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1日下午，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举办读书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为“精神中国及其构建”，主讲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孝廷教授。来自波士顿地区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和华人基督徒近30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以下为刘孝廷教授的演讲内容：

一、前言

“精神中国”或者倒着念“中国精神”，是我自己长期考虑的一个话题。我自己由于长期关注精神现象，因而一直想构造一个世界精神和中国精神的地图，这个“地图”当然是一个借用的词语了。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他是法国百科全说派，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个人物。当然，他是以西方精神特别是实证精神为中心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我们则可以站在新的视角对此进行扩展。

在讨论世界和精神进步或者发展过程当中，我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分析方法或视角，一个叫做《精神的历史地层学》，把地质学的概念引入到精神里面去，就是人类在不同的时段里，他构造精神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一段里，以这种精神为主要特征，然后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时段。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大约在早期也就是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大致相当的时候，因为古代人类的历史大体处在停滞时期，所以各个民族之间相差几百年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人类差不多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一种人类独有的共同的情感—爱。不管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儒家都讨论过同样的话题。文艺复兴以后，人类才进入“进步”的历史时期，发展越来越快了。这说明人类精神进步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这种共同性表明，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事物。第二，就是文化的更迭不仅存在着时间前后这样一个更替，而且存在着空间上的并存。不是说每上来一个新的，就把旧的直接剔掉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很像我们排队一样，来了一个新的之后，先来的往边上让一下，再来一个新的也是这样子，所以最后我们发现在人类文化当中，各种各样的精神都兼容并蓄，被作为当代体系的一部分。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没有一个体系有理由简单地剔掉或去除其他的体系。这就是博物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博物嘛，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中国人吃饭的加筷子”原则，大致意思是，吃饭中间突然来了一个人，加双筷子就可以了。把握了这样一些精神现象，我们就可以把许多东西挪过来讨论。

二、中国概念的三个层次

“中国”这个概念我觉得现在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可以叫做政治或者疆界意义上的中国。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完成了一个从国家之天下到天下之国家的这样一个转变。所谓国家之天下，是当时认为我们这就是天下了，跟古罗马一样，其他的都是蛮族，没有进入文明的视野，甚至我们认为在疆土上也差不多把整个天下都包了，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讲的就是这意思。后来，我们知道有西方这样一组列强，列强来了之后，中国人发现天下不光有我们，还有比我们更厉害的，所以中国一下子出现了从整体变成了局部的这样一种感觉。这个变化就叫做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上从未这么严重过。但是，这个事其实和中国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是现代化中的全球化“化”（推）到我们这个地方了。这种变化当中，首先触及到的是疆土和主权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国家概念就强于民族的概念，在世界民族国家运动当中，中国这个民族概念始终不清晰。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清晰的术语。

此外，一个国家不是把自己与他人从疆土上区别开就完事了，他还要生存和发展，因此就要从多重意义上与世界接触。于是我们突出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政治国家的概念成了第一位的问题。但是，冷战结束后，这样的区分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而自绝于世界。于是，杜维明等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是想软化中国的边界，扩大中国的交往圈。这个文化中国范畴的内涵比较薄，基本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填充物。杜维明近些年的努力也就是拿文化中国大作文章。但是，没什么效果。姑且不论海内外文化本就五花八门，就是作为政治实体单位的中国大陆也不认为自己就是儒家，他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一种外来思潮。以这种外来思潮为纲领的体制所导致的高成本、制度腐败、社会压抑、道德沦丧等，都不能不引起所有有良知者深思，而对此，文化中国的思路是没有办法的，并且他本身还想依附这种体制来存活。

若干年前我和文化中国的学者开展对话时，曾提出文明中国的概念，意思大致是中国要参与全球运动，并在全球普世的层面上显出中国自己的文明水准来，而不是因为水平有距离就刻意制造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因为这是特别不自信的显现。对于这样一件事，如仅从科技和器物上看，只要注册对路、资金到位，差不多是指日可待，但在人文的意义上却极易失去自我。而且，事实上没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支撑，深度发展就失去平衡，进入缺德失范的境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我把这概括为中国的三个荒漠。第一个荒漠是自然界的荒漠化程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第二个荒漠是社会的荒漠化，人们彼此冷落、谁都不信任。第三个就是人心的荒漠化，没有同情和关爱，没有自我的程度和罪感。正是为了深化文明中国的研究，我才又造了一个词，叫“精神中国”， 我用灵性或精神的中国这个概念替代文明中国的概念而形成“第三个”中国的概念，因为精神是文明的根本与核心。这使我想起黑格尔说的一句话，即“凡属精神的都离中国很远”。我们好多搞哲学的人，都曾对黑格尔的话愤愤然。我也一样，但是后来自己想了想，黑格尔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错误，因为黑格尔所理解的那个哲学是以绝对精神为对象和理想的。当黑格尔说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的时候，他也是在哲学是绝对精神的理想展现的意义上说的。而一个不能贡献思想的民族，就不是精神民族，就像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不能说有创新一样。所以，黑格尔的话不是白说的。于是，用“精神（或者灵性）中国”去丰富和替代“文明中国”，在我这里就形成了第三个中国的概念。前两个中国的概念是一种外延性的，扩展比较大，那么精神的中国主要是作为一种内涵式的问题提出来，可能更事关中国的根本。

三、精神中国的性质和意义

对于精神中国，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第一，“精神中国”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人的二重性，就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肉身性和精神性。精神中国开启了一个被叫做当代中国精神的层面，那么这个维度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它第一次在内含上肯定了精神的独立性，使中国有了存在论上的分化，也就是把中国看成一种精神上的存在，从而明确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精神权问题。同时，它也就指明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很重要的路线是人的现代化，我叫成人之道，即在世界的眼光和人格视域上抠住人的本质。邓小平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精神中国具有独立性价值。

其二，精神中国的提出，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其实有一个世界性或人类性的任务和使命。我们知道凡人都是有角色的，一般又有个体角色、族群角色及国家角色。这个角色也就是担当或使命。以前的中国只是想到自己，而今天的中国应该是世界性和人类性的中国。这需要一种超越，既需要个体的超越，也需要族群或国家的超越，而没有这个精神，你就超越不了。孟子虽然有大任说，但是后来的儒家依附性都成了食客，基本都忘记而且也没有行德（德行）了。在这方面基督教真正开辟一个责任说或使命的境界，由造物主赋予的大使命变成了基督教精神实践的过程，并且具有了神圣性。

其三，精神中国不同于文化中国，更不同于政治中国。精神中国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从划片出发的，而是从质性出发的。文化中国指的是所有关注中国文化的人，并假定这种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而精神中国虽然涉及儒家文化，但却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支撑的世界精神。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当代基督教精神与其他文化精神不同，它已经完成一种超越而成为普遍的人类文化精神，而不只限于某一种精神。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就是精神中国的核心内容。这种精神，从发生学首先是中国（人）的，然后是基督教的；从精神境界上看，又首先是基督教的，然后是中国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华人基督徒首先完成了中国与世界的精神接轨或中西文化的融合。

四、基督教与精神中国建设

就目前而言，精神中国的精神主要是体现在华人基督徒身上的精神（包括大陆基督徒）。在这个意义上，就如古犹太人是人类的祭司一样，华人基督徒也成了精神中国的祭司，这也是华人基督徒在大地上的角色和使命。华人基督教能够担任这样崇高的角色有几个理由：

其一，是基督教所坚持独立的组织位格即政教分离，而不做政府的附庸。特别是他所掀起的草根觉醒和开化运动，对于中国人成人居功至伟。而且，大陆基督教的平信徒经常比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率先达到世界历史意识。由此我们可以反思以所谓“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道教和佛教。儒教是一种依附性存在，已无需多语。道家体无完肤，几乎和巫术迷信混在一起，也是不争的事实。佛教进入强弩之末也是人所共见。他们浪迹江湖、趋利混饭的行迹，早已人佛共忿，所以不可能有太多的指望。

其二，基督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结合方面也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中华精神千年一步，也就导致儒家的发展出现四个层次：早期的原始儒学、古代的关系儒学、宋明的心性儒学（佛教融入儒学）、当代的灵性儒学（基督教融入儒教）。这是精神的历史地层学，每一层都有自己的任务、目的和亮彩。这里所说的“学”，主要强调的是它们的知识论层面。过去佛教曾经有所作为，今天的基督教就更是大有作为。这个作为就是灵性儒学。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最初就根本没有结合任何传统文化的打算，它要革命，要打倒孔家店推翻一切传统，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拿传统当部件和工具。

关于精神中国与灵性儒学，这里想多说几句。

古儒很强调内外或身心的合一性，所以被人尊为“三教”（佛教、道教、儒教）之一。可是，自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传到东方以后，儒学为了屈就于科学而过于突出自身的知识性和外在化，淡化了个体的精神性或宗教性，从而快速走向感性化和功利化，成为世俗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俘虏。结果导致人为外物所累，失去了自由自觉的维度，而很少关注自己的内在感受，于是便失去自我，而仅仅成为一个单向度的智力和效益反应器。

由于儒学日渐空心化，成为没有信仰的学问。结果，儒学泛起，只是作为客观化的知识对象被人复述，而不再具有践行的意味。由于一大批搬弄儒学的人自己并不像孔夫子那样真正在生活中践行，所以社会上招摇的各类儒家多是伪儒。如此，则人所追求的“至良知”和“法由己出”等，在儒家那里都已无从谈起。而儒家又是中国传统的主导文化，于是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等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今天人类在改造世界方面已经做的越来越过头，而在改造自我方面却远逊于古人。因此，为了把外在的约束化为内在的德性，需要通过适当的途径去悟和省，最终走上成人之道。就需要恢复儒学中的灵性实践传统，建构自己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精神实践资源。历史上儒学因为接纳了禅宗等的心性理论，而使自己内转，终于实现三教合流，而使儒家文明得以延续。今天的儒学应该进一步延伸这个传统，充分吸收基督教的信仰成分，以完成自身的再造。比如，香港何世明牧师就曾提出过融贯儒学的概念。

其三，基督徒的实践开出了精神中国的新气象，我们从中看到一线希望。首先，是在今天道德沦丧的背景下，大陆的很多基督徒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跟海外华人基督徒很接近的一种精神境界。我最近去了一些教会和聚会场所看了看，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那种无私奉献、平安喜乐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包括那种谦卑，那种世风，是在大陆其他的地方几乎看不到的。我觉得非常好。第二个是大陆的基督教企业家，他们在从事生产方面没有造假行为，能给人们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第三个是海外华人勇闯世界的宣教事业，即现在我们华人的事业发展所到之地都有福音宣教事业在那里拓展，给当地人带去了精神的归属和慰藉，开辟了精神中国的第二条战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2014年暑期我在柏林，去过柏林三个华人教会中最大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原来在北卡服侍。他对我说，我原来那个教会可好了，什么也不用操心。开始来到柏林这个地方以后，进教会的人，大多是黑户、没有身份、没工作的，被抛弃的，鳏寡孤独等等。许多人到教会都没钱交侍奉，所以牧会能募集到的经费很少，他跟他的太太就由过去温裕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处境艰难，不得不经常回到美国来筹款，以便维持教会运转。我说，你这是何苦呢？但是他说，你都看到了，越是这样的地方越需要福音。这些人在异国他乡，生活状况极差，又没有地方去，不正是我可以做工的地方吗！他们来到教会之后，接受祝福，大家互相沟通、抱团取暖，有的人帮助介绍工作，宽慰心理、生活上适当周济，该是何等温暖和喜乐。听了这些情况以后，我很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在那里我们还遇到一个中国老太太。她一个人，没有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她在德国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是政府的救济，二是翻垃圾箱卖废旧品，这在大陆叫拾荒。由于这个教会经济非常困难，老太太每天忙忙碌碌地拾荒，然后就每周向教会奉献10欧元，这和她家庭的其他人员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反差。老太太天天拾荒而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她挣钱是往教会送。她的女儿骂她傻，说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吃救济，拾荒卖了点钱却往教会送，不是疯了吗？由此我们就直接地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我还拿这个例子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念过书的人，什么博士硕士教授博导，其实你啥也不是，在精神境界上远不如那个拾荒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就象鲁迅笔下的那个车夫，一下子就把你的人格和道德给比没了。我就是从这样一个形象中看到了华人的希望。随后，我在德国的其他几个城市，汉堡、法兰克福等甚至包括北欧的国家，都看到了华人传教士和华人教会在活动。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新的中国正在我们眼前集结，没准儿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该吹集结号了，为了吹这个集结号，我先造一个概念，叫精神的中国。这是我去年在欧洲生活了一个月最大的感触。耶稣基督说：“不经过我，谁也到不了我父那里去。”我觉得大概中国今天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荷尔德林也说了同样的话，就是“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经历的所有艰难困苦，其实可能都是一种等待和盼望。而精神中国为我们这样一个作为文明盼望的新土地带来应许当中的一线希望。基督教和儒学的四个时期对应起来，我觉得也有四步。比方说，西亚的原始基督教，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近代的欧美基督教，以及和未来的东亚基督教。东亚基督教的发达同时可能伴随基督教的进一步世界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突然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希望上的冲动，就是未来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一种新的世界精神的塑造。我们不说人类文明要到新的轴心期了吗？这个新的轴心究竟是什么？没准儿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结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精神中国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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