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4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美国麻州波士顿的宁荣乐苑举办读书研讨会，邀请中国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吕周聚教授演讲“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泛忏悔意识”。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院校的访问学者和学生，以及波士顿地区的华人基督徒20多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以下为吕周聚教授的演讲内容：

一、迟到的忏悔

最近，在网络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文革造反派为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造反行为道歉的报道：原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刘伯勤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在文革中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的张红兵也公开将自己的这段经历披露出来，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里发表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被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方忠谋被枪决。尽管这个案子在10年后已经平反，但母亲的死多年来象一块巨石一样压在张红兵的心上，他吃不香、睡不稳，最近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他在信中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在文革浩劫中，极左政治异化导致人性底线堤坝的溃败，人性泯灭、道德伦理败坏，人与人之间互相揭发，儿女揭发、批斗父母，父母揭发儿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在当时成为并不少见的革命壮举。文革结束之后，除极少数造反派因当年的造反行动受到惩罚外，大部分造反派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继续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有的甚至继续升迁，当上了不同部门的领导。上述几人表现出某些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当年的红卫兵头目、造反积极分子，文革后当上了干部，现在人到晚年，大多已经退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他们对文革中错误行为的忏悔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道歉、悔过，是一种良心的发现，而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是一种“泛忏悔”意识。这些人的“忏悔”虽不是文学层面上的“忏悔”（或可视为纪实文学层面的报道），但他们的行为昭示着个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对自己的深刻反思也将昭示着对文革的进一步深入反思。

二、中国人是否有忏悔意识

数年前，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将知名作家余秋雨推上了风口浪尖。余杰认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对历史进行反思，对历史、对他人进行拷问，而对自己及自己的历史则遮遮掩掩；余秋雨只发掘他人的内心，而从不反省自己的问题，没有忏悔意识。与巴金、韦君宜等经历过文革、且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的作家不同，余秋雨没有在作品中真诚地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包括自己的罪恶与丑陋，更没有向被他迫害的受害人表示道歉。余秋雨有何需要忏悔的？要搞清这些问题，自然要从余秋雨的文革经历说起。在文革中有两个著名的大批判组，北京有“梁效”，上海有“石一歌”（11个的谐音，是上海大批判组的笔名，其重要成员有十一个），这两个大批判组所撰写的社论对鼓动文革、批林批孔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余秋雨是上海大批判组“石一歌”的重要成员，因其笔锋犀利、颇具文采而深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青睐。

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文革中那些被迫害者说自己是受害者，那些迫害他人的人也说自己是受害者。几乎没有人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忏悔，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普遍地缺少忏悔意识。中国人为何缺少忏悔意识？余秋雨们不忏悔的原因是什么？要探讨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人缺少忏悔意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奉行的是一种实用的现实主义观念，只关注当下，而很少思考过去、展望未来。在中国流行一句口头语：世上没有后悔药，其意思是说，过去已经成为了即成的事实，难以改变，即使后悔也没有用。这种观念在警告人们处理事情要认真、谨慎以避免发生错误方面无疑有其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只是站在当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忽视了对过去即成事实进行反思、忏悔的未来意义与价值。从宗教的角度来说，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教徒，没有或缺少忏悔意识也就成了可以理解的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许多个人并未达到“吾日三省吾身”的境界，他们为了个人的名、利不愿或不敢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这是人性的自私、虚伪所致，也是一般人所难以摆脱的升华障碍。

三、巴金《随想录》：一个民族的良心

实际上，并非所有经历文革的人都拒绝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忏悔，只是这样的人非常稀少，巴金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日子里，巴金就开始写作《随想录》，可以说在当时他是唯一的一个对文革进行反思、忏悔的作家。

巴金为何要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忏悔？他在文革时期做了哪些“坏事”而使他寝食不安？实际上，与某些人相比，巴金在文革中是一个真正的受迫害者，他在1966年8月就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受到批判，关进“牛棚”，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其作品被打成大毒草，成为禁书。由于文革时期流行的血统论、株连制，其子女、妻子都受到牵连。作为一个受害者，巴金为何不象当时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作家那样去控诉文革，而是要主动地承担自己对文革的那份责任？这让一般人不好理解。其实，巴金虽没有直接地施害于他人，但他却间接地伤害过他人，他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头，甚至对好朋友落井下石。叶以群是巴金多年的好朋友，被张春桥等定性为反革命，上海市革委会要求巴金写文章揭发他，巴金知道叶以群不是反革命，因此找理由拒绝写揭发文章。但过一段时间，上头的电话又来了，要巴金必须写，巴金最后讨价还价，说我写可以，但发表时不能署我的名字。巴金写完文章后就出国访问去了，很快文章署名巴金发表出来，后来叶以群跳楼自杀。巴金在文章中回忆自己当年的行为，认为叶以群的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并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忏悔。与余秋雨相比，巴金的境界是非常高尚的，他不仅是为他自己忏悔，而且也是在为整个民族忏悔，正因如此，《随想录》被誉为“民族的良心”。

文革结束后，许多人都来反思文革，但人们反思文革的角度与方式并不相同。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作家大多都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反思文革，反思的结论是将文革的责任推给了林彪、四人帮，而巴金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深刻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自私、丑陋、黑暗，主动承担自己对文革应当承担的那份责任。他认为，由于性格的懦弱，自己丧失了独立人格，把“长官意志”当成自己的意志，成了一个没有主观意志、没有独立人格的机器人，“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意志的机器人。”巴金突破政治的层面，从人性的角度来反思文革，认为文革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中国人身上所残留的封建意识，他将封建奴性分为两个层面：即所谓“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巴金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自觉自愿地接受改造，从一个“奴在身者”变成了一个“奴在心者”，“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从这一角度来说，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无论其在文革时期扮演的角色如何，都应该对文革承担一份责任，只不过其承担的责任的大小不同而已。如果文革中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能够头脑清醒、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对个人崇拜、封建迷信说“不”，那么文革可能就不会发生。

四、基督徒的忏悔

文革时期，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而受到批判，近年来，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部分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就表现在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上。

湖南人温庆福在文革时期是一个造反派，与当年众多的红卫兵一样，对自己的老师进行批斗、迫害，1999年，温因公事去美国，参观了一个基督教教堂。几年后，温庆福在岳麓山下一家老书店里看到一本《圣经》，犹豫间买了下来。“神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认识自己的错误，以求得心灵的救赎呢？”由此出发，他写下了“我至今愧对的一个人”的道歉信，今年6月他将信件投递给《快乐老人报》，希望当面跟当年受自己迫害的张老师说声对不起。温庆福将自己当年的行为归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愧疚，不会安宁。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良心。”从无神论者到相信“神”的存在，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忏悔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过，温庆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

中国人所具有的这种泛忏悔意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忏悔的前提是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种错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内涵：从世俗的角度看，人难免犯错，犯了错误之后要勇于承认、改正错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人生会犯各种不同的错误，而这些错误与人的本能欲望密切相关，因此要戒除以色为代表的各种欲望；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人生而有罪，即原罪，这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悲剧，忏悔即对罪性意识、行为及人类生存悲剧的深刻反省。要忏悔必须要说真话、有良心、有勇气，它要求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清醒的头脑和社会责任感。忏悔具有自我心理净化的功能，自我人格完善了、健全了，必将会带来民族性格的变化，这或许是梁启超、鲁迅当年所思考的改造国民性的另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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