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北美華人基督教学会洛杉矶读书会在陈俊伟教授家聚会,由Pepperdine大学的Thomas Reilly教授主讲。题目是:“以上帝之名挑战中华帝制”。以下 是Thomas Reilly 演讲的主要内容和讨论。
Thomas:太平天国自己出版了《圣经》(原文不是圣经,而是“诏书”)。太平天国的《圣经》用了上帝这个字来翻译God。鸦片战争后,God的译名在中国传教士中是一个中心问题并且众说纷纭。从宗教宣称的角度看,如何翻译God也是关键的。当传教士向人们传教时,不断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信什么?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下上帝译名的历史。利玛窦认为“上帝”这个字最好,但后来他改用“天主”。他说,在中文古籍里,上帝和天是一个意思,两者的区别只是名字而已。然而,在天主教传教士中有许多反对用“上帝”来指称God,并坚持只用“天主”。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开始时则用“上帝”。洪秀全最早接触基督教是通过《劝世良言》(《圣经》的节译本),其中大都用“神天”或“神”来翻译God,偶尔也用“皇天上帝”,“天上帝”,有一次用“上帝”。当时还有许多别的译本用“皇上帝”,“上主”等等。为了统一译法,传教士们当时开展了一个广泛的讨论。在1845-51期 间,香港出版的Chinese Repository(《中文问题》)每一期都有一篇文章讨论 God的译名问题,集中在用“上帝”还是“神”。辩论的双方大都回到使徒时代,涉及希腊原文和文化背景的考察,学术味道甚浓。比如,为了论证“神”是合适的译法,他们会强调说,使徒们在面对希腊化人群宣教时,不用Zeus来译Yahweh,而用Theos(神)。另一方为“上帝”译名作辩护时则强调说,我们要把God的含义向中国人传播,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神”在中文中无法表达一个最高的存在(God)。而且,神和鬼常在一起连用,说明“神”往往指的是低级存在。在皇帝敬天时,也是把各地的神祗放在低级的位置。比较希腊的Theos,Theos可以指各种各样的神,包括最高和最低;而中文的“神”则只指低级的存在。讨论进而进入到考察中国古籍关于“上帝”和“神”的使用。一种观点认为,在秦朝以前,中国人称统治者为“皇”,从秦始皇开始,“皇”和“帝”连在一起来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更高。他们甚至认为,秦始皇用“帝”来自称,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合法的,是统治者自我拔高,如罗马皇帝也自称为Theos。关于“上帝”和“神”的争论一直影响到当今中国基督教的用词。这种名字的古籍考证反映了传教士们的一个意图,即基督教不是要介绍一个外来的宗教,而是要恢复中国古时候的正统。
当然,洪秀全对所有这些讨论并不知晓多少。但是,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恰好是这样做的。他命令他的追随者打破各种地方神祗和偶像。在他的诏书中,他专门提到,“皇帝”是一种亵渎的用法。在他的心目中,太平天国要反对的不仅仅是清朝皇帝,而是从秦朝开始的整个亵渎上帝的皇帝体制。他说,人世间最多只能称“王”,但是皇帝却敢称“帝”,这是大逆不道。即使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也至多被呼为“主”,皇帝是何人,敢称为“帝”?这人该死!洪秀全对耶稣的称呼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用“基督”来称耶稣。但“基督”只是音译,在中文中是没有意义的。太平天国用“太子”来称耶稣。我认为这个翻译非常好。洪秀全还强调,只有上帝才能称帝;因而“帝”是专名。在上帝这个译名的使用中,我们看到,洪秀全所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清朝皇帝,而且是整个帝制。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中国学者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时,往往认为洪秀全用宗教的外衣来反对清朝政府。而西方学者则一般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不是真的基督教,如洪秀全自称为耶稣的弟弟。当时的传教士大都认为太平天国是邪教。我认为,洪秀全是一个创造性的人物。首先,他对皇帝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其次,他用“太子”来译“基督”,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更容易让人理解基督教。这两点在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从这个意义看,我认为,太平天国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如果洪秀全没有说他是耶稣的弟弟,我想,太平天国作为在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据我掌握的材料,太平天国有一天命令,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背诵“十戒”,不然的话会被砍头。
陈俊伟:我想问一问,“基督”这个字是怎样来的?
Reilly:最早是天主教传教士在译Christ时遇到的问题: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来翻译它。开始时译为“基里斯督”,后来变成了“基督”。
谢文郁:我想,从“基里斯督”到“基督”是一个演化过程。“基督”其实是“基里斯督”的简称。
Reilly: 这里有一个传教和翻译的关系问题。当年佛教传入中国,有一些原文是不 能翻译的,如佛陀。他们就用音译,然后再加上意思。
陈俊伟:这么说来,“基督”是从天主教开始使用的。但是为什么天主教和基督教成为两种说法?
Reilly:在英文中这不是一个问题。Christianity包括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但在中国基督教里好像没有一个统称。
谢文郁:我认为这是新教传教带来的问题。当新教进入中国时,天主教已经在中国好几百年了。为了使自己和天主教区别开来,新教传教士便自称为真正的基督教(Christianity)。天主教和新教的争论随着新教传教士而带入中国。这里头有许多情绪性的因素。不过,在学术界这个用词问题并不存在。学者在用“基督教”时指的是Christianity,用天主教指Catholic,用新教指Protestant,用东正教指Orthodox。何光沪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用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基督公教(Catholic),基督新教(Protestant),和基督正教(Orthodox)。翻译问题有时会涉及神学问题。洪秀全不用基督,而用“天兄”,“太子”。这在基督论中就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天父和耶稣的同一性就被忽略了。
鞠实儿:上帝是一个专名;但“神”则可以指各种神灵鬼怪。因此,用上帝这个字来指称某一对象是合适的。当然,关于上帝,只有见过上帝的人才有资格谈论上帝。我的问题是:怎样给出上帝的摹状词?这些摹状词必须是独一的,为上帝所仅有的。由于上帝是专名,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上帝这个词时,不会受到其他语境的影响。
陈俊伟:我想当时传教士用“基督”这个音译时,也是考虑到了专名问题。因为中国文化没有这个字,所以人们就不会做其他联想,而是回到基督教背景中来理解这个字。
Reilly: 当然,人们在使用“上帝”这个字时,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用法。但是, 这也正好表达了传教士们的意图,即回到中国古代去,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本源。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年下来,我发现,现在中国人在谈论“上帝”时,大都会认为这是基督教的专用名词。这就是说,开始时也许有联想,但现在已成专名了。
谢文郁:秦始皇以前中国人使用“上帝”这个字来指称冥冥中的主宰。但是,秦以后,“上帝”这个字就不被使用了。比如,董仲舒在谈论人格化的“天”时不用“上帝”;民间传说如《西游记》中也只讲“玉皇大帝”,而不用“上帝”。我想这是利玛窦的一个特别贡献,即“上帝”这个字被重新启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思想史事实。另一方面,中国人在用“神”这个字时,则仍然和“鬼神”连在一起。
Reilly:是这样的。“上帝”已经专名化了,但“神”则仍然没有。比较当时希腊的Theos用法。希腊人可以说:O’Theos! 指的是一个神。但中文只能说“哦,唯 一的真神!”
谢文郁:但是,我也注意到另一个思想史事实。当时基督教遇到的是希腊的多神信仰。由于基督教用Theos来指称Yahweh,从而改造了希腊的Theos,使之成为神话(myth)。也就是说,希腊多神信仰中的“诸神”变成了一系列的在想象中的故事,而不是真实的存在。中文中没有抽象的“神”,而只有个别的如河神土地神等。我想,当基督教用“神”来指称God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国文化中的鬼神观,使所有鬼神变成仅仅是故事而已。当然,这种改造还在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华人基督教社团禁止看《西游记》之类的中国神话故事,认为会影响他们的基督信仰。这说明中国人的鬼神还有实在性,不仅仅是故事。虽然共产党致力于破除迷信,但是这些年来民间鬼神有复兴的趋势。我想,基督教用“神”来指称God,将在根基上改造中国民间的鬼神观。
王治河:中文的“神”还有“神明”“传神”的意思,指的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樊美筠:“神”在中文用得很广。美学的最高审美境界便是“神”。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在用词上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我记得有人做过统计,中文有20%的用词和佛教有关。所以人们在谈论佛教时不会感到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但是,基督教在语言上仍然和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回到“上帝”这个字,我觉得在定义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是有距离的。如果不去掉这个“距离”,我想基督教就永远是一个外来的“和尚”。
Reilly:我认为这种融合已经开始了。比如,人们在谈论上帝时,大概不会有什么人会想到古代的“上帝”,而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基督教的“上帝”。
樊美筠:这一点我不敢肯定。中国人还是有自己的定义方式。人们可以回到古代,并给出和基督教的定义不同的“上帝”定义。
鞠实儿:从一个世俗学者的角度来看,我想当今中国人不会回到古籍来理解“上帝”,而只会求教于基督教。这是一个事实。我还想指出这一点,当基督徒使用“上帝”两个字时,他们一定是见过“上帝”,否则的话,“上帝”就是一个空名。
谢文郁:这里有一个定义权的问题。传教士重新引进“上帝”并在基督教的语境中给出定义后,我认为,关于“上帝”的定义权就被基督教独占了。当然,人们可以去争定义权。如果出现了新的关于“上帝”的定义(如一些所谓的新时代宗教),那么,基督教的定义权就会受到冲击。但是,就当前情况看,这种冲击的力度不够。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读到“上帝”两个字并且想知道更多,他就必须向那些见过上帝从而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的人求教。我想,当一个人接受基督信仰时,一定是见过上帝的,因而他有权给出关于上帝的定义。至于基督徒看见的上帝是否就是先秦文献中的“上帝”,这应该是一个思想史问题,而不是定义权问题。
与会者还对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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