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7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學會美東讀書研討會在波士頓舉行，來自波士頓地區的華人學生、學者近20人參加了研討。會上，中國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萬俊人教授就現代性道德的局限性問題作了發言。以下為研討會的內容：

現代性道德是有局限的，發展到後來需要對其它文化因素的依賴，譬如宗教，道德發展到極至必然走向宗教。在現代社會裡，一種宗教倫理或宗教生活不僅是必須的，而且可能的，無論中國或是西方都是如此；儘管中國沒有西方那麼嚴格的教會制度，或教會生活，但是具有宗教意義的生活方式仍是可能的。中國最近二十年改革中社會流失最大的也正是道德，雖不至於造成道德真空，但事實上道德生活是日趨低落的，從政府到民間都呼籲重建道德。然而按照現代倫理的方式、按照底線倫理的方式要重建社會道德是不可能的。

什麼是現代性道德呢？它並沒有統一完整的定義；首先所謂的現代有多重意義，它表示的是一種方向，一種價值取向，一種文明的方式；其中尤其以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科學理性、及伴隨現代整個社會成長的進步主義觀念為主。在現代的價值體系中形成的道德觀就是現代性道德。西方的現代性道德比較執著，成為現代性社會的樣板。

西方的現代性倫理，從近代以來一直有一種內在的緊張，與西方社會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這種緊張是由兩種不同的道德思路所產生的：其一是目的論的思路，以行為產生的結果做基本標準，來判斷人行為的好壞、所體現的價值意義。道德目的論有兩種理解：狹義的是由實踐行為來理解行為帶來什麼果效，是結局。而廣義的是從理想目標看它的價值指向，如何去追求某種生活方式與意義。道德目的論源自古希臘美的倫理，現代西方倫理學使目的論變成西方人行為方式的強勢，做什麼事情一定要產生相應的效果，這是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有價值的根本標準。這種思路是和西方經驗主義的傳統相一致的。這種強勢的目的論追求的是實際的東西，實際的價值。現代社會比較重視經驗，不再把生活的意義寄託於某種想像、理想。

另一個思路就是，強勢目的論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因為它必須落實在每一個人的行動上，每個人都要想如何謀求個人的幸福和利益，這是適應商業社會的道德觀。然而這種個人主義思路就導致整個社會倫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每個人都以追求自我為目的，社會必然會產生問題。與其相制約的另一思路是倫理道義論，即社會倫理的道義。道義論思路看一種行為是否合乎道德，不是在行為產生后，而是看行為是否符合既訂的道德原則，主要關注的是社會群體的生活和諧。所謂合一，即合乎某種道德原則，而制定社會倫理原則的基本方式，是要保持一種對整個社會權利、義務的對等分配；享受一分權利，就要盡一分義務。道義基本上是要保持社會正常的生活秩序，一方面實現個人生活的目標，一方面要保持社會倫理的秩序，二者之間充滿張力也互相支持。實際的西方社會生活把現實的道德生活的層面全交給社會。社會道義、倫理規範都依託社會的法制、制度，社會倫理的基本主張主要是為現行法律提出更好的道德論證，與社會的制度體系相配合。

然而，西方實際的道德生活中起更深刻影響的因素是宗教，是宗教倫理的因素。例如美國社會治理良好的主要原因是軟硬兼施，在公共場合有健全的制度體系管理，確定了每個人相應的權利，義務；在私人生活領域有個人的生活空間，個人可以選擇，在這一空間教會擔當起了社會道德精神培育的任務。社會面對的不同的問題有不同的道德資源來應付。有宗教信仰的人會認自己的罪，信仰前和有信仰後的行為與生活都有很大的變化。

現代性道德有一個問題，即由世俗道德所建立的道德理論，無法解釋內在的宗教性的道德生活。因為現代性的思維方式講究嚴格的邏輯推理，但實際生活卻不都能訴諸理性。子為父隱是不能訴諸理性解決的問題，實際上，人類的一部分道德生活是不能訴諸於理性的。

現代倫理講究規範，以社會道義倫理為主；有別於傳統道德以家庭、教會、教區為主的道德共同體。

道德倫理是人類長期累積的一個行為規範；古希臘文中道德和倫理這個詞是指野獸經常出沒之處，演伸為人們經常來往之地，與人的住所同義。道德倫理就是人安身立命的所在，是人生活的基本方式，人的生活不能沒有道德倫理，因為人不能自我提供心靈自慰所需的一切。社會團體是個人生活必須的外在條件，人是彼此依賴的。自我提供一切物質需要是可能的，而精神心靈的需要無法自我滿足。所以人的依賴性就決定了道德倫理的必然性，因為人必須與他人相處，並且發展出與人交往的合適方式。

現代社會認為道德就是規範的總和，其實是漸漸脫離了道德乃是生活方式的原始本義。在現代社會中，道德倫理被制度化，成了最底線的要求。那麼只有底線倫理對現代人的道德生活是否就足夠了？實際上，因為人是非常不容易滿足的，每個人都有不可限量的道德野心，有意無意的想使自己的生活具有完善的形態和意義，想使有限的生活變成無限，追求不朽。例如行慈善，著書立說等等都是追查不朽的方式。然而，人的生命有限，和追求無限的內心互相矛盾。本來整個社會能做到底線倫理應該蠻不錯了，但是人不可能滿足終止於這樣最基本的底線。所以我們既不能指責過去崇高的道德追求，也不能因現代社會追求普遍的底線要求就指責少數具有崇高追求的人；對於道德，人必須要自我開放，不能限制別人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儘管現代倫理追求的只是底線，但超越現代倫理、高層次的道德倫理往往具有宗教性。

宗教存在是必然的，因為任何個體都無法逾越生和死的界線，人們就有可能對死後的世界進行寄託和想像。而且，人心是不可確定的，現代社會乃至科技，都只能確定人生活世界的很小的一部份，而大部份都有待解釋，誰能解釋呢？

現代道德倫理本身是世俗的東西，它並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料理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的道德生活，它可以制定各種完備的系統的行為規則和規範，把一切看得見的事務料理的合法合理。至於看不見的大部份，如人的心靈、情感等，現代性的世俗道德是沒辦法解釋的，這就是現代性道德的一個巨大缺陷。大哲學家康德也發現許多問題道德解釋不了，譬如生命有限的人如何去實現一種完善無限的道德生活？所以最後只好在認知的範圍裡用理性把上帝殺死，但在論及道德時又突然把上帝從後門請回來，這是因為人的道德生活是不自足的，必須要依賴於宗教。

這種依賴性有三個假設：第一是自由；道德不是法律，不能強迫。第二是靈魂不朽；肉體會消亡，而人類的心靈是無限的，就像愚公移山的精神。第三是上帝的存在；既然人是有限的，沒有人能保證某種完善目的的實現，甚至不能確定什麼是完善的，卻又肯定必須有種完善的生活。人無法解釋亦無權設立所謂的完善。這個絕對完善的存在，不管我們稱其為上帝，還是什麼，就是人類道德信念的基礎，若不相信有完善，人們的道德信念就建立不起來。在現代社會中，運行的是一種道德相對主義，所以說現代人的膽子最大，因為他不相信任何東西。

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五四運動、直到十九世紀末的尼采，東西方都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總想用一種東西去取代另外一種東西，把宗教和教會推翻了，認為自己可以創造出新的東西，所以現代性是一種很狂妄的東西，以為科學、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其實只不過用新的偶像取代了舊的偶像。現代的西方社會對科技的崇拜，對市場的過分依賴，包括其進步的觀念，都是有問題的。這個進步的觀念是很致命的，進步主義假定歷史有一個遙遠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既定的，是只有一個方向的，然後什麼事情都以這個目標為標準去衡量，這種意識主義的評判尺度是很危險的。基督教的日光之下無新鮮事的認知反而更接近現實。我認為倫理道德推到極至必然是宗教，恰好應證了康德的假設。

目前中國的現代性尚未建立，也缺乏足夠的道德生活的資源；五四時期我們丟掉了舊的傳統，對西方的模仿是表面的，並沒有根基。我們已往是把五六十年代激烈轉型期的革命道德所暴發的力量當作現代道德的資源，但是一旦失去了革命時期的熱情，革命道德反而有破壞性，不能成為今天道德建設的資源。中國道德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是，舊的道德丟掉了，而新的資源沒有。中國的革命道德的烏托邦在文革時演變成社會政治的烏托邦，文革的許多口號都是道德的口號。目前在中國講底線倫理是應該的，卻不該止於此；止於底線倫理的社會是非常貧瘠的，人們不會滿足的。我們不能指望在中國建立一個統一的宗教，但人們必須要有一種宗教性的生活姿態，人們的心裡有一種崇高的信。有所畏懼，有所顧忌而不為。道德和宗教是互相依賴的。

陳曉東：既然道德和宗教是互相依賴的，傳統的民間宗教或基督教對中國道德生活的建立會有什麼具體的意義和價值？

萬俊人：宗教是道德的極至。中國的法輪功現象，顯示中國近20年不止是道德的匱乏，也是信仰的真空。對社會道德的建立，各種宗教都會發揮作用。

楊學功：中國社會常見干犯底線道德的事件，我認為社會體制對底線道德的支持太薄弱，如何加強社會體制是非常重要的。

萬俊人：制度很重要，要建立；但是制度不能解決社會的一切問題。按照規範只是消極的去做，是不夠的。正義對人們的道德要求是絕對的；行正義的動機是有條件的，是相對的，行正義是相對於道德環境，環境惡劣就難行了。道德的原則是絕對命令、無條件的，但是對每個道德行為者卻是有條件的，因為逃避規則的約束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可見制度規範本身的脆弱性。社會的道德成就不能只靠制度來維繫，須要更高的動機。規則程序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很重要，但是遵守規則的動機更為重要。

王永江：中國的道德問題在經濟發展中變得很嚴重，怎麼能從道德問題的解決中為中國的發展找出一條道路？

萬俊人：中國社會的轉型採取急速跳躍的方式，不穩定，成本高。過去的革命道德是一個假象，靠革命熱情來維持，不能解決新的問題；治國是政治行為，道德能治人心不能治國。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把道德事務當成政府行為，政府以道德來解決政治問題，或以政治來解決道德問題都是同樣荒謬的。

王忠欣：道德是處理社會裡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為人的行為定出一個高的底線，如果犯了錯，雖不會受法律的制裁，但會受到良心的譴責。道德的約束力很大一部份來自宗教，因為人常常是該做的不做，知道錯不該做的卻去做了。聖經上保羅清楚的講到人的局限性，指出需要一個超自然的力量來約束。另一方面，在西方基督教的社會裡，人們有了財富后，在信仰的影響下，可以將財富捐獻給教會和各種宗教性的慈善機構，避免揮霍浪費，提升了自己的道德。這當然需要有免稅制度的配合。在中國，這方面的空間還不具備。

陳曉東：在中國，道德、政治、民間社會、和法律四種因素都存在，目前卻處在不良的互動狀態。政權對這些因素的政治理解和態度出現了問題，對它們不放心，缺乏安全感，又採取了更不安全的態度來處理。倫理學家是否可提出的方案，對促進這些社會因素的良好互動，以及掌握機制的政權的態度產生影響？

萬俊人：目前的中國當權者理解技術的重要，也許不久的將來也能重視學者生產出的知識。中國依賴的常常是宣傳家，而不是學者。這是一個問題。

龍恩光：制度可以幫助我們維護道德的底線，健全的制度可產生被動性的道德提升，至少給社會一個道德昇華的機會。正如聖經上說耶穌要來的時候，先派了施洗約翰來，他來為的是預備人心。同樣，健全的法律也可以準備人心，讓人至少有道德的意識，給自己一個機會，使其道德昇華。自發性的道德昇華必要靠外力。只靠法律來維護被動性的道德底線，會隨著法律的變遷而逐漸衰退。恐懼感和同儕的壓力是被動性道德的無形執法者。一旦執法不張，被動性的道德就淪陷了。如何從被動到主動來提升道德，值得我們思考。

唐少杰：宗教支撐的力量是信仰，道德的支撐力量如果不是信仰的話，就是信念。道德如果是政治化的話，就是道德專政。道德的個體性在中國被忽略，應該理順道德的集體性和個體性之間的關係。

蔡浩東：如果要人自覺、積極的遵守一個法則，一定要從人心產生一種精神境界。西方的外在行動方式、遵守法制與人的內心的精神境界是有聯系的。宗教給人帶來精神境界，內在精神境界對道德的遵守是十分重要的。外在的系統再嚴密，如果沒有內在精神境界，也是會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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