，正顯露出其理解力的衰竭和判斷力的片面，不足以應付現代社會的複雜度。

現代社會以多元思想見稱，這意味著作為學術公共領域中的基督教研究存在競爭與對話的身份和能力問題，尤其在東方社會的語境中，基督教研究面對來自多元宗教挑戰的問題是在西方社會所未曾遭遇過的，因此，漢語的基督教研究實際上應該置於現代性的思想語境中來形構自身的潛力和資質。如何在學術公共領域中不只具有發言權，而且還有競爭力，正考驗著以基督教研究作為「志業」的學者。

基督教研究不僅是教會建制的思想遺產，亦作為曾經漫長西方歷史經練的人文學科，基督教研究同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理論資源。基督教研究的誘人之處在於它對生存具有感召力，同時，它對行動實踐的問題也富有強烈的批判性和反省性力量，基督教研究即是朝向於這兩方面作出深化的作用。

因此，學科之整合研究是現階段大學學術體制的基本方向，尤其是置身於大學體制中的基督教研究，必然從「神學」的母體「聖經」中解放出來，漢語基督教研究將無以迴避的與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身體理論、政治經濟學、商品消費、社會心理學、性別、……等各種「現代性」學科形成既競爭又對話的關係。隨著現代性的問題意識的逐漸成熟，發展學術體制下的基督教研究，成為維持學術公共領域中基督教的競爭不可或缺的力量，一種「後世俗」的思想典範將對漢語基督教研究取著刺激的作用。

作為「他者」和「差異」的成了肉身的上帝，我們對祂的態度只能是「信仰」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卻又是可能的，因為上帝使不可能變為可能(Impossible, The Impossible Made Possible, I-M-Possible，〈馬可福音〉十章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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