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29日，學會美東地區讀書研討會在波士頓西郊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任延黎教授演講了“基督教研究在中國的進路與誤區”。演講後，與會者圍繞著這一主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以下爲任教授的演講内容：

一　基督教會的普世合一運動

宗教對話實際上是由基督教會最先發起的，這就是普世合一運動；經過美國宗教大覺醒運動和其他一些宗教復興運動，基督教各教派就覺得教派很多，力量很分散，很難發揮功能，因此就感覺到需要一種凝聚，這就誕生了一種運動。這一運動開始時還不叫合一運動，而叫向心運動；這是在19世紀開始的。 但直到1948年教會召開阿姆斯特丹會議，向心運動才有了較顯著的成效。以後基督教各教派的合一運動逐漸發展，先是同一教派內作跨國聯合，其次是跨教派的聯合，進而組織了「信仰與典制」，成為「世界基督教聯合會」(WCC)，亦即「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前身。然後1961年新德里會議時基督教的普世合一運動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不但聯合新教，還結合蘇聯的東正教。自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東西方不再隔閡。

這時羅馬天主教是唯一未參與普世合一運動的教派，成爲孤家寡人。然而它同時在内部也有大規模的改革。1965年天主教召開梵二會議，核心内容是兩個，一是天主教内部的革新，一個就是對話。在神學上，梵二會議提出“天國就在塵世”，而至終的完滿尚未來到，仍在奧秘之中；等到末日，日子完滿了，天國才會完全顯明。現在天國的種子在塵世，而且不斷的發展。耶穌帶來新的精神，新的道德標準，讓人過新的生活，祂能驅鬼、行神蹟，靠的就是天國的大能。這些奇蹟證實天國的到來，既不靠人的能力，也不靠塵世的能力。這就是所謂「天國超前到來」的神學；耶穌升天之後，五旬節時降下聖神，在第二次耶穌再來之前，世界仍在耶穌的手中；祂並沒有完全離開塵世，所以塵世仍有真、有善，不需要完全否定。神創造塵世，而且看它是好的，愛祂的受造物。世界是須要贊美的；人運用智慧發明了科技，贊美科技的進步就是贊美人，贊美人就是贊美神。梵二會議還重申1870年梵一會議的理論，‘科學與宗教信仰分屬不同的領域’，但都同源於上帝。於是科學活動不再是反宗教的，而有了它活動的空間。

但是天主教會也不是說塵世完全是好的，因爲人有向惡的本性，塵世有行最大的善和行最大的惡的可能。科技使人能夠製造大規模的殺傷武器，破壞生態，破壞環境，所以塵世有兩種可能，一是走向毀滅，一是建設很好。人的能力有限，慾望卻無窮。想做的不去做，儘做不該做的，以致苦惱、失衡。這就需要天主教會幫助大家。天主教會的責任就是積極參加塵世的建設，因爲建設塵世就是拓展天國。梵二會議為天主教會入世提供了這樣一個神學理論。從此教皇開始在國際舞臺上活躍起來。

二　天主教會的對話活動

梵二會議打破以往各宗教的隔闔敵對，宣佈其他宗教也有救贖。他們的根據是保羅書信中說‘愛鄰人就滿全了神的法律’，誰滿全了上帝愛的律法，誰就是基督徒；儘管他本人可能並不知曉他已活出上帝愛的律法。所以從本質上講他是基督徒，已受到神的呼召。天主教會認為他們掌握了上帝最完滿的真理，其他宗教有真理，但不全面。所以有人批評說：天主教會並沒有拋棄歷史上教會的完美主義與凱旋主義。不過梵二會議後，天主教會確實和一切有良好願望的人開始了宗教對話，甚至包括無神思想的共產主義。於是教廷就成為新的對話中心。

天主教首先歸還當年和東正教、土耳其伊斯蘭教戰爭時繳獲的戰利品，教皇甚至跪下親吻東正教牧首的代表，因為教廷基督徒合一秘書處主席曾說“統一之門只能跪著進”，而且教皇是效法基督替門徒洗腳的榜樣。另外，天主教和東正教也取消了絕罰。

過去，天主教的排他性非常強，奧古斯丁的學生最先提出「教會之外無救贖」，到十五世紀弗洛敦大會正式把「教會之外無救贖」作為信條之一去遵行，而且直到梵二會議才有較鬆動。1986年各大宗教領袖在阿西西會晤，這是一次大的宗教對話活動。天主教和新教的路德宗在亞非拉合作傳教，並聯合出版聖經。天主教與聖公會的信仰相近，對話之初有不少成果，但也有一些困難和問題，如對於離婚者再婚、墮胎、可否有女牧師、神父能否結婚等問題的看法都有些差異。 另外，在修院，特別是女修院出現修女坐禪、練瑜珈功。後教廷出面勸阻修女煉功。實際上天主教和佛教、印度教因信仰對象不同，很難互相學習和取代。所以對話中還是有很多困難的。然而各宗教之間，從以往的勢不兩立到試圖友好對話，實際上就是創造歷史。

三　當前中國基督教研究的誤區

基督教的主體是教會，學者可以研究個體，但不能把個別當作主體來研究，這是目前中國研究宗教的一個問題。神學家都有非凡的感召力與影響力，但是神學家並不是教會的領導人、也不是教會的代表。神學家個人的思想並不代表主流教會的共識，我們要明瞭這些思想的地位、和主流神學的關係。若只著重神學家的看法，忽視教會的所作所為，就是以偏蓋全，會在研究上造成偏差。

許多著名的天主教神學家受到教會的紀律束縛而離開了教會。像漢斯孔就被革除了天主教神學教授的資格，不能教天主教神學，而去教普世主義神學。希比律克司多次被教廷告誡，要修正他的觀點。還有卡爾納那、德律貝克、孔卡爾、舍努等天主教的大神學家都不同程度受到告誡。

有的學者認為宗教對話的發動者是漢斯孔，是他首先和儒家對話。其實利瑪竇和儒家接觸對話更早。又有學者認為1993世界全球倫理會議是自 1893年以來的第一個里程碑，那麽他完全忽略了一百年內各宗教間的梵二會議、新德里會議、阿西西宗教領袖會議等等會議的價值。

還有學者説，我設想宗教對話有基督徒之間、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徒之間、基督徒和非信徒之間三種模式的對話，宗教對話的議題可以是和平。事實上這些議題半個世紀前梵二會議已談過，而且教廷已設立三個秘書處專門負責上述的三種對話。這位學者說的並不是創新，不能稱為自己的設想；況且六三年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即提出，宗教對話是和一切有良好意願者的對話，當年的主題就是和平。教皇保羅六世給毛澤東的電報中也是談和平。即使從哲學的角度，也不宜拿已成歷史的事實當作個人的創見。還有學者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說，某神學家在六十年代提出宗教和科學之間的關係有幾種模式，其中一個就是分屬不同的領域。實際上梵一會議就提出過科學和宗教分屬不同的領域，並非這位神學家首創。

有學者認為解放神學與梵二會議的神學是對立的。其實六八年出現的解放神學是受到六五年梵二會議的啟發；教廷批評解放神學後，許多學者指出，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六一年的通諭，六三年的「世上和平通諭」，梵二會議的文件「當代世界中的教會牧職憲章」等正是解放神學的草稿；這裡提出解放、發展，要教會關懷窮人、關心世俗。所以解放神學是沿著梵二會議走的新的神學道路，只不過走的過了一點，二者不是對立，而是超越了教會所講的這些東西。

關於「匿名的基督徒」，國內有人認為是卡爾納那的主張；梵二會議之前卡爾納那就提出應該重新看待其他宗教，因為其他宗教裡也有真理、也有救贖。梵二會議中接受了這些神學家的看法，在文件中承認其他宗教有真理、有救贖；天主教會比這些神學家又往前走了一步，指出這些人實際上都是基督徒，都受到了天主的召喚，以不同的方式奔向天主教會，雖然他們不自知是基督徒，實質上是基督徒。這種説法的證據就是，「愛」是神刻在人心中的律法，愛人就成全了神的律法，人自己是做不到的。卡爾納那、漢斯孔等神學家首先促動教會改變，重新評價各個宗教。他們批評天主教的主流神學，指出天主教會既評價其他宗教有真理、有救贖，卻稱他們為基督徒，和梵二會議之前的「教會之外無救贖」並無差異。漢斯孔表示這樣使得「教會之外無救贖」更有效，連天主教會之外的基督徒都失去了拯救，非要在天主教會獲得拯救，這種匿名的基督徒的概念是對其它宗教的不尊重。漢斯孔等不同意「匿名的基督徒」的概念。我個人認為教會堅持唯一真理的立場，就不可能接受信徒信哪個宗教都好的態度。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關於宗教改革。我認爲宗教改革不是教外的人能夠說的，可在中國卻有許多教外的學者鼓吹宗教改革。談宗教改革要確立一個立場問題，你站在什麽立場。我認爲只有一個立場，就是宗教的立場。你站在教外無神論的立場談什麽改革？只能改成無神論才合適。另外，有教外的學者提議中國的天主教不需要教皇、主教、神父，讓教徒直接和上帝交通。事實上馬丁路德早就提出了直接和上帝交通的神學思想，這就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還有學者和官員說：中國為什麼不出個馬丁路德？我當時就表示那得先給中國加上一個教皇的壓迫，否則怎麼出馬丁路德呢?事實上中國有自己的改革者，孫中山就是一個例子。不具備立場要求的改革，只會妨害宗教信仰自由。

最後一點是關於漢斯孔熱、解放神學熱。在國內凡是一說意識學者，就是研究宗教的，一說研究宗教，就知道天主教，知道天主教，就知道漢斯孔。為何中國對漢斯孔有這麼大的興趣？漢斯孔是個很有思想、反潮流、反權威的神學家。他不是倫理學家，他是個教會學家，因為他書中的核心是談教會，否定教皇的權力，他理想中的教會沒有任何神職人員。如今國內的天主教會還是個弱勢群體，正要求和羅馬教廷恢復聯繫，此時鼓吹漢斯孔，反對或取消教皇，只會傷害天主教的信仰，把教徒推到地下教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國內有些年輕的學者以為漢斯孔是天主教最有名的神學家，其實從西方的角度看，卡爾納那、孔卡爾、舍努、齊比律克斯等教會體制內的神學家，才在教會中真正有影響。因爲漢斯孔是反權威的、反傳統的，他的書允許在中國出版，也允許他到中國訪問。解放神學也是如此。凡是和教廷對立的東西，就在中國特吃香。我認爲要研究宗教，研究基督教，要以基督教的主體爲主體；研究個別神學家可以，但不要作爲主體來研究，否則就會產生誤導。

任教授發言後，與會者開始了熱烈的討論：

杜先菊（布萊黛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宗教學在國内還是很新的學科，這些問題都是難免的。部份原因是國內學者接觸國外的真正的基督教社會的機會不多，另外看到的資料也有限，只能靠國外學者多介紹各方面的信息；另外增加學術交流，對學者全面認識基督教也會有益。

陳曉東（波士頓學院博士候選人）：教會論是信仰的基礎；不能因個人沒有興趣，就在神學研究中不提教會論。如果談神學，不提教會論，那成了沒有身體的鬼魂神學。

任延黎：資料缺乏是個問題，但學風是否嚴謹、個人是否肯下苦功夫也都很重要，這都是聯係在一塊的。我在做梵二會議研究時，特別是研究教廷的對話和改革時，將教廷從梵二會議到現在的文件集十幾卷，都看了下來。現在一些學者研究對話，對教會的文件都沒有看過，只看過一、兩本對話方面的專著，就成爲對話方面的專家了。學問做的太簡單了。

陳曉東：這也是研究神學特別容易產生的問題；學者們對人的思想很有興趣，但人的思想和群體、制度之間的互動問題就被忽略了，而且思想如何落實在制度裏面，制度又是如何促進思想的產生，都是很重要的學術問題，卻常被忽略了。

胡杏春（英國牛津大學碩士）：天主教參與對話和交流的目的是為了改革自己的觀念？還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

任延黎：兩方面應該都有。教會對話絕不是要消滅自己，而是要弘揚自己，自然要爭取更多信徒，但宗教對話的同時也改善了和其他宗教的關係，這一點是很偉大的；梵二會議接納其他宗教的信徒為自己的弟兄，他們不是非下地獄不可，這樣就和其他宗教不再對立、敵視，這是創造歷史，對世界和平有貢獻。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對話的語氣比較緩和，贊成他們有真理，只是認爲其他宗教不及天主教的真理完全。

王美秀（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員）：　中國基督教研究的誤區，有的是因資料缺乏造成，有的則因學者基本訓練缺陷造成。現在國内學者聖經的訓練非常薄弱，這樣研究神學的根基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國内的學者還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短期內很難改善。國內研究教會歷史、聖經與文學、宗教與科學、與社會、與政治等的較多，但研究解經學的卻極少見。教會裡有些人也常懷疑教會外沒有信仰的人，是否有正確公正的立場去作研究？有些其他學科的學者涉及基督教的研究時，對基督教的研究太過簡單化，誤以為基督教是很容易研究的學科，看幾本書就行了。還有少數研究佛學、道教的，誤認只要懂些外文就可以研究基督教。這些誤區都實在不利於學科的成長。

王忠欣：國內宗教學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附屬於哲學係下，哲學本身是沒有群體的，它是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但宗教不一樣，它首先是信仰群體組成的，它不是每一個神學家的思想組成的。如在美國，你去一個教會，教會會眾的信仰與一個神學院教授的思想可能差距很大。在國内，學者們缺乏宗教生活的實踐，這是一個問題。

杜先菊：研究某位神學家整理好的神學思想，對一個初學者來説比較容易；要去研究一個宗教社會，你又不在那個社會中，就困難多了。

任延黎：有一次我去香港參加學術研討會，一些香港學者在會後就指出大陸研究宗教的學者，凡是研究史學的，功夫是紮紮實實，而研究思想的談起來就不著邊際，對事實常常一無所知。

杜先菊：現在國內社會科學的學者都缺乏坐冷板凳二十年才開口的態度；你知道的愈少，愈好發言，知道的多了，反而不好意思說了。

任延黎：可能那時也沒有什麽評突出貢獻、也沒有什麽第幾梯隊、沒有什麽跨世紀人才的評選，可能那時人的心情也沒有那麽浮躁；現在國内的一些學者急於出成果，可能想三十歲就出名。如果是數學天才，有可能，但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宗教研究可能不會那麽快。

謝龍（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對許多基礎的東西不做研究，原因何在？有沒有其它原因？

任延黎：主要原因是許多人不想花這個功夫。看基礎文件，還不如去看一個時髦神學家的著作，馬上就可以站在了時代的最高峰。比如科學與宗教的問題是一個大的話題，在國内，很多學者也把這個問題過份簡單化了，總把二者當成對立的，當然現在有些人承認不是對立的，但還總是提傻問題，如為什麽有的科學家也信教？我就說，你們怎麽不問另一個問題，就是信徒為什麼也相信和尊重科學？這是思想的誤區。

陳曉東：在美國，尖端的科學家和神學家定期聚會，針對一些具體的主題，作細膩的討論。這是我們到現在也還沒有把握的一個研究方向。

任延黎：梵二會議提出的對話，不光是一個宗教的對話，也是一個全方位對話，包括和科學、哲學的對話，吸收哲學、科學研究的成果，來豐富神學。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