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 “科学、信仰与生态文明”读书研讨会于2014年10月5日在波士顿召开，来自波士顿地区的华人学生学者40余人参加了研讨活动。研讨会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主持，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晓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田松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段培君教授等学者做了主题发言。以下为研讨会的内容：

王忠欣：“科学、信仰与生态文明”这个话题在国外早已有过讨论，在90年代，美国的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高校对此问题进行过多次研讨，积攒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起步较晚，大约在2000年以后才陆续展开，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做过相关的研讨会。对科学与信仰问题的研讨开展的比较持久、规模比较系统的还属北京师范大学，从2004年至今已做过六次着眼于科学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等领域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在诸多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这个领域在国内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出版了许多译著，国内学者也有该领域的专著出版。就生态文明这个话题而言，美国所关注的是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生态变化，作为华人，我们则更关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平衡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为中国目前的生态危机比较紧迫，最典型的如雾霾，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举办本次研讨会的动机，正在于探讨中国人如何能够摆脱对物质的疯狂追逐，从而减少现代化的破坏性后果。

吴国盛：对于基督徒来说，“科学与信仰”这一话题意味着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而对于非基督徒来说，则意味着科学是否成为了新的信仰。十九世纪后期，西学东渐以后，造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最严重后果是信仰丧失、民族自信力丧失。如此，便掀起了不断学习西方的思潮和运动，先学枪炮，后学制度，但皆以失败告终。最后，大家归结为要学习科学，包括数理化、科学的逻辑思维模式和科学的世界观等。这最终导致了把科学直接作为信仰来接受，即所谓的“百年科学主义”。但是，由于科学作为信仰其实是一种自相矛盾、自相诋毁的悖谬状态，信仰科学最终依然会导致信仰的缺失。这是因为，在西方，科学有宗教和艺术制约，但是在中国，科学没有其相配套的制约措施。若要真正理解科学，离不开它的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希腊的纯粹精神，即超功利性和内在演绎性；第二个背景是基督教的介入，基督教对实践、实验和干预能力的重视弥补了希腊人对自然的单纯观察，为科学的实验方法奠定了基础。例如，“太阳明天是否会从东方升起”这一命题在古希腊精神中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基督教的创世思想中却是一个问题，“太阳明天是否会从东方升起”要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如此，便形成了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基督教实验精神相互制约的发展模式，西方的科学与信仰得以良性互动。因此，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而中国的环境问题还远远上升不到学理层面，它是个完全现实政治的问题，是由执政合法性这一问题所导致的。政府官员为了政绩和维持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便着眼于温饱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就是硬道理”成为了口号和执政之基。与民选制和世袭制相比，国内的许多官员从根本上缺乏主人翁意识，便导致了政府官员对环境不管不顾。许多政府官员在国内捞钱，到国外生活，他们对生态问题虽知之甚多，却置若罔闻。我们之前写了许多要唤醒环境意识的文章，现在看来这都是在做无用功，因为他们都知道，但是却装作不知道，“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所以，国内的环境问题的性质与国外是不一样的，要区别考虑。

田松：我们当下的工业文明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注定是要崩溃的。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对的另一种文明，可以单独的划出一块区域来搞“生态文明建设”，例如，一个地级市搞一个生态园区。这是最低级的版本。第二个版本是，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工业文明的高级形态，例如，用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取代过去的粗放技术和不可再生能源，用可持续发展取代粗放型发展。这是广为接受的版本，但也是最有害的版本，它背后是科学主义的影子，因为可持续发展依然还是要发展，而发展却是有限度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发展。从数学上讲，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增长比率，它如果持续增长，也是一个指数曲线，最终会走向崩溃。第三个版本，是一种建立在对工业文明的彻底批判和清算基础之上的新的文明形态，我们需要停下来。停下来不代表退回去，因为我们退不回去。我们需要先停下来，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在一个太阳下生活”作为定量标准，意思是指不使用石油、煤炭等“过去的太阳”。我们也应当努力摆脱凡事都寻找“科学依据”的桎梏，许多时候，个人的经验依据、历史依据都是更可靠的判断方式。例如，一个人饿了仅凭个人的感觉就可以了，不需要用科学仪器来测量。再如，一栋五百年的古建筑不需要特意安装一个避雷针，因为五百年的历史证明它有很好的避雷效果。在目前处境下，构建真正的生态文明需要向传统学习，因为现存的传统生态文明样态是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的、依然存在着的和可能继续存在着的，即使一些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被工业文明灭绝了，它也至少还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依据值得借鉴。当前的工业文明是单数，能源和资源从下游送到上游，垃圾则从上游送到下游，全球性的流向都是这样的；而传统则是复数，在海边生活的人有海边的传统，在山里生活的人有山里的传统，在北极的人有北极的传统，等等。所以，未来的生态文明应该是文化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应该回到和它当初的所生存的条件相关的地域多样性中。

吴彤：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当前科学的存在和发展状况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科学实践哲学，是把科学看成人类有效的和自然打交道的一种活动，而不是简单的理论知识体系。站在这种角度上分析，便会发现科学其实也是复数，例如，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是自由的科学，但到了培根时期科学就成为一种力量，在经过实验室的研究以后，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实验形态的科学，但同时数理的传统依然存在。按照齐曼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院科学，一种是后学院科学。所谓后学院科学，是指它成为了与资本密不可分的科学，与商业应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例如，一位研究真菌的生物科学家，他把某地的真菌提取出来以后，他会去申请专利，并且认为这是非常当然的事情，从而实现了基础研究和商业应用的双赢。以美国传统为主的知识产权制度对这种做法是鼓励的。但是，这种双范式的融合会导致合法化的“偷窃”。例如，一个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从第三世界国家里发现了传统的物种，打着基础科学研究的名义，按照国际公约知识产权制度申请了专利，但是原属国的科学家却不能再做这种研究，否则就会侵权。因此，这等于说，他既偷窃了原属国的利益，又通过某种方式，把一种原来没有任何伤害目的的研究，变成了与权利和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后学院研究。这种双范式的“融合”把一个科学家的灵魂腐蚀掉了，因为他觉得，我做基础研究完全可以这样做（其实基础研究的原本定义就是没有任何商业目的）。这种状况是不正确的，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他既占尽了无功利化的名誉，又赚得了商业利益，还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解决这种现状的一个途径是，要承认所有的知识的本性都是在地的、落地的一个知识。西方实验室发展出来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个地方化知识。它之所以能够覆盖全世界，一个解释说，是因为它有一种权力关系在里面。其实，中医也能够普遍化，比如六味地黄丸，全世界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子来做。因此，中医不是不可以普遍化，而是它故意要因地制宜、在地化和个性化。问题并不在于后学院科学，而在于后学院科学和所谓学院科学不要混了，后学院科学应该加上一套严格的规范。

刘晓力：不管是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还是基督教的实验传统，都默认了自然是可以被充分理解的，这是一种误区。尤其是，当前一部分学者依然在坚持计算主义，把人类的一切认知活动，甚至包括喜怒哀乐等情感，都还原为神经元，都试图用计算来解释。这种选择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人不可能被简单地还原为机器。计算主义其实还属于第一代的认知科学；为了找出计算主义的误区，一些学者便发展出了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认知与人的身体、环境相关。有一个4EC理论，由涉身认知（emboded）、嵌入认知（embedded）、交互认知（interactive）和延展认知（extended）组成。涉身认知强调，人的认知是与环境交融在一起的，两者并没有严格的主客体界限，我们的身体跟世界有一个协调的机制。嵌入认知强调，不能脱离人的世界去理解外部世界，不要把外部只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客体，我们是一个主体，我更有主动性。交互认知强调，环境其实与我们是互动的，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对环境有作用，同时环境对我们也有一个交互的作用，这是一种活动的、主动的和交互的过程。延展认知强调，我们的认知是延展的，例如，我们离开手机就像丢了魂一样，西医离开了仪器就不会看病了，中医如果离开了医学背景同样也不会看病。然而，这个4EC理论依然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依然带有“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特点。美国科学家吉普森提出了生态认知这一概念，当前哈佛大学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所谓生态认知（affordance），就是不要总是以为外部世界给你提供的就是好的，而是要把我们所能担负得了的东西给我们。在认知的过程中，不仅只看到一个好的东西，还要考虑到其可能的障碍。例如，往常所走的路上，今天可能会有一个路障，这些应该也要考虑到。当前的认知科学已经表明，传统的刨根问底的理性主义路线、计算主义路线或许是行不通的，这对我们反思科学、信仰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段培君：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还不能简单地停下来，否则就业、贫穷、生活质量、寿命等问题都会接踵而至。从历史的统计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要争夺资源，但是二战以后世界总体发达了，战争也就减少了，也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大家一起分这块蛋糕，而不是争夺有限的资源。我在工作期间，就环境问题做过三件事。第一件事于2006年向中央建议把环境问题纳入决策之中，但是到了2012年才得以实现。第二件事是对环保提供一个评价体系，从制度上为解决环境问题奠定基础，把增长质量的参数摆在前面去，把增长的系数摆到后面，将世界的评价体系、环保部的评价体系和社会责任体系综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综合评价体系。然而，这个大的体系并没有真正发展出来，解决的办法是把它下放到地方单位中去，在评价的时候按照这三个体系的指标进行评价，而这三个体系之间的协调问题则由地方单位自己解决。第三件事是建立一套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对企业和个人都起到一定的约束。近年来，大家都越来越意识到信仰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性，从哲学层面上也都达成了共识，即认为过去的那种对哲学和神学关系的看法是有偏见的。当然，若要从意识形态上进行一种大的改变，或许还不能太急。

刘孝廷：生态伦理有个“博物之根”。人们面对生态问题通常有三种选择：第一是矛盾分析法，即“求之以反”，事情眼看不行了才被动地想改；第二是诉诸经典，以引用一些人的话为保护环境的依据；第三则是回归信仰。总体上看，生态伦理的提出首先是与信仰有关的，早期的许多生态伦理学家，如罗尔斯顿，都是基督徒。目前我们讨论生态伦理有两个学术路线，第一条是科学的路线，第二条是人文的路线。科学的路线又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是物理学的思路，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最后指出人不能破坏自然；第二个是工具价值论的思路，经过反复地功利性比较，最后认为还得保护环境。可见，工具价值论的路线与物理学的思路是内在一致的。它们对应的仍然是“求之以反”的思路。关于人文的路线，其中一种方式是采用心理学中的移情，也就是通过移情来扩大伦理的范围，最终推出要保护自然。另一种人文的方式是采用信仰的方式，特别是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强调自然是上帝的作品，而且在创世的过程中上帝赋予了人照顾和保护自然的责任。然而，不管是科学的路线还是人文的路线，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理论上难以摆脱还原论，第二是行动上不能导致必然性。现在，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或许会是一个解决生态问题的很好的办法。如果把博物学看做一种科学范式，则科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叫博物学，第二段叫数理科学，第三段叫STS即大科学阶段。博物的知识来源于个体的生活亲知、集体劳作、先天经验的传承、文字记载等。我们人类的知识大概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硬件知识，如人造工具和器物，一种是编码知识，如书本上的文字，另一种是湿性的知识，即不能脱离知识拥有者而存在的知识。总体上看，博物学是以观察为主的知识，在博物的眼里万物皆有光辉，皆能自我显现。博物学的基本信念和方法，上升为一种纲领，形成博物论。博物论中最主要的纲领是建设性纲领，它提供了一个新的交往原则，比如，在存在论上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万物一体，多元共生；在价值论上主张共赢共享和共同福祉；在方法论上主张共容、互赏；在行动上要求强者自我约束和对弱者适度改进，责任分担。而所谓生态就是“生存所必须的状态”，这与中国古代文化是相通的，例如《周易》的最大的学问就是生生，生生之为易，大易生生。从博物学的角度上考虑科学、信仰与生态的关系，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冲突，也能避免还原论的循环论证问题。

在讨论阶段，暨南大学的陈才俊教授、 武汉大学的余来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等学者都谈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王忠欣博士最后表示：归根结底，还是要强调两点：第一是要控制欲望，欲望降下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物质的破坏和浪费了；第二是要多一点宗教的怜悯心，能够把自己所拥有的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全世界的财富不是不够，而是贫富不均，如果心存怜悯、与人分享，也就不需进一步的攫取和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了。因此，不管是控制欲望，还是培育怜悯心，都要回到信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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