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7日，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以“基督教与当代中国”为主题的读书研讨会在美国波士顿举行。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王天民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伦敦神学院博士候选人单传航先生等，围绕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基督教对当代中国问题化解的价值、基督教神学与当代中国精神构建以及基督教与现代文明等议题作了发言。来自波士顿地区的华人学生学者及美国学者40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
（一）基督教与中国的历史进程
王忠欣博士以“基督教之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贡献”为题进行了前导性的基调发言。他认为，自唐朝景教以来，基督教就嵌入到中国历史进程之中，并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了独到的贡献，这种贡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王博士扼要地列举了如下几方面：（1）高等教育方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基本都是由教会创办的，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圣约翰大学等。可以说，若没有基督教的帮助，中国的现代教育发展将会滞后许多；基督教不仅在财力上支撑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起步，而且也贡献了诸多的现代教育理念；（2）医疗卫生方面。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创办也有基督教会的背景，如湘雅医学院、华西协和医学院、沈阳奉天医学院等。若没有基督教的介入，中国的现代医学即西方医学的引入将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或仍然停留于传统的中医时代。同时，基督传教士也为中国带来了现代的卫生习俗，对卫生设施与理念进行了现代革新；（3）社会变革方面。自进入中国以后，基督教在诸多方面变革了中国社会层面，其中包括了对鸦片泛滥的抵制、对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以及现代政治理念思潮的启蒙，如戊戌变法、孙中山革命运动等等。现代的政治理念也随着基督教的思想以及诸多传教士的著述而逐渐影响了一批为民族出路而奔波的先进人士。
进入当代，基督教与中国历史进程仍密切相关。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内涵的基督教根源，特别是平等、法治与民主理念范畴，这些现代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其背后的塑造都与基督教密切相关。如要深入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要对其更为深层的渊源背景给予把握，特别是把握平等、法治与民主等理念与基督教之间的紧密关系。第一，在平等上，《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人与人关系也成为新造的，彼此是平等的。在基督教神学中，传统的血缘等级差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人平等。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提出这样的口号，即唯有《圣经》、唯有信仰、唯有恩典是最高权威，人与人平等地与上帝直接的沟通，突破了此前的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总之，超越者上帝的存在，为人人平等架构了一个恒定的参照坐标，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第二，在法治上，现代的法治理念与中古时期的修道院、教会法是密切相关的。早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院规是最高权威，即便是修道院长也要服从这个院规。这其实是在人人之上确立了一种规则，这就是现代法治与宪制的雏形。而这又通过修道院培训的国王等世俗统治者切入到世俗社会的治理之中；第三，民主也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宗教改革以后，从英国清教徒中产生出来的公理会，就践行了一种民主选举的规则。教会的最高权利属于全体会众，教会所有事情都要全体会众来参与讨论、表决。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一些核心理念都有着深厚的基督教背景。
因此，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或文化重构，必然要关注到基督教的思想资源。当代中国的物质极大丰富，但是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并不仅限于物质，仍需在诸多的方面进入现代，如社会治理模式等。否则，就会出现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前现代治理之间的冲突。目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现象，这些问题解决需要从多个层面加以审视，也需要包括基督教思想资源在内的多维思考。
（二）基督教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
王天民教授围绕基督教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作了比照性阐释。他首先指出，当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如饥饿、战争、抑郁等，背后都有一个总的根源即精神生活失当。当代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最根本的是精神信仰问题。在步入现代之前，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传统型社会，里面有着一个稳定性的结构，有着社会的信仰体系。这使得其运转具有某种和谐性。但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了，传统的一些信仰被当作腐朽、愚昧被清除。有神论的思潮受到极大的约束。这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此外，中国也在追求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构建民主与法治，但是它与西方本源的民主法治精神背后的根源又是断裂的。这就是说，在与传统断裂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文化构建也尚未完成，这加剧了中国的当代问题所呈现的独特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是儒家文化，是性善论为核心的君子文化，这与基督教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因为它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强调原罪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超越性是不够的，不仅不能实现个体的自我超越，而且也造就了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与不平等。而基督教文化强调了在超越者面前的平等，具有了超越性的参照坐标。人人都是有罪的，强调人人需要进行自我反省、改善自身，走向一种内在的超越而不是以外在的伦理为尺度。因此，传统的儒家文化开不出现代民主、法治与平等的果实，而这些思想资源深层背景是超越者上帝的存在。可以说，现代文化的根基在于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与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相匹配，而与现代的秩序存在着极大的不适应性。这种比较的根本意义，不是要全盘否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在现代化处境中所呈现的局限性，不能较好地为现代的中国文化再造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当然，当代中国的前进道路，必须是要依赖于对传统文化的再造，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三）基督教与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
张秀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大陆大学生信仰宗教的深层原因探析”。基于对北京几所高等院校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状态的深入调查，张教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视。
张教授认为，学界此前对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相关研究，常常将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象作为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的现象，较多强调甚至夸大了信教现象对大学生的负面效应。然而，这种否定性或消极性视角，并没有真正从人的生存精神需求出发，且与自己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应该在中国的现代化迈进中，在现代性的展现过程中，以现代人的精神诉求等角度来把握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象。
中国大学生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作为现代人的大学生对自身精神信仰追求的结果。在现代化进程的激荡中，在市场逻辑下的物欲横流、功利主义泛滥的背景下，诸多大学生有自己的思索以及心灵安慰的需求。我们应当正视大学生宗教信仰现象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探究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根源，并指出它存在的价值和基础。
首先，从宏观上看，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现象，需要站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其要站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来理解。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来看，基督教起到了支撑性作用。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必然会受到此模式的影响，因此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也应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而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即应在这样的大环境来加以理解。正是在此背景下，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加深了大学生个体认同危机、人际关系功利化，甚至导致大学生的个体生存异化。这些张力使大学生必然需求克服焦虑和不安的精神信仰诉求。
其次，从微观上看，大学生的宗教信仰也与当代中国的大学环境密切相关。当下中国的大学，呈现出功利化趋向，并与大学生对人文关怀的渴望冲突。中国的大学，教育仍停留于功利性的知性教育，缺失对一个健全人的完整培养。为摆脱这种功利化的迷失，一些大学生寻求了精神信仰的充实。为此我们必须走出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现象认知误区。
怪异的是，在现实中信仰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挫折之后的心理安慰需求，这导致在当前的大学治理中存在着对信教学生的某种芥蒂或压制。而实际上，宗教生活应该是人真正需要的生活，这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也获得了肯定。所以，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国，应该回归马克思对宗教问题的论述，更积极地看待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象，让宗教信仰成为支撑人的精神生活的积极力量。当然，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象，也的确有双重性，在肯定其正面价值的同时，也需看到宗教信仰的工具性、功利性问题，更好地把握大学生宗教信仰现象。
（四）基督教与文明和伦理
单传航先生围绕文明、文化以及伦理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文明与伦理可以归纳于一个大的框架即文明框架。那么什么是文明呢？文明含义有着许多界定，但总体上有一个独特性的内涵，即文明核心与伦理息息相关，遵守伦理的程度就决定了社会文明的程度。
基督教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明内涵，或者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这在基督教文化兴起时对当时人们的规化以及伦理向度的培育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当时的基督教使得野蛮民族逐渐文明起来。而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伦理又是其核心性内容，《圣经》中很多地方都要求对有信仰的人需要秉持伦理。这是基督文明的核心所在。
当下中国的文化重建，也必须重视寻找伦理的立足，找到文化的核心。如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法治文化的建设，都需要超越性的伦理奠基。一个文化的兴起与衰落，都与伦理强弱有着密切的关系。单传航认为，伦理的背后基础是信仰或超越。伦理不仅仅是平常的行为规范，更是超越性的维度支撑。文明不是以现代的物质极大丰富为指标，更在于信仰文化的构建，形成蕴含超越性的伦理规约。
（五）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精神
刘孝廷教授以“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条件”为题做了发言。他首先指出，韦伯命题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阐述了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精神条件。如果我们把韦伯命题拓展，就可发现现代化的起步必须有一个精神条件。如果说，现代化的启动力是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核心则是宗教改革，而现代化的后续动力，则是科技创新。由此，韦伯命题拓展解读，即可发现现代化必须具有自身的精神条件或精神标准。韦伯命题本身即指明了基督教赋予了现代化以精神内涵。没有这一精神条件，现代化就是不可能的。
由上所述，要把握当下中国的精神状态，就必须实现方法论的变革，即从现代化进程或人类一般精神的广泛视野下来审视，换言之，以世界精神看待中国精神状态的当下处境。在此视野下，中国虽然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物质现代化或外在现代化，但是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至少现代化的人的培育还未完成。而后者这种内在的现代则是现代化的根本所在。这种现代化是一种劣质的现代化，是一种外延式的物欲性的现代化，甚至根本就不是现代化。这样的判断源自当代中国缺失现代化的基本精神条件，或还没有找到或形成自身的精神存在状态。这无疑是与一个大国的形象不相符的。所以，我们曾经被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现在是否已经成功地摘去了，仍然是值得怀疑的。而这个贬称根本上不是指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有多差的问题，而是指这样一个大国没有良好的国家秩序以及精神面貌。
问题是，何谓现代化精神标志呢？对此，康德提出的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以及个体自由可以作为参照。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常常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普遍人权、民主法治等。上述的现代化社会条件也包含了精神性条件，如人权与精神信仰相关。另外，现代精神也塑造了现代人格，没有现代人格的社会，就不是一个现代社会，而这是中国当下建构以及未来走向所要思考的大问题。什么是现代人格呢？它的一个部分是社会人格即国家或社会当作个体而具有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历经了三种社会人格，即陆路为基础的农民人格、水路为基础的市民人格（基督教促进了这种人格的转换）以及航空为基础的的全球人格。当代中国的情况是，虽然1949年标志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作为整体站立起来了，但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还尚未完全站立起来。
以上即我们审视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精神条件的大背景或大前提，只有基于此才能真正思索中国人应该是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以及需要具备怎样的人格状态或精神面貌。而信仰问题又是其中核心所在，这是真正地成为人的关键所在。信仰也是伦理的基础，后者包含了两个基本维度，即俗化伦理（现实社群中的利益交换而逐渐形成的基本规范）与圣化伦理（为俗化伦理提供深层的或超越性的根基）。从圣化伦理的建构来说，中国当下的儒家文化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这不仅在于对传统内核的丢失或断裂，而且更在于其本身的超越性不足。所以，中国现代精神构建的思想资源必须外求，从外部引入新的精神资源，实现精神的新书写。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失了现代精神建构的思想资源呢？可以看几个例子：一是在“爱”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爱”是一种人伦之爱、俗爱，而没有基督教文化中的圣爱或超越之爱；二是在“逻辑”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重情理轻逻辑，重道理轻真理。为了走上“圣爱的逻辑”，就必须从文化走向文明，从角色伦理转向普世伦理。中国现代精神的建构，最根本的方式可能在于草根的觉醒，由此推进现代社会的成长，实现个体觉醒意义上的真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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